第二步是“經營南國”，包括周族和召族向南發展為周南和召南，也包括在江漢平原建立據點。還有東南吳國，開國君主是文王的兩個伯父。他們跑到吳，據說是為了讓位給文王的父親?，F在看來，說不定倒是亶父派出去的，目的是要抄殷商的后路。

    周人的布局，穩扎穩打，步步為營。

    羽翼豐滿的周人開始實施第三步，這就是“大挖墻腳”。文王號稱西伯，成為商西霸主后不久，就毫不客氣地滅了商的若干附庸國，比如密（甘肅靈臺）、黎（山西上黨）、邘（河南沁陽）、崇（陜西西安）。滅崇以后，他們還把那地方變成了自己的前線指揮部，叫“豐邑”。

    這就幾乎到了商的大門口，而且南、北、西三面，都是周的勢力范圍或者同盟軍，正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當然，這三分之二的天下，主要是農村。作為農業民族，也作為后起之秀，周人只能在商王鞭長莫及的農村做文章。物質財富、人力資源和精銳部隊，仍然集中在城市，在商王的手里。

    農村包圍城市，能成功嗎？

    難講。

    周人不能不憂患。

    也就在這時，他們完成了《周易》一書。古人說它是文王的作品，這當然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但說《周易》產生于殷周之際，作《易》者“其有憂患”，是不錯的。因為《周易》的核心思想就是“變”，主要內容則是六十四卦的演變。那么，你怎么知道老天爺變不變卦？

    然而歷史常常會有驚人之筆，事情的發展和變化也比人想象的快。就在周人從西、北、南三面包抄殷商時，東邊的夷族也揭竿而起。東夷動手比西周早，殷紂王當然要先對付他們。結果，殷商雖然獲勝，卻實力大損，元氣大傷。戰敗的夷人也心存怨恨。因為按照慣例，他們被俘后不是變成奴隸做牛做馬，便是變成祭壇上的人rou包子。

    周武王的機會到了。

    武王信心滿滿。在多國部隊的誓師大會上，他把握十足地對聯軍將士說：別看“受”（殷紂王）有億兆夷人，沒有一個跟他同心同德！

    事實證明，正是如此。

    我們不知道武王出兵前，有沒有讀他父王的遺著。如果他讀了《易》，也許會在乾卦下面看見這樣一句：“飛龍在天，利見大人?！盵10]

    是時候了，干吧！

    新政權面臨危機

    勝利還是來得太快。

    突如其來的勝利讓周人措手不及。好在他們頭腦清醒，很快就認清了形勢，找到了對策。

    且看天下大勢。

    當時的天下，大約有相當多的族群。商，就是由他們組成的松散聯盟。商王國是其盟主和核心，成員國則有的死心塌地，有的口是心非，有的離心離德，有的圖謀不軌，更有一些并不加盟的散兵游勇在外觀望，并蠢蠢欲動?，F在周人把盟主干掉，蒜頭就變成了蒜瓣，不難想象天下會是什么樣子。

    何況這些族群也五花八門。中原地區是“諸夏”，西部地區是“諸羌”，東有“東夷”，北有“北狄”，南方則有“百濮”和“群蠻”。其中有部落國家，也有部落和氏族，對待商和周的態度也不一樣。有的親商，有的親周，有的搖擺，有的獨立。只有一點相同：沒有一個是省油的燈。

    更何況，即便是周的同盟國，也有一個“按勞取酬，坐地分贓”的問題。

    但當務之急還是對付殷商。

    事實上，所謂“武王伐紂成功”，只是端掉了殷商的“總指揮部”。戰敗的商人除一部分退到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外，大部分殘余勢力仍然散布中原，盤踞淮岱，隨時準備卷土重來。

    這就不可不防。周人的辦法則是分而治之。武王先是為殷商遺民建立了一個傀儡政權，君主是殷紂王的兒子武庚。然后把商的國土分為三塊，分別派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各率一支部隊進行監視，號稱“三監”。

    如此雙管齊下，應該靠得住了吧？

    然而恐怕就連武王也沒有想到，他一死，傀儡武庚和東方的部落國家，一個個全都反了。而且挑頭的，居然就是派出去監視殷人的那三支部隊。

    這在歷史上，就叫“管蔡之亂”。

    新生的西周政權，面臨巨大壓力和嚴重危機。

    當然，叛亂最終被周公、召公和太公之子聯手平息。武庚和管叔被殺，蔡叔和霍叔被流放，參加叛亂的殷商貴族則被稱為“頑民”或“殷頑”。周公又連哄帶騙把他們弄到洛陽，住進新城“成周”，進行集中管理和思想改造，并在成周西邊三十里建“王城”，作為西周的東都。這才算是“寶塔鎮河妖”。

    憂患是有道理的。

    更可貴的是理性和冷靜。無論是武王伐紂，還是周公平叛，勝利了的周人都沒把殷商貴族當戰俘。既沒給他們戴上鐐銬關進地牢做奴隸，也沒把他們當亡國奴。武庚被殺后，周人又把殷的舊都商丘封給了紂王的庶兄微子啟，國號叫宋，待遇是最高一級的公爵。那些不愿意臣服于周的，則任其遠走他鄉。其中有一部分，據說跨過白令海峽到達美洲，成為印第安人的先祖。

    為殷頑筑建的成周，也不是德國納粹的集中營。住在那里的殷商貴族，仍然保留自己的領地和臣屬。被賦予監視殷頑任務的衛侯康叔，則被告誡要延續商的法律，重用商的賢人，尊重商的傳統，包括以寬容的態度對待其飲食習慣。比如周人群飲，就殺無赦；商人酗酒，則網開一面。

    西周統治者，難道是觀音菩薩？

    當然不是。他們這一套，不過懷柔政策，甚至別有用心。比如放任商人酗酒，就有“任其吸毒”之嫌。但在周公后代的魯國，殷商遺民可以有自己的祭壇，叫“亳社”（亳讀如博）。亳社與周社是并尊的，周人對亳社也一直恭敬有加，這難道還不算開明？

    不是“天性仁慈”，也未必“用心險惡”，周人為什么會這樣？

    憂患。

    天命與授權

    憂患伴隨了周公一生。他曾經對兒子說，我身為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現任周王之叔，地位不低吧？但我“一沐三捉發，一飯三吐哺”，洗頭吃飯都常常中斷，不能盡興。為什么？我是時時警惕，不敢怠慢呀！

    奇怪！叛亂不是平息了嗎？他還憂慮什么？

    人心不服。

    事實上，正是武庚和三監的反叛給周公敲響了警鐘。他很清楚，新政權不可能建立在一夜之間，單憑武力也難以服眾，哪怕再加懷柔政策。是啊，周作為蕞爾小邦，憑什么說當老大就當老大？再說了，周以遠遜殷商之國力，居然一戰而勝。這樣的勝利，保得住嗎？這樣的政權，靠得住嗎？

    難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