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荀彧曾勸曹cao軍事征伐的同時，不可廢棄儒家文化教育的作用。

    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彧嘗言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績，教化征伐，并時而用。

    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于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于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

    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于當時，揚名于后世，豈不盛哉。

    若須武事畢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圣真，并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br>
    再如袁渙，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難已除，文武并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br>
    建安十九年，曹cao征孫權，參軍傅幹諫曰：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與武也，用武則先威，用文則先德，威德足以相濟，而后王道備矣。往者天下大亂，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br>
    “今未承王命者，吳與蜀也，吳有長江之險，蜀有崇山之阻，難以威服，易以德懷?！?/br>
    “愚以為可且按甲寢兵，息軍養士，分土定封，論功行賞，若此則內外之心固，有功者勸，而天下知制矣?！?/br>
    “然后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濟之，則普天之下，無思不服矣?！?/br>
    “今舉十萬之眾，頓之長江之濱，若賊負固深藏，則士馬不能逞其能，奇變無所用其權，則大威有屈而敵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義，全威養德，以道制勝?！惫粡?，軍遂無功。

    荀彧的“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袁渙的“大收篇籍”和傅幹的“漸興學校，以導其善性而長其義節”，顯然指的都是一件事，即重整文化教育。

    曹cao并非不認可儒家教育的重要作用，他曾在建安八年下令：“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其令郡國各修文學，縣滿五百戶置校官，選其鄉之俊造而教學之，庶幾先生之道不廢，而有以益于天下?！?/br>
    但顯然這一政策并未一以貫之，否則也就不會有上述幾人的勸諫了。

    其原因除了戰亂年間無法進行穩定的文化教育事業外，主要還是在曹cao內心深處，完成統一大業的心理壓倒了一切，他并非不知道，也不是不想遵從荀或等人的建議。

    更有可能的是，他想在完成全國統一之后再做這些事，所謂“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所謂“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都可看作是他對治世和亂世應各有其首選政策的不同表述。

    所以他雖然對荀彧的建議“常嘉納之”、對袁渙的建議“善其言”，但都沒有付諸行動，而對傅幹的建議則直接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

    如前面所說，曹cao對儒家思想的認可和尊崇史實俱在，不容抹殺；同時，曹cao“唯才是舉”令的發布對儒家價值觀的摧陷之酷也是事實。

    曹cao對儒學的這種矛盾的態度，可從其急于完成統一大業的心理做出解釋，即為了完成統一全國的心愿。

    曹cao不僅沒有給儒學以重視，甚至不惜對其造成破壞，后果當然是嚴重的，正如顧炎武所論：“夫以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為之而未足；毀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余 ”。

    所以在我們的歷史視野中，曹cao時期并非是一個儒學得意的時期，而恰是儒學在魏晉之際走向衰落的開始。

    曹cao對儒家思想主要分三個方面來分析，第一個就是接受儒家思想。

    史載曹cao“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又云其“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陳琳在為袁紹所作檄文中更罵他是“贅閹遺丑，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

    這些無疑讓人感到曹cao是一個不學無術又放蕩無節制、唯恐天下不亂者。

    然而事實是否真的這樣？史書又載：曹cao“年二十，舉孝廉為郎”，為議郎之初即上書陳說“陳（蕃）（竇）武等正直而見陷害，jian邪盈朝，善人壅塞”之事，可見曹cao二十歲前不僅已身具孝親禮讓、清正廉潔的德行，出仕后亦顯示出正身立朝、不畏權貴、嫉惡如仇、力匡朝政的優良品格。

    也因此，即使曹cao其時還很沒名氣，名士橋玄從他的言行中便認為他將是漢末大亂“安生民”的“命世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