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瑟琳堅持說賬單由她付，讓我隨意，顯然是不打算承認真正付賬的人是誰了。

    我的警惕之心并未因此放松。

    其實都到了現在的地步，我對喬瑟琳原本不需要如此警惕。但事情接二連三地發生了，讓我應接不暇，現在我最初的“這件事”的目標，干脆脫離了戰場一線。喬瑟琳要是較真問起來，我招不招架得住，這很難說。為了不至于陷入那樣兩難的局面，還是從最開始就做足準備為好。

    我將跟進凱文方面取得的發現，COO的事，COO招攬我的事，連同我對集團內部分歧的一些猜測都一五一十講了，也暗示針對大老板的人確實是主席。不過，在信息渠道上，我做了一些不可避免的模糊。喬瑟琳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揀著要緊的地方問，對于我不愿深談的，也沒有過多為難。

    飯桌上作匯報是門藝術。這里又是公共場合，什么樣的人都有，于是少不了暗語與轉喻，又有許多交換只藏匿于水下，依憑的僅僅是心照不宣。

    跟高手過招總是獲益匪淺。喬瑟琳常常在我起了個頭的時候就觀察到我的思路，省卻不少穿針引線的工夫。

    然而有一件事是十分要緊的：第三方的資料。

    資料外泄一事我到現在都沒有報備，我確實不知如何是好。于理而言，這樣關鍵的信息交出去，我是該事前就征詢上級意見的，退一步說，至少要及時做好報備。先斬后奏已經是比較嚴重的瀆職行為，我又拖了這么久，換作我在喬瑟琳或大老板的位置，僅僅掌握我的瀆職，而不知道我彼時所處的環境全貌，我當怎么想？

    于理而言——于理而言，在最開始，“這件事”的邊界就很模糊。模糊從不受理的管轄，也被理所厭惡，既說不出道理，也無從依靠法理。

    細節無關緊要。

    這種對“細節”的模糊處理，今晚我再一次深刻認識到了。

    第三方數據外泄的事，我已打定主意隱瞞。安寧拿到的那一批文件，隱隱指向同行的業務拓展所需，我交代此事，公司不一定查得出，也不一定就會認真去查。權衡再三，我仍舊做了這個決定，可面對喬瑟琳，難免七上八下。

    凱文與我向來不對付，先前他暫管亞洲部門業務的短短時日當中，我們的不睦，喬瑟琳彼時也一定是注意到的。再說，我和凱文平常業務接觸也不算密切，他為何突然態度調轉一百八十度，還在我與COO之間主動做掮客，想也想得出來。奇怪的是，喬瑟琳問話很講求輕重緩急，可對于我究竟如何取得的凱文的信任，她卻半個字也沒有提到。

    我立刻明白過來：她是有意為之。

    大老板對我的信任與放權，程度實在太深，讓我不禁惶恐。

    我倒不是感激涕零。

    又不存在什么浩蕩的皇恩，我拿錢辦事，并且愿意追隨這樣干實事的企業家罷了。

    ——我是不受控制地多想，多疑，覺得有坑，覺得會被秋后算賬。

    飯后，我們又回到公司大樓附近，喬瑟琳要給我看的文件必須連上內網復驗才能cao作，而外面的公共無線網絡又很不安全。

    資料調出來，我正要細看，喬瑟琳伸手一擋：“你拍照?！?/br>
    我還以為自己沒聽清：“什么？”

    “你拍下來，回去再看?！眴躺詹粍尤缟?，又朝電腦屏幕揚揚下巴，“快點?！?/br>
    我看了看她，實在無力反駁，于是默默照做。

    余光中，我注意到喬瑟琳慢條斯理地從挎包里摸出來個什么，接著又雙手握著，對準我。

    我扭過去。

    是手機。

    “公事公辦?！彼龢O為淡定，毫無被抓包時應有的忐忑，甚至挑了挑眉，對我僵硬的面部表情表達不滿，“笑一下。你的笑容在哪兒？”

    “我現在笑了也看不出來的?！蔽抑噶酥缚谡?。

    她倒沒有得寸進尺地要求我再把口罩摘了，只強令我認真笑笑——我也不知道為什么會有人在“作案”現場笑——而后終于放下了手機，站在我身側稍作解釋。這類業務完全是我的知識盲區，重點放在哪兒、東西怎么看，這些都要靠喬瑟琳指點迷津。我認真聽著，心無旁騖。

    老實說，喬瑟琳拍了我的“罪證”，我心里反而踏實許多，至少能從那種無止境的猜疑當中掙脫出來呼吸片刻了。

    公司在股份上的信息統計很全面，有些公開給投資者的年報內容里寫著“不適用”的，在公司內部文件中，也有詳細的說明。我需要的資料大多都集中在小股東這邊，匆匆一瞥，印象最深的是CTO的持股比例。

    先前發現他是依法需要公開相關資料的大股東、現在又仍然擁有百分之二點七的投票權，我還以為他是去年剛剛跌過百分之五的分界線?，F在讀了詳細情報才知道，原來CTO分得的股份相較而言并不算多，在一千兩百萬股左右。公司的股票發行初期，他一直在市場上進行買入，如此幾年下來，套現離場，身價暴漲，但手中的B類股卻基本沒有流失。

    錢財多到了一定境界，人就無法從這種得失中獲得足夠的刺激，金錢回歸了原本的工具地位，而人性的部分也逐漸展現、放大，直至無法忽略。易地而處，CTO與梁衡崗位相近、工作內容又互為補充，拿到手的，差異卻如此之大，恐怕難免感到不平。

    想到此，我多問了一句：“我知道在組建創業團隊的時候，我們的首席科學家還在杭州工作。為什么后加入的他得到的股份差不多是CTO的兩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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