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回到畢公館，譚央因為累了，很早就和女兒上樓休息了。畢慶堂將書房的門關緊，拎起電話聽筒撥了號碼，繼而用不高的聲音寒暄著，張局長嗎？這么晚叨擾，真是不好意思??！哈哈，你們警察局是什么地方呀？我怎么會常去？我畢某人可是守法的良好公民

    譚央回海德堡后，投入了緊張的學習中，暑假由于學業緊張，譚央沒有回國，倒是畢慶堂帶著五歲的言覃來到德國看妻子，在海德堡盤桓數日方離去。1935年8月，作為德國總理的希特勒兼任了德國總統，并將總統與總理兩個職務合二為一，稱為元。德國國內的局勢由此生了變化。

    一九三五年的年底，譚央從德國來電報，說是要推遲三個月回上海，畢慶堂看見第一句，又氣又惱，待到看見第二句，又眉開眼笑起來，她說她打算抓緊完成學業，回來就再不走了。

    轉年剛過了春節，午夜時分，上海的碼頭上，一盞盞煤油燈吊在高高的木桿上，隨著海風搖擺著。燈下的岸上站著三五成群的人，有的人抄著袖口掂著腳，望向漆黑的海面，他們時不時的交談，從口鼻呼出的白氣烘托出上海冬夜的寒冷。畢慶堂披著一件大衣站在汽車旁，手中捏著一支煙，帶吸不吸的，隨從、司機和他站在一起，說著可有可無的閑話。

    這時，一陣汽笛聲由遠及近，海面上漸漸的勾勒出了輪船的輪廓，畢慶堂撇下手中的煙，緊走了幾步，嘈雜擁擠的人群集中目光看著船舷。這趟船上的人很多，由于歐洲局勢不穩，不少留學生都提前完成了學業歸國。即便滿世界都是亂世動蕩，歸國回鄉也總是人的本性。

    畢慶堂蹙著眉看向出口，直到一個身影晃動在他的視線里，他一笑，整個面部的曲線也都柔和了起來。畢慶堂喊了一聲，小妹，我在這兒！說著，他摘下頭上的禮帽揮了揮，推開人群向譚央的方向擠過去。譚央看見畢慶堂，眼睛一亮，脆脆的喊了聲大哥，便往這邊跑，到了近前，畢慶堂將手上的禮帽狠狠的扣到譚央的頭上，臭丫頭，終于給我野回來了！

    譚央笑呵呵的望著他，畢慶堂本是順勢去攬她的肩的，卻看見了她手上拎的箱子，于是就接了過來。這么沉？書嘛，全是書！還有東西吧？我叫人去船上取。說到這兒，譚央像忽然間想起了什么似的，回身道，噢，大哥，我給你介紹個人，多虧了他幫我把箱子拎下來！

    順著譚央的目光，畢慶堂看見了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戴著金絲眼鏡，白凈斯文，他站在幾丈遠的地方沖著畢慶堂點頭，禮節性的一笑。譚央走了幾步過去，胡先生，真是失禮了，忘了給您介紹，這是我的先生，畢慶堂。然后譚央挽著畢慶堂的胳膊說，大哥，這位是胡連城，柏林大學的法學博士，一路上多蒙他照顧了。

    畢慶堂將手伸過去，兩個人握了握手，胡先生，內人給您添麻煩了！胡連成搖頭笑，哪里，大家背井離鄉，是要相互照顧的，說著，他扶了扶眼鏡，眼睛里閃過一絲讀書人不常有的狡黠，譚經常和我說起你。雄性動物對威脅是異常敏感的，閉著眼用鼻子聞都聞得出來，這話里藏著含混不清的親疏遠近，叫畢慶堂聽了異常惱火，待要反唇相譏，倒是譚央扣住畢慶堂的手臂，帶著幾分不悅搶先一步說，大哥，我逢人便愛念叨你，大家聽煩了，私下也都笑話死我了。

    這種時刻，妻子表現出來的同仇敵愾叫畢慶堂心中飄飄然起來，他帶著居高臨下的勝利感，謙虛著，就我也值得你到處念叨？你不嫌丟人，我還嫌丟人呢！胡連成聽罷，不尷不尬的笑了。

    胡連成見自己尋了個沒趣兒，便將箱子放下，笑著對譚央說，譚，既然有人來接你，我就先走了。說罷，很有紳士風度的微微欠身，要走之前還對畢慶堂點了點頭。胡先生，家里人沒來接嗎？畢慶堂隨口問了問。噢，我沒告訴家里人我回滬的確切時間。畢慶堂摸了摸鼻子，爽快一笑，走，我們送胡先生回家。接著，畢慶堂不由分說的將胡連成往車上讓，異常熱絡。譚央見狀，似乎領悟出畢慶堂的用意，頗為怨懟的白了他一眼。

    胡連成見實在沒法推托，便硬著頭皮上了車。畢慶堂一開后排車門，就看見一個梳著童花頭的小姑娘，躺在車后座的羊絨毯里呼呼大睡。譚央見了連忙坐進去將女兒小心的抱在懷里，言覃吧唧了兩下嘴，在母親的懷里繼續睡覺。譚央一味的開心，還埋怨著畢慶堂，大哥，你看你，這么晚也要把囡囡折騰出來。畢慶堂轉身看著胡連成，吐著苦水，你看看，都不說大半夜的把我折騰出來，心里只有我們這個寶貝女兒。胡連成笑了笑，訕訕的說，在船上譚小姐說她有個六歲的女兒，還以為她是玩笑呢。畢慶堂本來想說，你不愿相信的，你就以為是玩笑呀？可話到嘴邊，他又慈悲的收回了。

    在車里，譚央守著女兒，眼里心里只有孩子，大哥長大哥短的問了不少女兒半年來的情況。坐在畢慶堂旁邊的胡連成頗為無趣，只有轉頭看向車窗外。后來譚央覺得有些冷落了客人，就對畢慶堂說，大哥，咱們先送胡先生回家吧？胡先生，您府上在哪里？也不等胡連成回答，畢慶堂就笑著說，我的傻太太呦，人家是咱們的鄰居，也住在福煦路，胡府的大公子胡連成，你呀，什么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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