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倫德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思路敏捷，而且非常嚴謹，從不忽略任何細節。當我們的第一次會面結束的時候，我感到似乎被他的冷靜和耐心考驗了一番。但使我擔心的是他是個文職人員，沒有受過情報工作的訓練。他是否能根據這些自相矛盾的情報作出正確的判斷呢？他沒有參考咨詢材料，不能對照其它間諜案件如菲爾比、布倫特和布萊克案件的分量，來判斷霍利斯案件的分量，只有多年在秘密世界工作所獲得的經驗才能給人這種直覺。

    特倫德在軍情五處的聲譽很高。絕大多數人都喜歡他而不喜歡以瘋狂出名的前任內閣大臣諾曼布魯克。諾曼布魯克和我在同一個俱樂部。在他退休以后，我不時找他聊聊。他非常注意從不對他的后任作任何評論，但卻常常給人們留下這樣的印象，即現在的事比他在位時糟糕得多。特倫德從容鎮定，在整個六十年代，他代表情報部門同財政部作了不懈的斗爭。

    后來，特倫德在萊肯菲爾德大樓又呆了一年。我有時在走廊里碰見他。他從不多說話，一九七五年底他又叫我去他辦公室，那時我們已經從萊肯菲爾德大樓搬出，到陰森森的高爾街辦公了。

    他要同我談談指控問題。他說只要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這些指控都很陳舊。

    是這樣，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指控中所提到的日期的巧合。它們同在一個時間里，這委實有點琢磨不透。

    特倫德說，戈利金似乎不能提供更多的線索。特倫德對戈利金的結論是沒用了，我也同意。在調查上層被滲透的問題中，戈利金并沒有給我們什么幫助，他最多不過是告訴了我們在情報部門的上層藏有間諜。

    特倫德同時把中級間諜的檔案也擱置一邊了。

    他說：這個案子的確很難弄，但又不能不看，我想現在可以把它們丟開了。

    他把眼鏡扶正，揀起另一個卷宗，說：現在讓我們談談沃爾科夫一案吧？

    他問我，在重新譯好文件以后，在對指控進行進一步的調查時是不是有點過于挑剔了？

    我不明白你為什么這樣認為，我說，處理這些案件的方法只有兩種，一是對指控進行推測，它會帶來什么樣的線索？我們應當怎樣來查找線索？另一種方法是從科學出發，對所有情報進行仔細、準確地分析，然后根據這些分析，得出科學的結論。

    這是埃里案件，特倫德說，我知道你曾找阿克梅多夫核對過情況，但卻沒有追查下去；通訊中沒有提到埃里，對嗎？

    我并不指望通訊里會提到埃里，如果埃里真是個非法分子，那么他的通訊聯絡信號就是不通過使館的非法通訊信號。只要我們找到索妮妮信號，我們就可以查出埃里，可是我們沒找到索妮妮信號。

    你仍堅持認為埃里就是霍利斯？

    是的。

    你不懷疑你的判斷？

    不。而且，現在我更有把握了。

    特倫德文雅地嘆了一口氣。

    但沒有思想基礎

    有，那是在中國。

    啊，對了，他低聲說，中國余音很長。

    特倫德終究是個行家。我根本無法猜透他的心思。我相信他確實非常重視內部間諜一案，但他只是向我提了一下懷疑霍利斯是否確有證據以外，什么也沒透露。

    我也沒能從漢利那里打聽出特倫德的結論，以后我再沒提過這件事。我估計特倫德的報告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我退休前寫完的，最后的收尾工作是撒切爾夫人在一九八一年完成的。她在下院報告說，特倫德爵士得出結論，霍利斯不是蘇聯情報局的間諜。特倫德相信霍利斯是無辜的，而我卻相信他有過背叛行為。這正如同樣一個人既可以相信上帝又可以相信財神一樣，信則有，不信則無?，F在我意識到個人的看法終究是微不足道的，只有事實才能揭開永恒的秘密。

    臨近退休的幾個月，我感到陣陣厭倦。我不知道應當留在英國繼續戰斗呢，還是趕緊脫身遠走高飛？我的健康狀況雖然差了，再提退休金也是很可笑的，但我的記憶還是很好的。

    臨近圣誕節的一天下午，我最后一次同維克托開著車到他在劍橋的鄉村別墅去。開口談談是多么艱難??！可我心里有很多話要說，有很多話在我心里，我在等待著傾訴。

    你打算以后怎么過？他問。

    不知道，大概去澳大利亞吧。我回答說。

    汽車在路上奔馳，兩旁的沼澤在我們的眼前一閃而過。我已看見在遠處的劍橋大學的尖頂了。

    過了一會，維克托說：你想讓別人來說服你去？

    也許是這樣。

    我愁眉苦臉，我又沒有贏。英國情報部門開展了像十六世紀歐洲的宗教改革那樣的運動，天主教已經讓位于清教了。我所經歷的戰爭已經成為歷史了。

    彼得，你應該走，到那里去曬曬太陽，調節一下，養養身體。讓別的人去煩惱吧！過去，你一個人一直都是在做三個人的工作。維克托說。

    汽車的引擎發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