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斯是個貪財而狡詐的人。他坐在那里，被揭去了肩章，面色蒼白，大腹便便，但我從沒有聽到過他表示一點歉疚。我能夠理解一個人可以為一種理想主義的信念而選擇蘇聯，但無法理解他在戰爭期間居然為了幾英鎊小錢而把自己的同事出賣給德國人。我告訴他，要是他是在一九三九到一九四0 年間給抓獲的，他早就被絞死了。

    埃利斯顯然以為審訊已告結束，但實際上還剛剛開始。我說，我們要知道有關他和蘇聯交往的事。他不由得在我們面前搖晃了一下，然后發起反擊。

    從來沒有，從來沒有和共產黨他大叫道。

    第二天，我們引導他回顧那一系列奇怪的事件：他的澳大利亞之旅，他倉促返回倫敦，以及這些活動和彼得洛夫叛逃在時間上的一致性。他矢口否認，甚至在有關他退休前的一些活動的謊話被一再戳穿時也是如此。同樣，我們對他說可以免于起訴，但也不能使他改變主意。盡管這樣，我可以肯定埃利斯和俄國人有關系。

    邦尼潘切夫和我寫了此案的結案報告。我們的結論是，依我們看，埃利斯肯定為德國人做過間諜工作，包括在大戰期間；同時我們還相信，他還在一個長時期中充當俄國情報機構的間諜，直到他被從接近秘密的崗位上調離?？死锼雇懈シ茽柌ù暮翢o保留地批準了這個報告，并把它提交給了狄克懷特和他的副手莫里斯奧德菲爾德。

    奧德菲爾德是個靦腆的好人，深諳反間諜工作的原理，但卻缺乏對人的品質的判斷力。起初他懷疑埃利斯的供認的真實性，直到最后潘切夫給他放了審訊時關鍵對話的錄音他才相信。盡管我們揭露了一個重要的叛徒，但我有時覺得好像受到責備的反倒是我。奧德菲爾德鄙視因菲爾波茨搞的審查清洗造成的恐怖氣氛，竭力敦促狄克改變主意。埃利斯已經供認，這個事實看起來根本沒有觸動他的思想。對他來說，那是件很久以前的事了，最好把它忘掉。

    六十年代末，反對調查的氣候有了轉變。我急切地想使流暢的某些結論在兩個情報機構內部得到更廣泛地傳播。我確信，這是我們能夠重新統一意見，繼續工作的唯一辦法。在當時，人們根本不了解這些案件。在他們眼里，我們的活動就好像盲目的麥卡錫主義。D 處三科成了如此龐大的部門，包括了流暢和D 處三科對三十年代的研究課題。不可避免地，其他高級官員對它在取得人力物力來源的優先地位產生了不滿。因為他們無從判斷我們所從事的工作的重要性。這種不滿日益增長，他們指責我懷疑每一個人。如果這種攻擊是公開的，瓊斯則出面為我辯護。有一次他轉過身來對攻擊我的人說：彼得的工作就是懷疑。像安格爾頓一樣，我意識到我的仇敵正在成倍地增長著。這是一種難以理解的感覺。在當了多年的獵手之后，我突然感到自己也成了獵物。

    一九六九年在伯克郡森寧代爾文官學院舉行的由軍情五處高級官員參加的年會上，積聚起來的怨忿終于爆發了。許多官員對我，對D 處一科（調查）的有關人員，對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發起了兇猛的攻擊。他們質問，D 處三科干過點什么好事？他們說懷疑的空氣破壞了同事之間相互信任的紐帶。他們說無辜的人在受苦。

    誰是無辜的人？我說，那是撒謊。誰？你們說出名字來！

    我的手腳是被捆住的。我既不能說多了，又不能說少了。我只得強調我們所做的有關案子的每一個行動都是經瓊斯親自批準的，以此來保護我自己。但是只要我不對他們把追查滲透問題的歷史過程解釋清楚，他們是不可能理解的。

    后來，我吁請瓊斯根據流暢的估計發一個文件。我搞了一份可以向七十名高級情報官散發的綱要，其內容是：大戰以來對滲透問題不斷發生的指控；將這些指控和某個已知間諜（無論他在哪里）對號；指出至今仍有大量無法解釋的指控。瓊斯甚至連想都不想就把它否決了。

    如果我這樣做，彼得，他說，那會毀掉我們的，我們將再也不能恢復了。

    但是這些人甚至不知道布倫特是間諜。如果不告訴他們某些事情，他們又怎么能夠同情和支持我們的工作呢？

    依我看，他說，沒有人知道還更好些。

    可是我們怎么開展工作？我問他，每年都有一些青年人來我們情報部門工作。他們聽錄音，看工作檔案。但是他們對這件事一無所知，而這又是我們這里最重要的課題。你怎么能指望他們靠謊言過日子？而且除非你面對它，否則你也無法去干這個工作。 應該向人們說明情況， 解釋清楚我們的工作來由。對他們說：lsquo;瞧，有這么多缺口，這就是我們要繼續工作的原因。

    瓊斯根本聽不進去。他有時會像這樣固執，雖然并不總是這樣，但這一次確實無法通融。

    最后我問他：那我怎么辦？面對這樣的敵意，我怎么在這兒繼續干下去？

    瓊斯突然變得冷酷：這就是你坐在那里評判別人的是非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一九六八年，漢利的問題澄清后，他被任命為反間諜處的處長。自從上一年那件傷感情的事件之后，漢利和我幾乎不說話。他雖然從沒說起過，但是我能看出他為我作出調查他的決定而責怪我。他一上臺就對我進行打擊報復，起初是公開地給我難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