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爾頓正處于他的權力的頂峰，盡管他已開始有了一種緊張感。多年來，他一直同中央情報局的蘇聯處展開著一場暗中的官僚戰，以便確保他的反間諜王國能夠獨立和擴大。出乎所有的預料之外，他竟然成功了，并在中央情報局內部擁有對所有行動和人員安排上的實際否決權。他控制著以色列事務，使中央情報局的特拉維夫站機構膨脹，人員超編。他確保同英國情報部門來往的所有重要通訊都通過他本人，而繞開倫敦分站。他甚至成功地建立了他自己的反情報密碼，獨立于他認為不安全的中央情報局的通訊之外，雖然我們大家都相信其真正原因是為了建立自己的王國。

    卡扎布會議是他的杰出的成就。西方情報部門最出色、最顯赫和最高級的官員，每隔十八個月就要會聚到一起來討論他提出的議事日程;蘇聯的威脅，反情報的作用;并制定生死攸關的未來規劃。在安格爾頓的心目當中，卡扎布會議沒有什么理由不可能成為創建一個西方聯合情報司令部的第一個決定性步驟，該司令部能夠向蘇聯集團進行挑戰。

    卡扎布會議與安格爾頓的氣質十分相合。他在極其安全的經過電子技術清查的環境里，抓住鏡中荒野無止境的疑難問題進行搏斗時似乎顯得最輕松。我對這些會議非常支持，它們是十分重要的。

    賭博是卡扎布會議的一個主要的特色。每天會議結束時都要打一回撲克牌。安格爾頓對這種游戲非常精通，盡管我有時能夠讓他輸光。賽馬偶爾也被作為一種消遣。我記得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在紐約召開卡扎布會議期間，安格爾頓成了華盛頓國際賽馬活動卡扎布會議的賭注登記人，主要是猜測賽馬活動的第一天下午從世界各地來的馬的情況。會前，我讓安格爾頓給一匹英國馬押上一百美元的賭注。這匹馬的騎手是前一年的冠軍馬的騎手萊斯特皮戈特。這匹英國馬并不很引人注目，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這幫人急于讓人看見他們在搖旗吶喊，甚至在最秘密的會議室里也是如此。很快他們當中就有人押上了五百美元的賭注。

    那天下午，安格爾頓就蘇聯長期搞假情報技術問題作了一個長篇報告。大多數人的心思，至少在英國人方面，都被牽到了賽馬場的跑道上了。一小時以后，安格爾頓的秘書走了進來，神情緊張地遞給他一疊紙條。她從中拿出兩張便條給他，第一張紙條上寫著：你的房子要賣多少錢，吉姆？第二張紙條上寫著：英國馬贏了！

    天哪！安格爾頓罵道，我忘了停下賭博活動了。那匹該死的英國馬以十一比一獲勝。

    那天晚上，當我們乘中央情報局的一架小型螺旋槳飛機回國時，安格爾頓在機艙里慢慢地走來走去，從一大疊一百元的鈔票中拿出錢來付清賬務。

    這是我為西方作出的犧牲他在付錢時這樣說。

    但是這種幽默沒能掩飾住他在中央情報局四處樹敵的事實;在蘇聯處，嫉妒他的權力的其他處長中，以及在那些仕途上遭到他破壞的官員當中。赫爾姆斯任處長時，他是安全的，但越南戰爭迅速改變了中央情報局的面貌，要求緩和的日益濃厚的政治風氣已開始破壞他的王國賴以建立的冷戰懷疑的基礎。

    冷戰老將比爾哈維已經走了，因為酗酒而被迫退休。安格爾頓也喝得過了頭，他的面色開始蒼白而憔悴。他的情緒也變了，他變得愈來愈內向，他那乏味的幽默愈來愈少了。他似乎很壓抑，好斗，愈加對別人不信任，人們也愈加反對他。

    飲酒、抽煙和釣魚是安格爾頓的主要松弛方法。巴里拉塞爾瓊斯驚奇地告訴我，說他陪伴安格爾頓到他在愛達荷擁有的一條小河去釣魚的途中，發現安格爾頓每隔一百碼就要在水下埋下杰克丹尼爾牌啤酒，以便不會缺酒喝?；氐饺A盛頓后，他的娛樂則是養珍奇的蘭花（他是個世界專家），皮革制作，金箔敲制，或為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做釣餌。

    安格爾頓和我一直談到凌晨四點鐘。我們研究檢查了叛逃的每一種可能的情況。誰是真的，誰是假的？誰是叛逃的，誰是被派來的？這些線索就像銘記在兒童腦海里的詩篇。我們兩人都憂慮不安。有許多事都得依賴于對叛逃者作出的正確判斷上;對他來說，總統被刺的事要在這種基礎上解決；對我來說，下一步行動是追捕老鼠，這也要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最后我們從亞歷山大利亞走回到第四十四大街橋，安格爾頓把他的車停在靠近國家公墓的沖繩紀念碑后面。安格爾頓富有滿腔愛國情，它以一種獨特的方式表現出來，即崇敬國旗、民族傳統的象征等，如沖繩紀念碑，使他十分入迷。他停下來遠遠地望著它。汽車一輛一輛地從我們旁邊唆唆而過。

    這是金的工作。他喃喃地說，這是我聽到他很少幾次談起他的老朋友菲爾比當中的一次。

    如果在六十年代初就有用叛逃者來欺騙西方的陰謀，那么我們是很容易上圈套的。整個那幾年，為了盡全力吸引叛逃者，倫敦和華盛頓都有一項自覺的政策。他們被看作是能夠破壞捷爾任斯基廣場上那臺正常工作的機器的秘密武器。這項政策的一部分是由于內疚情緒而產生的。早期的叛逃者如古曾科和馮彼得洛夫，他們的服務所得的獎賞是很可憐的，他們對自己受到的待遇感到寒心。他們得了一筆錢后就被趕了出來進了冷宮，只得指望自己竭盡全力來解決生計，大部分叛逃者都無法自己養活自己。這個內疚還由于安全方面的安排不周，致使沃爾科夫和克里維茨基死去。我們擔心消息傳回東方會進一步阻止那邊的人來接近我們，除非我們做出自覺的努力來顯示叛逃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