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圣誕節，扎納給我寄來一張友好的圣誕卡。幾年之后，他就去世了。我送了一個花圈，急切地想補償點什么；可我永遠忘不了我問他是不是間諜時他臉上的那種表情。在那一瞬間，牛津的文明搖籃似乎在他周圍解體了，他又回到了邊境附近，被敵人包圍著，孤零零地被出賣了。

    里斯給我的最后一個名字是斯圖爾特漢普希爾爵士。他是無線電安全局的一位出色的密碼破譯家和分析家，是一個精華小組的成員。那個小組曾經破譯了德國情報局的手寫密碼，并為雙重間諜系統奠定了基礎。戰后，他在外交部工作，以后又在牛津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哲學教授，開始從事引人矚目的學術事業。里斯在一九五一年提出指控時沒有任何證據，僅僅只以漢普希爾在三十年代是伯吉斯的好朋友這一點為基礎。我從那些被會見過的人當中了解到，漢普希爾的同齡人認為他有左傾思想，但他并不是共產黨人。令我感到驚訝的是，根本沒有任何人想到要同他談談，以便了解他所知道的關于伯吉斯的情況。

    但是，漢普希爾案件出現了極其復雜的情況。盡管他早已從秘密世界退休了，但內閣大臣伯克特倫德邀請他去進行一項關于政府通訊總部未來發展的研究。自從美國國家安全局進入人造衛星時代之后，人們開始對日益上升的信號情報愈加關注。美國人正在竭力促使通訊總部分擔間諜衛星的經費。即將執政的工黨政府面對著每年超支一億英鎊的問題。哈羅德威爾遜首相指示特倫德檢查一下，看看這種衛星經費是否合算。特倫德同狄克懷特商量，懷特建議讓漢普希爾來做這項工作，因為他曾在無線電安全局工作過。我讀了漢普希爾的檔案之后，感到很吃驚，漢普希爾從來沒有受到過審查，盡管還有里斯的指控。狄克懷特認識漢普希爾已經有好些年了，他只簡單地給霍利斯寫了一封信存入檔案，僅此而已。

    對漢普希爾進行的調查耗去了許多時間。在此期間他任意進出政府通訊總部，還對美國國家安全局進行了一次為期六周的訪問。在漢普希爾的報告里提出了許多基本問題。首先，鑒于日益增加的費用，英國是否有能力維持英美協議中所規定的由英方負擔的那部分費用。英美協議保證了我們同美國進行許多的信息交換。第二，英國需要立即解決的問題是，英國是否要與美國一起研制新一代的間諜衛星；第三個方面是政府通訊總部應該在什么程度上支持反小集團活動。

    簡單地回答這個問題是：是，不是，是。我們一方面不能失掉英美協議中所保證的交換，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堅持，并不一定要為每一項新的技術研制付英鎊。至于反小集團，漢普希爾是非常支持的，他要求進行改變的唯一工作是停止空中筏夫，其理由是投資效益不大。我當時對此是反對的，但后來又認為這是一項合理的節約措施，再說，英國皇家空軍已開始討厭我們所提出的要求。漢普希爾同我一起花了很多時間來討論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之間的關系。我竭力促使漢普希爾提出建議成立一個新型的無線電安全機構，它將由軍情五處控制，獨立于通訊總部之外，專門負責跟蹤在國內的間諜無線電通訊。我想，根據漢普希爾的背景，他一定會歡迎這個設想。我還告訴他，這是一條惟一能保證我們得到所需要的設備的方法。漢普希爾沒有同意，其結論是，這樣的舉動會遭到通訊總部和軍情六處的強烈反對，這樣就不大可能成功。他的這個結論大概是對的。

    在漢普希爾完成他的研究之前，顯然是不可能找他談了。一九六七年我得到允許，來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漢普希爾在該校擔任客座教授。我對普林斯頓非常熟悉，我當科學家時，常常到那里去訪問。魯迪康普弗，即那位發明行波管（在大多數微波線路上使用的無線電電子管）的科學家，曾經就普林斯頓的奇特的建筑向我作了一個很好的描述。他把它稱為冒牌的哥特式科茲沃爾德。

    我同漢普希爾談了一陣，主要問他對伯吉斯還能回憶出些什么。他告訴我，說他現在想起來當初恐怕他也是伯吉斯要招募的對象，盡管他當時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他描述說他和安東尼布倫特是怎樣一起去巴黎旅行的。有一天晚上，他們同詹姆斯克盧格曼以及另一位藝術家本尼克爾森一起吃飯。飯后，克盧格曼主持了一次長會，他們對漢普希爾的政治信仰進行了考察。

    幾個月后，他被邀請到伯吉斯在切斯特廣場的公寓里與伯吉斯一起吃飯。兩個都窮酗極飲。半夜兩三點鐘時，伯吉斯勸他為和平而工作。伯吉斯說，雖然這是一項危險的工作，但卻是很值得的。他們還談到了許多當時知識界的動亂，納粹的威脅，談到在學術研究中需要采用更多的馬克思主義。漢普希爾當時以為這是邀請他參加左翼爭鳴學會的前奏，這種學會當時在牛津劍橋的青年知識分子當中很流行，可伯吉斯并沒有提出什么特別的建議來?，F在回想起來，漢普希爾說，也許伯吉斯正在試圖招募我。

    我回到倫敦后同布倫特核實了這件事。他還記得克盧格曼的晚餐，并證實那是一次檢驗活動。但他說他并不知道伯吉斯的勸說，也不能肯定那次晚餐是在一九三五年還是在一九三七年。這些日期很重要，一九三五年，布倫特和伯吉斯僅僅只是共產黨員；可到了一九三七年，兩個都成了間諜了，因此任何招募工作都是為俄國人干的。我派了一個工作人員去看本尼克爾森。非常幸運，他保存著記錄他生活的完整的日記。為此，我們可以肯定，那次晚餐毫無疑問是在一九三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