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以后，埃利奧特得意洋洋地回到了倫敦。菲爾比招供了。他承認了他從一九三四年起就當了間諜。菲爾比還說，他想回英國，甚至已經寫了認罪書。這個使我們徘徊了很久的謎終于解開了。

    菲爾比認罪的消息傳來，秘密世界里的許多人都覺得自己老了許多。當時我已年近四十五歲。懷疑真相是一回事，聽到一個人吐露了真相又是一回事，突然間感到這場游戲沒有多大意思，重大的危險已經過去了。這個案件同逮捕朗斯代爾不同，逮捕朗斯代爾不過是警察抓小偷，當你發現菲爾比;一個你可能喜歡，或者可以一起喝酒，或者你所贊賞的人竟然向你的敵人出賣了一切，你就會想起我們的間諜工作和全部行動全都變成了廢品，不禁感到青春的美好時光已經流逝，黑暗時期已經開始。

    過了幾天，阿瑟在走廊里把我叫住。他那鎮定的神態有些奇怪。平時他總是匆匆忙忙，甚至有點緊張過度。此刻他仿佛親眼目睹了一場車禍。

    金（即菲爾比）走了。他悄悄地對我說。

    我的上帝，他是怎么走的

    阿瑟的臉上浮現出一絲慘淡的笑容，說道：和一九五一年的那兩個人一樣

    菲爾比的叛逃挫傷了軍情五處高級官員的士氣。他叛逃以前，有關軍情五處被滲透的說法一直對外保密，而他叛逃以后，這些說法就由內部傳了出去，而且愈來愈令人恐慌。毫無疑問，菲爾比的情況同麥克萊恩在一九五一年時的情況一樣，是接到了某個人的提示才叛逃的，而這個提示人就是暗藏在軍情五處的屬于五人集團的第五人。這個設想和戈利金提供的五人集團的證詞完全吻合。這個五人集團是由伯吉斯、麥克萊恩、菲爾比，幾乎可以肯定還有布倫特，以及這第五個間諜組成的。這個間諜在一九五一年的調查中蒙混了過來，一直未暴露，現在正在窺視著危機的發展。

    溫特博恩經常和我談起這個問題。他堅信，我們的上層藏有間諜。

    我不相信我們就真的這么無能。他常常這樣說。

    對他這種想法產生過很大影響的是唱詩班行動，甚至八年以后，溫特博恩還常常激動地提起它。在那次行動中我們發現，蘇聯人堵住了我們探測話筒的針孔。當然使他產生懷疑的還有其它一些事件。有一次，我們在中國大使館的電話上安裝了特別裝置，但蘇聯人馬上就把它取了出來。另外，福爾伯事件也增加了他的懷疑。黨務行動以后，軍情五處繼續搜尋英國共產黨的關于蘇聯給英共秘密資助的檔案。據我們判斷，這些檔案也許就藏在魯賓福爾伯的公寓里。福爾伯不久前受命當了蘇聯資助的出納員。福爾伯是個杰出的英國共產黨員。當時他登廣告找一名有才能的人住到他公寓的底樓里，于是我們就趁機派了一名特工打進了他的公寓。當我們正在計劃對他的公寓采取行動時，他就把我們的特工攆走了，而且根本沒向這名特工說明叫他搬走的原因。

    正當萊肯菲爾德大樓被這些憂慮糾纏不清的時候，我卻在科學理事會閑蕩著。我決定親自作些自由調查。在幾個月的時間里，我慢慢地從檔案室借來一些檔案。最初借來的是五十年代中期我參加過的話筒行動的檔案：倫敦的唱詩班行動、加拿大的蚯蚓和豬籠行動;這三次行動都失敗了，原因至今仍未查明。另外還有澳大利亞的老鼠行動。我對這些失敗的行動進行了仔細的研究，關于它們失敗的原因可以有種種復雜的猜測，但軍情五處內藏有間諜并不是沒有可能的。有些行動使溫特博恩忙得不可開交，但最后仍歸于失敗。對此，也有許多解釋。也許我們的手腳太笨，也許福爾伯只是胡亂猜疑我們的特工人員，但我覺得這難以令人信服。泄密是完全可能的。我又從檔案室里借出五十年代我插手的雙重間諜案件，一共有二十多件，都對這個問題沒有什么參考價值。當然，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我們的業務水平和無線電監視設備，但蒂斯勒案件卻使我們對內部是否藏有間諜產生了疑問。盧拉柯夫一莫羅試驗并不能排除蘇聯人除了竊聽我們監視隊的無線電通訊以外還有一個兩條腿的情報源的可能。還有朗斯代爾和最近發生的菲爾比案件，我們的行動沒有一次成功，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都證明了蘇聯的干擾。

    任何問題無論怎樣錯綜復雜、令人不可思議，但終歸有一天會得到解答。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在白金漢門花了好幾個月時間對近八年的工作細節進行了反復的核對和比較，終于使整個問題明朗了。我們過去的猜測，現在找到了證據。我們內部肯定有間諜，問題是這個間諜是誰。接著我又苦干了幾個星期，對檔案的出借和歸還日期一進行了核對。借閱這些檔案的總是這么五個人：霍利斯、米切爾、卡明、溫特博恩和我自己。我知道這個間諜肯定不是我，也決不會是溫特博恩，這個間諜不會是卡明，他不會干這種卑鄙的勾當，那么有嫌疑的就只剩下霍利斯和米切爾兩個人了。難道會是霍利斯？這個人狂妄自大而且剛愎自用，像個獨裁者，我和他彼此保持著一定的距離，那么會不會是霍利斯的副手米切爾呢？對米切爾我了解得就更少了。他總是不敢正眼看人，而且遮遮掩掩令人懷疑。再者他聰明伶俐，完全具備間諜的條件。我知道我的挑選也許是出于偏見，但在我的心目中，我傾向于米切爾是間諜這種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