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結束時，我再也無法改行了，雖然我最熱愛的事業是務農，但所有的一切注定我再也不能夠重溫那種大自然之夢了。我只得去參加戰后的科學文官考試，主考官叫斯諾。這次考試是專門為了從擴征的幾百人當中挑選最優秀的科學家而舉行的。我以二百九十分和另一個人并列第一名（滿分是三百分）。巴特沃思向我熱烈地祝賀。過去那些守在廚房里的小桌子邊攻讀的日日夜夜總算沒負我這片苦心，雖然主要的功勞應歸于巴特沃思。

    一九四六年，父親又回到了馬爾科尼公司，并擔任了總工程師。同年，我也開始了在電子研究實驗室的新生活，擔任了主任科學官。在以后的四年當中，父親和我一直在同一行當里并肩工作。我們彼此都不提及三十年代考試的事。到了一九四九年，弗雷德里克布倫德里特爵士的一個電話，把我帶進了軍情五處這個新天地里。

    第三章

    一九四九年，我在布倫德里特的辦公室與約翰泰勒第一次見面后的幾天，接到了他的電話，邀我去倫敦。他建議去圣詹姆斯公園，我們在白金漢宮前面的橋上見了面。我們來回漫步于鶴鵜鶘和鴨群之間，不時停下來顧盼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用這種奇特的工作方法來處理國家安全大事，使我感到迷惑不解。

    泰勒身材矮小，蓄著小胡子，陰郁的臉上流露著機警敏銳的表情。在北非戰役中，他是蒙哥馬利手下的一名通訊官，盡管他現在是郵局的技術員，可他仍舊保持著他那粗曠的軍人舉止。他為軍情五處和六處搞技術研究，實驗室就設在多利斯山郵局特別調查組里面。他非?？隙ǖ卣f我知道他是負責官員。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讓我有事不要到萊肯菲爾德大樓軍情五處總部去找卡明上校，除非是作一次短暫的拜會。一般情況下，就通過他這個中間人來辦事。泰勒勸我不要談有關的辦公室的事，只是說我將被授予特聘科學顧問的頭銜，但不支付報酬。好幾年來，我們每個月都要在圣詹姆斯碰一次頭，討論我提交給布倫德里特委員會秘書萊特的有關技術問題的書面報告（萊特后來當了國防部副部長）。

    泰勒和我在技術任務上分了工，郵局方面負責研究紅外線探測系統，我則開始動用電子研究實驗室的有利條件來研制一種新型話筒，并觀察這種話筒對來自室內家具的聲波反射的接收能力。以前我所從事的反潛工作使我對共振原理非常熟悉。當聲波碰到一個硬介面時，如玻璃窗或檔案柜時，就會產生大量的諧波。關鍵在于要在空間找到失真度為最小的一點，從而收到清晰的說話聲。

    一九五一年的一天，我接到泰勒打來的電話，他的聲音里帶著焦慮。

    我們遇到麻煩了，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今天下午我們碰一次頭好嗎？

    下午，我坐在外交部對面公園的長椅上和他見了面。他向我描述說，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空軍武官有一次在辦公室里用接收器收聽俄國軍用飛機的通訊時，突然，從接收器上聽到自己響亮而清晰的聲音。他意識到，他的談話內容被人竊聽了。他立即把這件事作了報告。泰勒和我討論了半天，推測他們有可能用什么樣的話筒，還安排了一個名叫唐貝利的工程師去調查這件事。唐貝利去莫斯科之前，我簡單地跟他交代了一下，告訴他怎樣才能有把握地找出竊聽器。我開始第一次意識到，英國情報部門在技術專業知識方面是何等的匿乏，甚至連個相應的儀器設備都沒有。我只得把自己的工具和儀器借給他用。他對我們的使館進行了徹底的檢查，但什么也沒有找到。顯然俄國人已聽到了風聲，把竊聽器關閉了。

    貝利回來以后，我詳細地問了他一些情況，弄清了他們用的不是一個普通的無線電話筒。這種竊聽裝置一旦開始工作，強無線電信號便以清晰的載波形式出現。我猜測，俄國人和我們一樣，也在實驗一種共振裝置。不到半年，我的猜測被證明完全是對的。泰勒又把我叫去作一次緊急會晤。

    他告訴我，美國國務院的清查人員按慣例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辦公室進行清查，為美國國務卿的來訪作準備。他們用了一種標準的可調信號發生器，發出一種顫噪效應，類似于一個無線電電臺在一間開著收音機和電視機的房間里工作時產生的信號。這種顫噪裝置探測出了一個裝在大使寫字臺背后墻上的美國國徽里的微型竊聽裝置。

    顫噪頻率為一千八百兆赫，美國認為該竊聽裝置的工作頻率也應該同樣是一千八百兆赫。但試驗表明，使用這個頻率工作時，信號不穩定，靈敏度也不高。美國人面對這樣的情況，感到無能為力，非常絕望，只得求助于英國來解開這玩藝兒的謎。

    布倫德里特為我在大巴達城的曠野安排了一個新建的十分安全的實驗室。泰勒和另外兩個美國人慎重地把那玩藝兒送到我的實驗室來了。它外面包著棉花，放在一只看上去像是裝棋子的木盒里。那東西約有八英寸長，頂端有天線，里面有凹槽，內藏一個蘑菇狀的金屬裝置，裝置的頂部有個平蓋，用來調節音量大小。它后面有一片薄膜，專門用于收音的，上面已經被人戳了個洞。那兩個美國人感到有些局促不安，慌忙對我作了解釋，說他們的一個科學家不小心用手指把它戳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