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陔似乎認為陳其美撤離上海前應該將應夔丞處決，但陳其美的決定其實才是最明智的。如前所述，宋教仁被刺后，一直有一股輿論，將陳其美視為幕后主使，倘若陳其美將應夔丞放走，則他必將被人視為應的同謀；倘若他將應夔丞處死，則他又將被人視為殺人滅口，從而坐實主使之名。因此，對陳其美而言，最好的選擇，還是將應夔丞留給法庭審訊，這樣還有望水落石出。只是，陳其美沒有料到，應夔丞會乘亂越獄逃走，而陳其美也在二次革命失敗后流亡日本，再也顧不上應夔丞其人了。

    倘若陳其美知道應夔丞及其黨徒曾在幕后陷害自己，或許他會在離開上海前出于憤激而將其處死。幸好他不知道，這使他能夠理性地對待已在獄中的應夔丞，從而留下通過法庭厘清案情的一線希望。但歷史是殘酷的，陳其美當時不可能料到應夔丞會乘亂逃走，更不可能料到1914年1月19日應夔丞會在由北京通往天津的火車上被袁派人刺死。又過了兩年多，陳其美也被人刺殺，于是，他的冤屈就只能由后人來洗清了。好在我們對舊的史料有了更準確的解釋，同時又有新的史料發現，陳其美的冤屈可以大白了。

    六 今人之秕言

    梳理陳其美主謀殺宋說的來龍去脈，不難看出這是一種完完全全的謬說，是由袁世凱一方、應夔丞及其黨徒，以及支持政府的《國報》等共同羅織、構陷而成的子虛烏有的罪名，而后又經袁世凱之子袁克文于《辛丙秘苑》杜撰情節，從而為一些不明內情者所信。袁世凱一方構陷陳其美的目的，是應對刺宋案發生后國民黨對政府的攻擊；應夔丞及其黨徒陷害陳其美的目的，是討好政府，從而尋找機會脫罪；袁克文杜撰情節的目的，則是要證明其父并非殺宋幕后主使。由于各方動機不純，各種所謂陳其美主謀殺宋的證據，極盡猜測、虛構之能事，完全與事實不符。

    從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隨著國民黨南京政府建立，陳其美侄子陳立夫、陳果夫兄弟成為CC系首腦。陳其美主謀殺宋本來就是謬說，在CC系勢力影響之下，自然更無人敢再主張其說。1949年后，大陸學界對陳其美基本持正面評價，陳其美主謀殺宋說亦長期未見有人主張。然而，近年來，隨著民國史研究走熱，特別是宋案研究為越來越多的人所關注，陳其美主謀殺宋說又開始為一些人所討論。如思公的《晚清盡頭是民國》、金滿樓的《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均認為袁世凱、趙秉鈞、陳其美皆有嫌疑，而陳其美嫌疑似乎更大。[83]張華騰則放棄了過去主張的袁世凱主謀殺宋說，認為袁克文揭發出宋教仁為陳其美主謀所殺是可信的。[84]

    尤應注意的是，張耀杰著《誰謀殺了宋教仁：政壇懸案背后的黨派之爭》，聲稱陳其美就是幕后cao縱暗殺行動的第一嫌疑人，應夔丞在陳其美等人精心設計的暗殺陰謀中，只不過是用來嫁禍于中央政府的替罪羊。而應夔丞知道國務總理兼內務部總長趙秉鈞害怕宋教仁搶奪他的位置，就通過內務部秘書洪述祖騙取來自趙秉鈞的密電密信。當初的目的只是邀功請賞，沒有想到這些密電密信剛好充當了嫁禍于人的文字證據。[85]對照一下前引《辛丙秘苑》的記述，我們就會發現，張耀杰一書的核心觀點，其實就是從袁克文杜撰的那個故事中來的，只不過將袁克文用文言文所述翻譯成白話文而已。史料方面，至少有百分之九十的史料，該書作者不曾看過，而看過的史料當中，絕大部分又不能正確理解。

    遺憾的是，就是這樣一本在內容和史料上均無可取的粗制濫造之作，卻有袁偉時、王學泰、楊奎松等幾位教授向讀者大力推薦。袁偉時之言曰：宋教仁案和接踵而至的lsquo;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敗的標志。多年來史家都歸罪于袁世凱。張耀杰先生以史家的敏銳，全面系統地梳理史料，用史實說話，解疑釋惑，以全新的視角得出嶄新的結論，不管人們是否同意他的結論，都不能不承認這部書不愧是20世紀中國研究的新收獲。王學泰則謂：張耀杰《誰謀殺了宋教仁？》認為宋教仁是死于內斗，作驚天之論，但論述縝密，揭示出并不復雜的懸案內幕，從而讓我們感受到片面宣傳的效用和力量。片面宣傳造成的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86]

    如果說袁偉時、王學泰做出上述評價是因為他們對民國史缺乏研究的話，楊奎松教授作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專家，他對該書的評價理當最有分量?？上У氖?，他對這段歷史也很隔膜，他說：張耀杰先生于蛛絲馬跡中苦心爬梳，竟將百年宋案一舉翻了過來。依據他的考證，謀刺者竟然是革命黨自己！楊奎松教授并試圖從一個研究者的角度進一步證實張耀杰的觀點，他說其實宋教仁墓碑上于右任當年的題詞，就已經曲筆透露了這一秘密。碑文曰：

    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紀？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87]

    楊奎松教授解釋道：lsquo;為直筆乎？直筆人戮。為曲筆乎？曲筆天誅。這十六個字不恰好反映出于右任為老友冤死而又不能直言的錐心之痛嗎？當時國民黨人已經把矛頭指向了袁世凱手下的總理大臣，如果真是袁氏或北方所為，身為國民黨人的于右任，又有什么不敢直筆而怕人戮的擔憂呢？[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