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關于陳其美主謀殺宋的報道和評論越來越多，并更多地將黃興牽連進來，宋教仁之死被說成國民黨內以黃、陳為首的一派和以宋教仁為首的一派內訌所致。尤以《國報》為代表，喧傳黃、陳殺宋之說最為賣力，進行輿論對抗、淆亂視聽之意十分明顯，其背后既有袁黨之造謠，又有應黨為使應夔丞脫罪而對陳其美之陷害。關于《國報》對陳其美主謀殺宋之造謠容后再述，在此之前必須先對應夔丞黨徒陷害陳其美之陰謀予以揭露，這就不能不就所謂北京國務院聲明進行一番討論。

    二 所謂北京國務院聲明的真面目

    在各種描述所謂陳其美主謀殺宋的文字當中，有一篇被冠以北京國務院聲明的文字，尤其值得注意。該篇文字最初是被學者視為袁方陷害黃興、陳其美主謀殺宋的證據而使用的，吳相湘在《宋教仁：中國民主憲政的先驅》中就曾引用過該篇文字，內容如下：

    宋在南方主張袁為總統，而己任內閣，陳其美一派深忌之，黃亦惡其不舉己為總統，且疑其為親袁派也，亦欲排而去之。陳于是乘其隙，日嗾其徒，倡為舉黃之說，以離間黃、宋之交，而使他日內閣總理之庶歸之于己。宋、陳之間，暗潮已極激烈。應本陳舊部，武又黃之私人，適洪述祖因宋爭內閣，恐趙不能安于其位，欲敗宋之名譽，以全趙之位置，托應求宋之劣跡，應以之告陳，陳乃利用此時機，假應、武之手以殺宋，而歸其罪于中央。其用心之狠毒，實為意料所不及。其破案之速，亦由于陳者。蓋應、武初不料主使之人忽為反陷之舉，遂毫不設備，亦不遁逃。而陳事前既為間接唆使之人，故一索即得也。既獲之后，武士英在法公堂已經供出，陳以廿余萬之巨款賄通法公堂，將供詞全數抽改，復以威嚇應，謂能誣趙、洪，則其罪決不至死，且能以巨資相贈。若直供不諱，必置之死地而后已。及移交檢察廳后，陳慮武仍如前供，乃毒殺之以滅口，而以巨金賄西醫剖驗以為病死，于是應益有所憚而不敢言。此皆應親告其所延之律師，且謂非轉移他處不在若輩范圍以內，則此案真相，必不可得。渠在監內日夜防護，以巨金賂典獄者，每食必與人共坐，俟人先嘗，然后下箸，否則不食，其危險之狀，已可想見。黃克強前此主張組織特別法庭，實欲以一手掩盡天下耳目也。既為法部所扼，計不得逞，則以暗殺之說要挾廳長，必欲其入趙以罪。日前竟要求審判官下缺席裁判，宣布趙、洪死刑之請。幸廳長尚未允諾，然聞若輩之意，非辦到此層不可。裁判所移轉之事，不知是否為法律所許，若能辦到，但移至湖北，則此案不難水落石出矣。[25]

    吳相湘沒有注明該段材料的具體出處，但他在引用前曾寫下據北京國務院檔案，知袁方對宋案發表之聲明，即多方羅織陳英士者一句，可知他把該段文字當成了北京國務院聲明。丁中江在《北洋軍閥史話》中也引用了該段文字，并在引用前寫下北京國務院還發表了這么一個荒謬聲明一句，[26]可見他也是把該段文字當成北京國務院聲明。然而，如果我們能注意一下該篇文字的行文語氣，或稍稍注意一下公文常識，那么，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諸如此皆應親告其所延之律師幸廳長尚未允諾裁判所移轉之事，不知是否為法律所許之類的語句，根本不可能在國務院公文中出現。吳相湘、丁中江將該段文字視為北京國務院聲明，可以說犯了很低級的錯誤，好在他們并不認為聲明內容是真實的。但他們也沒有片言只字來說明何以其內容為羅織，為荒謬，這就出現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情況：一些宋案探究者，竟然真把該段文字當成了所謂北京國務院聲明，并將其視為陳其美主謀殺宋的有力證據。如思公的《晚清盡頭是民國》，就給該段文字冠以北京國務院聲明的標題，并寫道：這份聲明讓人難以忽視，雖然長期以來人們并沒有重視它。一個政府做出的正式聲明，畢竟比報刊的某篇報道更嚴肅。[27]張華騰則具體分析道：北京政府這則聲明，從來沒有人去重視。不僅不重視，而且肯定認為這是一派胡言，是對國民黨領袖的誣蔑，借以混淆視聽，轉移目標。但仔細分析，就會有不同的認識，它并非空xue來風，對國民黨人內部的矛盾和斗爭的認識，還是一針見血的。陳其美所為，可謂一箭雙雕，一方面嫁禍于政府，激起黨內同志對政府的強烈不滿，進而推翻政府；一方面除掉黨內的異己派，從而為自己的發展開辟道路。[28]張耀杰的《誰謀殺了宋教仁：政壇懸案背后的黨派之爭》和金滿樓的《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也都把該段文字視為陳其美主謀殺宋的證據，后者并以《北京國務院聲明》為標題，將該段文字列入書后所附各方函電之中。[29]

    其實，從該篇文字內容和語氣不難看出，造此文字者應當是與應夔丞所延律師保持密切聯系的應夔丞家屬，或共進會其他人員，當然，也可能就是應夔丞所延律師之一，總之可以稱之為應夔丞黨徒。

    那么，這篇文字究竟由何而來，又是怎樣一篇文字呢？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所藏檔案中，筆者有幸看到一封手書殘信，從中找到了答案。該信僅殘留最后一頁，內容正好是所謂北京國務院聲明的最后幾行，即從渠在監內日夜防護的夜字開始，直至最末則此案不難水落石出矣，只不過在此句之后，殘信緊接著還有乞公與當道酌之。名心叩10個字，北京國務院聲明則沒有。[30]由此可知，所謂北京國務院聲明，其實是應夔丞黨徒寫給某公的信件，目的是希望某公能就審訊應夔丞的裁判所移轉之事，與當道酌之。至于信件寫作時間，由于信中提到的武士英之死在1913年4月24日，因此，該信應當寫于4月底5月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