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應夔丞就身史及革命時經歷上大總統呈文底稿二》（1912年），北京市檔案館，國民共進會全宗，檔號J22200100022。

    [312]《飭探再查私匿軍火》，《申報》1906年6月16日，第18頁。

    [313]《破壞以原就被之定例》，《申報》1909年9月24日，第19頁。

    [314]《應桂馨又被控告》，《申報》1910年4月23日，第19頁。

    [315]《陳其美與應桂馨相識之顛末》，《盛京時報》1913年4月8日，第3頁。

    [316]《暗殺案開審前之種種應犯之胡言亂道》，《時報》1913年5月27日，第7頁。

    [317]《宋先生在天之靈胡翡云之叫苦》，《民立報》1913年3月29日，第11頁。

    [318]《宋案過去之歷史》，《亞細亞日報》1913年4月23日，第2版；本館駐京記者聞雷：《北方對于宋案之研究》，《時事新報》1913年4月28日，第2張第1版。

    [319]廖大偉：《論民初幫會與社會的緊張;以共進會與刺宋案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第6575頁。

    [320]仲材：《刺宋案之六不可解》，《民權報》1913年3月26日，第3版。

    [321]就在刺宋前一周，應夔丞通告各處共進會云：照得共進會之設，原以合三幫之舊團，使镕化于一爐，革除開堂放票之惡習，勉為善良，共趨正路為宗旨。組織之初，即宣布約法，并迭經訓示，已不啻三令五申。乃言者諄諄，聽者藐藐，開堂放票之事，依然層出不窮，聚眾斂錢，賭博伙劫，種種不法，皆以時為媒孽。即如九龍山一案，系洪幫之放票，芙蓉山一案，系青幫之開堂，株累及于無辜，擾害洎乎地方，言之真堪痛恨。茲特再行明白布告：本總長以維護治安、尊崇法律為前提，不問幫不幫，只辯匪不匪。如果在會者不知悛改，再有開堂放票、違背法律之行為，一經查實，不待地方官廳聞風捕治，定當據實先行報告，從嚴懲處，決不姑容，以清匪源而維秩序，庶免毀損會務，蓋關于團體之名譽者猶小，關于地方之安寧者實巨也。（《特任駐滬巡查長應夔丞通告》（1913年3月13日），北京市檔案館，國民共進會全宗，檔號J22200100004）刺宋前兩天，應夔丞又一次向共進會會員發出訓詞，稱：凡在會員，亟宜痛自湔滌，互相懲勸，恪守會章，各安職業，庶免受人口實，致玷社團。本長辦事惟以法律為依歸，而又素抱人道主義，故不吝三令五申，諄諄勸告。嗣后倘再有紅幫放票、青幫開堂情事，仍延舊習，怙惡不悛者，一經查察，例禁森嚴，自有司法官廳執法以隨其后，決不稍事姑容。（《特任駐滬巡查長應夔丞勸告共進會總支分部各會員訓詞》（1913年3月18日），北京市檔案館，國民共進會全宗，檔號J22200100001）這些都說明，應夔丞并不想讓共進會卷入刺宋案中。而宋案證據宣布后，共進會副會長宋伯飛等曾集合多人，公電政府，稱近因宋案發生，總機關原在應處，致逮捕時將本會圖記、名冊、證書，被捕抄去。今檢查證據，確與本會無涉，請飭江蘇都督及上海交涉使，將無關宋案之一切文件索還，以釋群疑。（《共進會竟敢請還文件》，《亞細亞日報》1913年5月8日，第3頁）這也證明，應夔丞殺宋并非共進會組織行為。

    [322]應夔丞在預審期間，曾與其律師愛理斯有過如下對話。愛問：汝與刺死之宋教仁認識否？應答：不認識。愛問：從未見面否？應答：在南京政府時曾見過面，僅頷首而已。愛問：其時宋當何職？應答：法制局局長。愛又問：宋為何黨？應答：國民黨。惟在南京時，我不知其何黨。（《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記》（續），《國民月刊》第1卷第2號，1913年，第4頁）可見，應夔丞與宋教仁并無個人恩怨，甚至可以說對宋教仁并不十分了解。

    [323]《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記》（續），《國民月刊》第1卷第2號，1913年，第4頁。

    [324]《辛亥上海光復前后;座談會記錄》，《辛亥革命回憶錄》（四），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第12頁。

    [325]《撤銷諜報科通告》，《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第390頁。

    [326]《工商部無汝等位置矣滬軍都督陳批示》，《神州日報》1912年4月28日，第5頁。

    [327]《刺宋案破獲后之各方面應夔丞之歷史》，《民主報》1913年3月29日，第6頁。

    [328]《宋先生被刺之痛史兇犯拿獲之詳情應夔丞之歷史》，《民立報》1913年4月2日，第7頁。

    [329]《覆應桂馨書》，海陽汪德軒編《程都督書牘》上卷，廣益書局，1912，第17頁。另，此函原件藏北京市檔案館，合亟聲明之亟寫作即。函末署程德全再拜廿一日，應為1912年6月21日，其時應夔丞正籌備成立共進會。見《江蘇都督程德全致應夔丞函》（1912年6月21日），北京市檔案館，國民共進會全宗，檔號J22200100003。

    [330]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665頁。

    第五章 袁趙與宋案之不同牽連

    由第四章所論可知，宋案實際上是由多個案情次第演進與交錯進行而釀成的復雜案件，刺宋是最后一個環節，也是整個案件的最終結局。遺憾的是，歷來研究宋案者并不具有這樣的觀念，而是將宋案簡單地等同于刺宋，忽略了對刺宋以前各環節的研究。這樣，袁、趙就在案情未明的情況下，被認定為刺宋主謀。而宋案原始證據告訴我們，袁、趙雖然與宋案一些環節確有程度不同的牽連，卻與刺宋環節沒有直接關系。當時政情也表明，袁根本無須殺宋，至于趙為了長?？偫頇辔粴⑺?，更是毫無根據的偽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