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文寄出后僅過半日，應夔丞就于3月24日凌晨在英租界被抓獲。3月25日上午10時，國務院接到了應夔丞來函及所寄印刷品，[298]旋即于3月26日致電各省都督、民政長，轉發了來函及印刷品。沒想到捕房搜查應宅時，發現還有42件相同的印刷品，已經裝入信封封好，貼有郵票，正待寄往各處報館，封皮下署京江第一法廷〔庭〕緘七字。真相至此大白，原來應夔丞寄往國務院的印刷品，是他自造的。

    一般人印象中，應夔丞不過是上海及江浙一帶的幫會頭目，但實際上，應夔丞曾肄業上海梅溪書院，后又補送龍門書院，[299]因此具有一定文采，這從該件印刷品也可以看得出來。由于該宣告文出現于宋教仁被刺身亡之后，時人對應夔丞寄出該宣告文的動機有比較一致的看法，即故為惑人之計。[300]《民立報》并具體分析道：應犯既受袁、趙唆使暗殺宋教仁，又恐有人疑及中央所為，故發布此文，將各黨重要人物及袁、趙等名亦臚列于內，以淆亂觀聽，使中央有辭推卻。[301]而國務院轉電各省，則被認為正如所謂lsquo;此地失銀三百兩，隔壁小二不曾偷，作偽心勞，實足以表現其手段之惡劣而已。[302]陶菊隱后來干脆發揮想象力，將宣告文說成趙秉鈞為掩蓋殺宋罪行而做的文章，于《六君子傳》中寫道：

    事已至此，袁、趙將怎樣做一篇遮蓋文章呢？畢竟趙不愧為智多星，想來想去，居然被他想著了一條移尸嫁禍之策，于二十六日以國務院名義通電，稱據應夔丞二十三日函稱，上海發現一種監督政府裁判機關，其宣告文內列有宋教仁、梁啟超、袁世凱、趙秉鈞、汪榮寶等罪狀，特先判處宋以死刑，即時執行等語。這篇文章做得太離奇，不愧為倒亂千秋之筆。[303]

    也有人根據宣告文為袁、趙辯護，認為據此左證，則刺宋事不惟與袁、趙無關系，并可證明與孫、黃諸人無關系。蓋天下固無其奴受賄，奉主人命以謀他人，而其奴并謀及其主人者也。然則殺宋者其必在袁、趙、孫、黃諸人之外，而別有所為主謀者。如應始終不認有他人，或只牽及于洪述祖，則非即應為主謀，即應、洪通謀，此外固無冒疑無關系之第三者之理由也。[304]還有人認為：此項印刷品無非應犯淆惑人心之作用，且發主〔生〕于宋案后，無可資研究之價值也。[305]然而，仔細分析該宣告文，我們就會發現，其中實際上暗藏多個玄機，是破獲宋案極關鍵的證據。

    宣告文暗藏玄機之一，即所謂判決宋教仁死刑之特別法庭代理主席、副法官葉義衡，就是應夔丞。

    應夔丞被捕后，不論是在租界會審公廨預審過程中，還是在租界當局將其移交中方以后的審訊過程中，始終不承認自己殺宋，不承認武士英為其所雇用。雖然從其家中所獲函電文件明確證明其配合洪述祖實施了殺宋，并且從其家中搜出了五響手槍一把，其中存有子彈兩枚，恰與武士英在滬寧火車站刺宋時放去三枚后尚存兩枚相吻合，但缺少應夔丞的親供，畢竟是一個缺憾。而他向國務院寄出的宣告文，恰恰隱含了他殺宋的事實。

    暴露這一玄機的，是該宣告文中所謂判決宋教仁死刑的兩個人的名字，一個是陪審員薛圣渡，另一個是代理主席、副法官葉義衡。按常理，應夔丞制造該項油印品既然是為了淆亂觀聽，那么這兩個關鍵人名就應當是虛構的，一般探究宋案者看到這兩個名字，也都會把它看成虛構的名字而毫不措意。然而，應夔丞在寫出這兩個名字時，卻不是憑空捏造。在北京市檔案館所藏共進會檔案中，有兩份十分重要的檔案，是應夔丞1912年底為求論功行賞而寫的自述底稿，其中一份開頭對其家世有如下介紹：

    籍貫浙江鄞縣人祖父圣渡，妣崔氏；父忠才，母葉氏；兄弟無。[306]

    據此可知，薛圣渡之圣渡，其實是應夔丞祖父名字。至于薛，則是應夔丞岳父薛培榕之姓，其女薛瑞真為應夔丞之妻，在應宅所獲函電文件中，就有薛瑞真給應夔丞的信。[307]因此，薛圣渡實際上是由應夔丞岳父（或妻子）之姓與應夔丞祖父之名組合而成。至于葉義衡之葉，如應夔丞自述，是其母親之姓，而義衡則是應夔丞早年所用名字，《申報》曾數次提到。如光緒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1892年12月10日）《申報》提到十月十一日（11月29日）指發安徽縣丞應義衡到。[308]光緒十九年五月二十日（1893年7月3日）《申報》提到五月十一日（6月24日）縣丞應義衡辭赴上海公干。[309]光緒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5年1月17日）《申報》又提到應文森、山雨香租地糾葛一案，應文森之子應義衡投控山雨香欠宕押款。[310]在應夔丞1912年底所寫另一份自述底稿中，也有夔丞原名義衡，字桂馨之語。[311]因此，葉義衡實際上是由應夔丞母親之姓與應夔丞早年所用名組合而成。

    應夔丞的祖父應圣渡名不見經傳，應夔丞用義衡之名則遠在宋案前近二十年，其母親葉氏和其妻薛氏也鮮為人知，應家的這些內幕除了應夔丞及其家人外，一般人根本不可能知道，這就有力地證明了該宣告文的確出自應夔丞之手。而根據該宣告文，正是薛圣渡和葉義衡對宋教仁判處并執行了死刑，因此，該宣告文毫無疑問成為應夔丞殺宋的鐵證，只可惜租界會審公廨、上海地方審判廳及當時研究宋案證據者，皆未能看出其中玄機，后來研究者更對該宣告文視而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