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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個別書籍,如張耀杰《誰謀殺了宋教仁:政壇懸案背后的黨派之爭》,雖然征引證據超過40件,但實際上只是抄錄證據,并對一些無關緊要的背景性故事進行演繹而已,對證據本身的內涵基本不能理解,更不能揭示各項證據之間的內在關聯。 [28]《京師地檢廳吊閱宋案卷宗》,《申報》1918年6月28日,第10頁。 [29]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5卷上冊,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第345頁。 [30]《舉國同聲一哭之宋先生宋先生案之一線光明》,《民立報》1913年4月5日,第78頁。 第二章 破解宋案謎團核心史料 無論研究何種歷史問題,首先必須注意核心史料的掌握和利用,不清楚所研究問題有哪些核心史料,或者輕視乃至無視核心史料,所做研究工作就不能被稱為專業、嚴謹的學術研究,所得結論自然也就很難經得起檢驗。對宋案研究而言,史料并不缺乏,其中可稱為核心史料、對于破解該案謎團可起到關鍵作用者,主要有以下五種。 一 京師警察廳總監王治馨在追悼宋教仁大會上的演說 按照史料面世時間,京師警察廳總監王治馨在追悼宋教仁大會上演說詞的披露,比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于1913年4月25日深夜通電撮要宣布宋案證據,還要早近一個月,因此理應首先注意。 宋教仁被刺身亡一周后,北京國民黨本部于1913年3月28日開會商討應對策略,3月30日下午又在湖廣會館舉行追悼大會,京師警察廳總監王治馨代表趙秉鈞出席,并發表演說。趙秉鈞時任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王治馨為趙之屬下,與趙為煙友,又與趙之心腹秘書丁惟忠為同鄉,因此趙、王二人關系極為密切。[1]在追悼大會舉行前,兇犯應夔丞、武士英已分別于3月24日凌晨及上午被抓獲,與應夔丞關系密切的洪述祖則于3月26日晨由北京出逃至天津,兩天后乘火車南下,輾轉至青島德國租界藏匿。洪述祖為內務部秘書,于是,趙秉鈞不可避免地受到猜疑。3月29日,共和黨《亞細亞日報》突然發出如下一則關于國民黨本部會議的消息,稱: 張繼氏日前在該黨本部對于鈍初死事之演說,洋洋千言,大略謂:鈍初之死,據外間消息,實為應夔丞所指使。應本上海流氓,雖為我們同盟會人物,但此人近恐已為人收買,故吾人對于應夔丞之外,仍須根究主使之人云云。其詞中并及于現總理趙秉鈞云。[2] 這則報道實際上暗示趙秉鈞為刺宋幕后主使?!秮喖殎喨請蟆吠瑫r又報道,趙秉鈞對于有人影射他與刺宋案有牽連,大為憤慨,于3月28日下午面見袁世凱,要求辭職,表示: 我不愿為總理,實以總統委托,不敢放棄國民責任。受職以來,朝夕勞苦,發白齒搖。不意區區苦衷,無人見諒?,F在宋鈍初一案,外間某黨竟疑秉鈞主使。此事毫無公理,秉鈞萬難緘默,擬請即行辭職,前往上海,與兇手對質,以期水落石出。[3] 就是在這樣一種微妙時刻,宋教仁追悼大會于3月30日下午在湖廣會館舉行。這讓趙秉鈞頗為躊躇,因他掛名國民黨籍,又身任國務總理兼負責治安的內務總長,若不參加追悼會,不但無法向外界交代,也對不住自稱與他關系甚為融洽的宋教仁在天之靈;更嚴重的是,外界將很可能因此愈加懷疑宋之被刺與他有關。但若參加追悼會,則難免有些尷尬,身處嫌疑的他,顯然不能裝聾作啞,若無其事;而若解釋,則憑何取信于人?故由同樣掛名國民黨籍的王治馨代為出席追悼會,就成為趙熟慮之后的抉擇。由王治馨以京師警察廳總監身份在追悼會上表明緝拿兇手的決心,也就等同于趙秉鈞向國民黨表明了自己對處理宋案的態度;同時,派代表而非親自出席追悼會,又表達了他對國民黨有人懷疑他為幕后主使人的不滿。 對于王治馨在追悼會上的演說內容,當時各報多有報道,但詳略不一,較為完整者如3月31日《大中華民國日報》記道: 昨日(三十號)國民黨為宋教仁在湖廣館開追悼會,黨員趙智庵派京師警察(總)監王治馨代表蒞會,其演說詞大致謂:趙與宋有密切之關系,其關系即由政黨內閣而生。自宋被刺后,上海拿獲兇犯為應夔丞,應與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又有密切關系,不僅外間報紙嘖嘖,即總統亦不免疑趙,而趙則以洪述祖時往總統府,又不免疑總統授意。及前日趙與總統面談,彼此皆坦然無私,唯總統說:洪述祖曾有一次說及總統行政諸多掣肘,皆由反對黨之政見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偨y答以反對既為黨,則非一二人之故,如此辦法,實屬不合云云?,F在既鬧出此種亂子,難保非洪述祖藉此為迎合意旨之媒。唯有極力拿治,以對死者。鄙人現為警察長,已搜出證據多端,另抄一本,皆洪與應之秘密通信,可交吳蓮伯,供黨員參考,并通電各省都督,捉拿洪述祖,以期水落石出云。[4] 末尾有記者按語:王所言如此,當時會場萬目萬耳,同見共聞。演說中所云吳蓮伯,即吳景濂,國民黨重要人物,時任臨時參議會議長。由前日趙與總統面談云云,可知袁世凱是在3月28日,也就是趙秉鈞去總統府辭職之時,向趙提及洪述祖曾建議收拾反對黨一二人這一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