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證據解釋角度看，無論是國民黨方面還是袁世凱方面，最初都只是有選擇地抓住那些自認為能夠證明己方觀點的證據攻擊對方，或為自己辯護，甚至為達目的不惜曲解證據，而未能冷靜、全面、客觀地解釋各項證據。就連其他黨派，乃至一些與政治不沾邊的人，也都被裹挾進雙方的攻防大戰之中，要么支持國民黨，要么支持袁、趙，要么貌似公允而實則有所偏袒，未能以獨立公正的態度對相關證據進行系統研究，進而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隨著宋案當事人陸續死亡，以及時過境遷，后來的研究者本當對宋案證據給予充分重視，重新審視，可事實卻非如此。迄今的各種研究，不論專業的還是業余的，不論極力固守舊說的還是嘗試提出新說的，雖然或多或少都會論及某些證據，但誤解、曲解、錯解比比皆是，從未有人以嚴謹扎實的態度全面系統地疏解過相關證據。相比較而言，廖大偉、張永、朱懷遠三人對證據解釋更為重視一些，可惜他們所做解釋都太過簡略，許多內涵未能揭示出來，尤其未能揭示各項證據之間的內在關聯，錯誤的解釋亦非常之多；而且有許多件重要證據在他們看來與宋案并無關系，故完全沒有提及。因此，說宋案核心證據百余年來從未真正受到過研究者重視，毫不為過。

    尚須注意的是，《民立報》記者當初對國民專注意于其狡展之供詞，而忽視應宅搜獲證據的擔心，竟然在百年之后的一些研究者，特別是業余研究者身上表現了出來。例如，思公、盧笛、金滿樓、張耀杰等，雖然也利用了一些證據，但基本上是證據的羅列和簡單介紹，未能得其真意，而且往往從應夔丞和武士英的口供出發，提出問題，解釋宋案，具有明顯的重口供輕證據的傾向，而不是利用更可靠的證據來判斷口供的真實性。至于前引唐德剛對刺宋案的解釋，則完全是脫離證據的空洞的心理分析，雖然講得天花亂墜，實際上不具有學術意義。

    如果說宋案研究長期得不到推進是由于研究者對宋案核心證據缺乏足夠重視的話，那么重口供而輕證據、重空論而輕實證的一個嚴重后果，便是宋案研究離真相越來越遠，這是我們需要高度警惕的。

    四 大量已刊未刊史料未被發掘利用

    研究宋案，資料并不缺乏。有關宋案的資料，大體可分為四類：一原始檔案，二各種史料集，三各種報紙，四私家記述。其中有大量極有價值的史料，研究者迄今未加重視，或竟全然不知。

    1.原始檔案

    有關宋案的原始檔案，就筆者所掌握的情況，主要收藏在北京市檔案館和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圖書館。

    在牽涉宋案的幾個關鍵人物中，洪述祖是最后一個死去的，他于1917年4月在上海租界被捕，1918年4月被提解至北京審訊，故宋案相關案卷亦由上海租界會審公廨全部移交至北京，[28]此即北京市檔案館現今所藏相關案卷的由來。這是關于宋案最重要的一部分檔案，其內容主要包括三大方面：（1）洪述祖、應夔丞之間往來的大部分函電原件及電局譯件；（2）應夔丞個人履歷及由其擔任會長的共進會各項活動的相關文件；（3）19181919年司法機關提解、審訊及判決洪述祖絞刑的相關文件。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所藏有關宋案密檔，則為該系所藏袁世凱密檔之一部分。根據清華大學校史檔案記載，袁氏密檔最初是20世紀50年代初，由清華大學歷史學系自袁氏心腹幕僚曾彝進處購得，[29]后因院系調整清華大學歷史學系合并于北大，該部分檔案遂轉歸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收藏。其中與宋案有關之檔案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宋案相關電文，如袁世凱與黃興、譚人鳳、黎元洪、岑春煊等往來電文，國務院請禁宋案謠言電文，蔡鍔等部分地方都督關于宋案之通電等。（2）趙秉鈞和政府方面自辯之相關文件，如趙秉鈞自辯勘電底稿，總統府、國務院宋案證據逐條辨明書稿本，宋教仁被殺真相稿本，袁世凱手定趙秉鈞拒絕出庭對質真電底稿等。（3）趙秉鈞呈請解職文底稿及批示底稿等。（4）有關血光黨之文件，如軍政執法總長陸建章給袁世凱的呈文，血光黨紀聞稿本等。（5）袁世凱方面自造之宣傳品，如《一個軍官的談話》《嗚呼，國民黨之自殺政策》《解剖孫逸仙》等。

    以上兩處藏檔，一以洪、應為中心，一以袁、趙為中心，恰好可以互補。其中有部分檔案內容在當時或后來已經公開，但還有相當一部分至今不曾公開，也從未見研究者利用。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洪述祖早年名洪熙，研究宋案必須研究洪述祖個人歷史，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有少量關于洪熙的檔案，對于了解洪述祖早期歷史極有幫助。而關于刺宋案發生后袁世凱方面對輿論的壓制，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有少量檔案，可供參考。

    2.史料集

    到目前為止，已經印行的專門或集中記錄宋案的史料集，主要有以下各種。

    （1）《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1913年鉛印本）。

    （2）徐血兒、葉楚傖編《宋漁父》（上海民立報館，1913）。

    （3）杞憂子編《宋漁父》（上海杞憂書社，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