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類是宋案探究中較值得注意的一類文字，然而其數量非常之少。迄今，偏重分析案發原因及案情的專題學術論文，不過寥寥十數篇，如王涵《試論宋教仁之死》（《文匯報》1980年12月16日，第2版）、何澤?！端谓倘逝c袁世凱》（《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饒懷民《宋教仁血案及其政治風潮》（《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87年第3期）、廖大偉《論民初幫會與社會的緊張;以共進會與刺宋案為中心》（《史林》2005年第1期）及《袁世凱不是刺宋主謀考析》（收入蘇智良等主編《袁世凱與北洋軍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張永《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史學月刊》2006年第9期）、何廷明等《宋案元兇探淵》（《文山師范高等?？茖W校學報》2008年第1期）、朱懷遠《宋教仁被刺案真相考辨》（《民國檔案》2010年第3期）、侯宜杰《暗殺宋教仁的主謀尚難定論》（《史林》2013年第1期）等。還有一些文字論及刺宋案發生后的相關問題。[1]與第一類書籍偏重記述刺宋案不同，上列學術論文偏重案發原因及案情分析，特別是圍繞誰是刺宋主謀這個問題，每位撰者都試圖提出不同于他人的看法。然而，由于撰者無一例外將案情嚴重簡單化，并且忽視新史料的發掘利用，而對既有核心史料又幾乎不能準確解讀，因此，這些專題論文僅僅在個別細節分析方面有可取之處，總體論述并不具有說服力。此外，日本學界也有幾篇與宋案有關的論文，但只是涉及案情而已，基本談不到研究，如片倉芳和「宋教仁暗殺事件について」（『史叢』第27號、1981年）、渡辺竜策「宋教仁暗殺事件の意味するもの;民初政爭の一斷面」（『中京大學論叢教養編』1962年第3號）、樋泉克夫「宋教仁研究ノト1」（『多摩蕓術學園紀要』1980年第6巻）等。

    第三類關于宋案的文字近年有不少，文章如盧笛《是誰殺了宋教仁？》（網文）、顧土《政治暗殺的另一層解讀：重讀宋教仁被刺案》（《書屋》2009年第9期）、臧巨凱《袁世凱在刺宋案中的涉水深度》（《鐘山風雨》2010年第1期）、陳自新《宋教仁被刺案百年祭》（《文史精華》2013年第3期）、紀彭《沒有證據，只有利害：宋教仁案究竟誰是兇手》（《國家人文歷史》2013年第6期）等；書籍則有思公《晚清盡頭是民國》、金滿樓《退潮的革命：宋教仁的1913》、張曉波《民國的開端：宋教仁評傳》、張耀杰《誰謀殺了宋教仁：政壇懸案背后的黨派之爭》等。這類文字的作者總體而言缺乏專業訓練，無論是對史實的把握還是對史料的鑒別使用，都存在很大問題，往往看似分析得頭頭是道，實則由于缺乏史料支撐，或不能準確解讀史料，難以得出有價值的認識。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這類作品的非學術性或通俗性，加之得益于網絡傳播，其受眾遠多于第一、第二兩類文字。

    實際上，業余史學研究者并非完全不可能做出優秀成果，但前提是研究者應當充分占有史料，并以嚴謹態度為之。從另一角度看，宋案探究的業余作品之所以流行，說到底與專業學者對這一案件缺乏研究有關。因此，對宋案的研究，確已到了必須深刻反思與實實在在向前推進的時候。

    二 案情分析嚴重簡單化

    宋案系由宋教仁被刺而引發，因此，對宋案謎團的破解，從一開始就被吸引到了誰是主謀這樣一個問題上。雇用武士英槍殺宋教仁的應夔丞（即應桂馨）剛一被捕，便有人懷疑其背后有主使之人，謂：應桂馨與宋先生既無私仇，又非公敵，宋先生有何不利于應？應有何利于宋先生死？即質之應桂馨而亦不能強言為有也。則應桂馨之外，必更有一人焉，為應桂馨之主動可知。[2]又謂：

    應夔丞與宋漁父生平無握手交，無半面緣，何仇？何怨？應也，宋也，誠風馬牛不相及也。胡為乎應乃擲重金、買死士，必得宋而甘心焉？由斯言之，買武士英者，應夔丞也，而買應夔丞者，伊何人乎？[3]

    隨著應宅所獲大量函電文件內容逐漸披露，內務部秘書洪述祖與應夔丞的詭秘關系曝光于天下。但輿論并不認為洪述祖就是最后的主使人，而是進一步提出洪述祖背后可能還有主使之人，理由是：

    彼洪述祖，一卑鄙齷齪之小人，與大政治家宋先生固亦風馬牛不相及，宋先生之死生，與彼實了無絲毫之關系，洪又胡為乎必死宋先生而后快也？然則，嗾武者為應，嗾應者為洪，而嗾洪者必更有人在也。[4]

    由于洪述祖為趙秉鈞之秘書，搜獲文件中又有趙、應之間往來函電及趙送應之密碼電本一冊，因此，輿論很快將矛頭指向趙秉鈞。而趙又被認為是袁世凱的心腹，于是，袁世凱亦被牽入案中。在國民黨方面看來，案情是很清楚的，因此，其機關報《民立報》在1913年4月27日刊登44件證據時，于所加按語中明確指出：

    宋先生之死，袁、趙死之，非洪、應與武死之也。

    洪、應二犯僅一器械，武士英更器械之器械，而真正之〈人〉主動（人），乃袁世凱、趙秉鈞也。[5]

    這可以說是國民黨方面對于宋案的正式研究結論。然而，趙秉鈞卻不認同這一結論，他于4月28日發表自辯勘電，稱去宋之動機起于應之自動，而非別有主動之人，中央政府于宋案無涉。[6]袁世凱同日也發出勘電，明確給趙秉鈞以支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