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經慢慢認清了下面這個重要事實：人們迫害歐洲猶太人的一個動因是為了占有他們的財產；因此，我認為，卡羅拉克及其同伙渴望徹底地掠奪猶太人的財產，而又意外獲得了這么做的機會，這恐怕就是他們組織屠殺的真正原因;而不是，或者說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是天生的反猶主義者。大屠殺過后半個世紀，耶德瓦布內人顯然也持有相似的看法：在耶德瓦布內，人人都知道事情[屠殺猶太人]的真相，但人們過去從未公開談論過。[2000年 ]5月13日星期六，在一次集體為祖國祈禱的彌撒中，當地神父號召教區居民也為那些戰爭的受難者祈禱，他們因某些人為滿足自己的私利和貪念所犯下的罪行而失去了生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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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中子彈，一種以高能中子輻射為主要殺傷力的低當量小型氫彈。中子彈是特種戰術核武器，爆炸波效應減弱，輻射增強。只殺傷敵方人員，對建筑物和設施破壞很小，也不會帶來長期放射性污染。

    私人傳記

    在拉莫托夫斯基及其同伙的庭審檔案中，除了我們找到的證人和被告人的問詢記錄，還有很多其他資料在庭審的不同階段被呈給法庭。比如，我先前就引用了卡羅爾巴登在其豁免請愿書中的文字。我通過最初的評估所得出的結論這是一群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每份問詢記錄第一頁的摘要。但除了這群被告人的年齡、子女數量和職業以外，我們還可以提供關于他們的更多信息。

    1949年1月第一批人被逮捕之后，他們的妻子開始往沃姆扎安全部寄請愿書，講述了一些特殊情況，她們希望這能淡化他們的丈夫在反猶迫害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可以從這些文本中梳理出一些關于被告人的有趣的個人信息。亞歷山大的妻子伊雷娜雅諾夫斯卡（Irena Janowska）在1月28日寫道：在事發當天，德國憲兵隊與鎮長和[鎮議會]書記瓦西萊夫斯基一起四處走動，將男人派去看守廣場上的猶太人群。他們也到我們家來了，找到了我丈夫，厲聲命令他到廣場上去，還舉槍威脅他。我丈夫很害怕，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去干什么，甚至十分擔憂自己的安危，因為他曾在一家蘇聯治下的牛奶合作社當監管員。1三天后，雅尼娜日盧克（Janina ?yluk）代表她被捕的丈夫（他被許多證人指認為主犯之一）寫了一封請愿書：1941年蘇德戰爭打響之前，我丈夫一直在蘇聯政府的稅收機關做主管。因此，1941年德國人入侵之后，他不得不躲起來，因為每個為蘇聯人工作過的人都會遭到追捕和迫害。2

    我們知道，波蘭的國家官僚組織架構在蘇聯治下大幅擴張了，許多人為了生計而去為占領者工作。被斯大林主義安全警察逮捕者的妻子會認為，如果警察知道自己的丈夫曾為蘇聯政府工作，可能會改善他的處境，這也是合理的。因此，如果不是因為在材料中有了關于這類文本的新發現，我最多只會把這兩個傳記性的片段當作奇聞逸事。事實證明，這些文本變得越來越有趣了。以卡羅爾巴登;在拉莫托夫斯基案中唯一獲判死刑的人的自白書為例：

    在蘇聯紅軍入駐比亞韋斯托克省、1939年10月蘇聯政府成立之后，到1940年4月20日之前，我偶爾會做修理鐘表的工作，也為內務人民委員會及其他蘇聯政府部門做各種我專業領域內的活兒。其中包括開鑰匙遺失的保險箱、換鎖、配新鑰匙、修理打字機，等等。1940年4月20日，我成了主任機械師，也擔任機械拖拉機站[Meical Tractor Station，簡稱MTS]的修理店的店長。我修理拖拉機的輪子及履帶、農用機器，還有各種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馬車。在這個機械中心，我是第一班組的領導，也是技術總監。同時，我還是沃姆扎郡耶德瓦布內鎮的蘇維埃代表（gorsoviet）。3

    巴登無疑是一個很出色的機械師。但僅憑專業技能本身是無法讓他獲得蘇聯機關中的這些職位的。顯然，他深受蘇方信任。

    最后，讓我們來看一出重頭戲;事發當日最惡劣的犯人之一，勞丹斯基家的哥哥齊格蒙特的自傳所揭露的真相。下面的文字是他于1949年7月4日在奧斯特維茲（Ostrowiec）監獄中寫給華沙安全警察署司法部（Do Mirawiedliwo?ci U.B.P.w Warszawie）的請愿書：

    我們的領土被并入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BSSR）之后，我為了躲避蘇聯當局而躲藏了約六個月在我為了不被驅逐出境而逃亡的過程中，我沒有加入那段時間在我們領土組建起來的逃犯團體，但我給斯大林大元帥寄去了一封請求信，由莫斯科檢察院（普什金斯卡街[Puszkinska Street]15號）轉寄給耶德瓦布內的內務人民委員會辦公室，前者隨信附了一道審閱令。在問詢和調查之后，他們證明了對我的判決是不公正的。為了彌補我的損失，我被允許不用再四處躲藏，并不會再面臨被驅逐的威脅。對我進行考察之后，耶德瓦布內的內務人民委員會讓我參與清算反蘇勢力的工作。[看起來，勞丹斯基可能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上校米索雷夫的線人之一。]當時，我與耶德瓦布內的內務人民委員會保持著書信往來（我在信中沒有使用化名）。在此期間，為了讓我更有效地工作，我的上司命令我（為了避免被反動勢力偵查到）假裝是反蘇分子，因為當局已經認識我了。1941年，蘇德戰爭[原文中，蘇為大寫，德為小寫]突然打響之后，內務人民委員會沒能摧毀所有的檔案，我很害怕，不敢出門，僅僅去偷偷確認了[通過立即派自己的弟弟進入德國憲兵隊工作！]，最重要的檔案已經在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院子里被焚毀了我覺得我在整個審判中沒有得到公正的對待，因為對我的懷疑都是誣告，因為在我與內務人民委員會保持聯絡的那段時間里，我一直都是冒著生命危險的。如今[即戰后]，我也沒有加入任何反動集團，而是在社區里的農民自助社中工作，還持續遭到反動勢力的迫害。加入波蘭工人黨之后，我感到我的生活因民主精神而得到了升華；我堅信，在像我一樣的人民的幫助下，我們的工人制度會更加穩定[作者標記此句為重點]。我在此聲明，我其實是含冤入獄的，因為如果我親蘇的立場為人所知，那么就算德國人不動手，反動集團也會將我和我的家人滅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