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在世界各國只有4位大使，這是它自己的選擇。它還和美蘇兩個擁核的超級大國都處于對抗狀態。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毛澤東認識到，就連中國人民經受了幾千年考驗的忍受力都已經被文化大革命消磨殆盡。他企圖通過整肅思想和無畏不屈來嚇阻外國干預，但中國的孤立卻正可能誘發這樣的干預。1969年，蘇聯似乎蠢蠢欲動，要對中國發動攻擊。毛澤東甚至把所有部委都疏散到了各省，只留下周恩來總理鎮守北京。對這次危機，毛澤東的反應正如他的風格，出人意料地來了個急轉彎。他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中最無法無天的行為，派軍隊取代了紅衛兵，而把他的這支突擊隊分配到農村，讓他們和先前遭他們迫害的人一道從事勞動。為遏制蘇聯，他開始接近此前千夫所指的敵人;美國。

    毛澤東認為，和美國修好將使中國不再孤立，給其他對中國敬而遠之的國家提供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理由。（有意思的是，就在我為初訪中國做準備的時候，美國中央情報局提交了一份分析報告，認為中蘇之間嚴重的緊張關系使得美中關系有可能緩解，但毛澤東的意識形態傾向會阻止美中關系在他的有生之年實現緩解。11）

    無論革命多么波瀾壯闊，其成果都需要鞏固，最終都要從激昂的熱情轉為可以持久的狀態。這就是鄧小平所起的歷史性作用。毛澤東去世兩年后，鄧小平復出。他迅速推行了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政策。為了實現他所說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他釋放出了中國人民巨大的潛能。在不到一代人的時間內，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為加速這一令人瞠目的變化;盡管不一定是出于真誠的信念;中國加入了國際組織，接受了世界秩序確立的規則。

    然而，中國盡管加入了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但它的心態非常復雜。這要歸因于它是怎樣被推入國家間體系的。中國沒有忘記，當初它被迫與現存的國際秩序接觸時，所受到的待遇與它對自己的歷史定位天差地別，事實上也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矢言遵守的原則南轅北轍。聽到外國敦促中國遵守國際制度的游戲規則和責任的時候，許多中國人，包括高級領導人，會本能地想到中國并未參與制定這個制度的規則。對于要中國遵守自己沒有參與制定的規則的要求，中國人經過斟酌后同意了。但是，他們期望國際秩序有所發展，使中國得以作為中心角色來參與將來國際規則的制定，甚至修改現有的一些普遍規則。他們早晚會采取行動實現這一期望。

    在等待時機來臨的同時，中國在世界舞臺上日漸活躍。中國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現在每一個國際論壇都積極尋求它的意見和支持。同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秩序中許多國家的做法一樣，中國也開展了一系列活動，來提高自身的聲望，例如主辦奧運會、國家主席親臨聯合國發表講話、與世界大國進行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級的互訪等等。無論按何種標準來看，中國都已恢復了它在世界上影響最為廣泛的那幾個世紀中的地位?，F在的問題是，它在目前尋求新的世界秩序的努力中如何自處，特別是如何處理和美國的關系。

    美國和中國都是世界秩序不可或缺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兩國在歷史上都對它們現在成為中流砥柱的國際體系既支持又抗拒，一方面宣布遵守這一體系，另一方面卻又對它的某些方面有所保留。作為眾多國家中的一個重要國家在21世紀秩序中如何發揮作用，中國沒有先例可循。美國則從未和一個在國土面積、影響力和經濟實力方面與它相似，但國內秩序卻迥然不同的國家長期互動過。

    兩國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著重大差異。美國的政策著眼于務實，中國則偏重概念。美國從未受過鄰國威脅，中國的邊境四周卻無時無刻不強敵環伺，虎視眈眈。美國人相信每一個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中國人卻認為一個問題的解決只會引起新的問題。美國人對眼前形勢一定要拿出結果，中國人注重的則是大局的發展。美國人制定實際可以做到的計劃，中國人只確定總的原則，進而分析它的走向。中國人的思維部分地受到了共產主義理論的影響，但越來越趨向于傳統的中國思維方式。美國人對兩者都缺乏直觀的和深入的理解。

    中國和美國在各自的歷史中，只是在最近才充分參與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中國自認為與眾不同，基本上自家管自家的事。美國也認為自己獨一無二，也就是說它是例外，但它相信自己在道義上有義務超越國家利益，在世界上傳播自己的價值觀。這兩個有著不同文化和不同前提的偉大國家都正經歷著根本性的國內變化。這些變化最終是會導致兩國間的競爭，還是會產生一種新形式的伙伴關系，將對21世紀世界秩序的未來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現在的領導人已是革命以來的第五代。前面每一代領導人都體現出了他們那一代對中國所面臨問題的深刻洞察力。毛澤東決心把過去的制度連根拔起，即使對他在勝利之初親手建立的制度也不例外。他這樣做是為了防止那些制度在中國的官僚傾向影響下停滯僵化。鄧小平明白，中國除非參與國際事務，否則不可能繼續發揮其歷史性作用。鄧小平的目標十分明確：韜光養晦，以防引起別國不安；不出頭，但通過實現社會和經濟現代化來擴大中國的影響。在這個基礎上，江澤民從1989年開始，對外親自執掌外交，對內擴大共產黨的群眾基礎。在他的領導下，人民共和國充分參與國際事務，成為國際政治和貿易體系中的正式一員。胡錦濤巧妙地平撫了世界對中國國力不斷增強的擔心，為后來由習近平闡明的新型大國關系概念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