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阿拉伯的統治者深知，四周鄰國的貪婪有一天也許會轉化為征服的欲望，在革命年代，也可以表現為支持政治或教派sao亂。沙特阿拉伯人目睹了鄰國的命運后，在經濟和社會現代化問題上不可避免地心情矛盾，知道不改革也許會把本國的青年人推向對立面，改革步伐太快又有可能失控，最終危及習慣了保守君主制的這個國家的國內凝聚力。王室試圖在自己社會習俗范圍內領導社會和經濟變革，目的恰恰是為了控制改革的步伐和內容。沙特阿拉伯依照這一策略進行了有限的改革，防止具有潛在爆炸性的社會矛盾越積越多，同時又避免改革步伐過快可能給社會穩定帶來的影響。

    現代沙特阿拉伯自成立后的大部分時間里，其外交政策的特點就是小心謹慎，他們轉彎抹角的說話風格已經演變成了一種特殊的藝術形式。如果沙特王國奉行鋒芒畢露的政策，如果它使自己成為一切爭端的焦點，一些比它勢力大得多的大國的懇求、威脅和誘勸就會接踵而至，甚至有可能危及國家的獨立或凝聚力。沙特阿拉伯當局因此避而遠之，從而保全了自己，哪怕危機時期也不例外，包括有時推行影響會波及世界的大膽變革時。沙特阿拉伯在公開場合幾乎總是避免出頭，與他國保持距離，用含糊不清掩蓋自己的脆弱，用避而遠之隱藏自己對外來者動機的猜疑。無論對方巧舌如簧還是威脅恐嚇，它均不為所動。

    即使是在靠資源支撐的對抗中，沙特阿拉伯王國也避免自己沖在前面，例如1973年的石油禁運和1979~1989年在阿富汗的反蘇圣戰。它幫助推動了中東的和平進程，但談判時退縮在他國后面。沙特阿拉伯王國于是在固定的標桿之間游走：與美國的友誼，對阿拉伯人的忠誠，對伊斯蘭教正本清源的詮釋，內憂外患的意識。在一個圣戰、劇烈大動蕩和認為美國將從這個地區抽身退出的時代，沙特阿拉伯王國有時不再含糊其詞，轉而采取更直截了當的做法，明確表達它對什葉派伊朗的恐懼和敵視。

    伊斯蘭世界的大動蕩和一個革命的伊朗的崛起給沙特阿拉伯造成的分裂之深，超過了中東地區任何一個國家。一方面，沙特阿拉伯正式對威斯特伐利亞概念表示效忠，因為這一概念不僅構成了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基地，也是國際社會承認沙特阿拉伯是一個合法的主權國家的依據。另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國內又存在著貫穿其歷史的宗教純粹主義勢力和威脅到國內凝聚力（1979年，狂熱的宗教極端分子占領麥加的大清真寺時甚至威脅到了王國的生存）的宗教極端主義勢力。

    1989年，沙特阿拉伯王國心懷不滿的子孫之一、參加了阿富汗反蘇圣戰的本middot;拉登回國，宣布要開始一場新的斗爭。本middot;拉登及其追隨者遵照庫特布的著述成立了一個先鋒隊組織（基地組織），通過它進行全面圣戰。該組織的近期目標是沙特政府及其地區伙伴國，遠期目標是美國?；亟M織辱罵美國扶持中東不遵守伊斯蘭教教義的國家政府，并在1990~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在沙特阿拉伯部署部隊玷污了伊斯蘭教。29依本middot;拉登之見，真正的信仰與異教徒世界之間的較量已經開始，而且事關生死存亡。世界上的非正義已經達到了用和平手段無法解決的地步，現在需要采用暗殺和恐怖主義手段，從而讓基地組織的遠近敵人心寒膽戰，喪失抵抗斗志。

    基地組織野心勃勃的計劃，從襲擊美國及其盟國在中東地區和非洲的設施開始。1993年對世貿大廈的襲擊顯示了該組織的全球野心。2001年9月11日，基地組織的攻勢登峰造極，襲擊了世界金融體系樞紐紐約和美國權力的政治樞紐華盛頓。9middot;11事件是迄今為止最致命的一次襲擊，短短幾分鐘內2 977人喪生，遇難者幾乎全部是平民，還有數千人在襲擊中受傷或身體健康受到極大損害。本middot;拉登在襲擊前宣布了基地組織的目標：將西方及其影響逐出中東，推翻與美國結成伙伴合作關系的國家政府，解散它們的政治體制。30本middot;拉登嘲弄這些國家是紙糊的蕞爾小國，其政治結構是為了西方大國的需要而非法建立的。一個新的伊斯蘭哈里發政權將取而代之，再現公元7世紀時伊斯蘭教的輝煌。一場圍繞世界秩序的戰爭就此拉開帷幕。

    這場沖突的戰場橫貫沙特阿拉伯的腹地。2003年基地組織推翻沙特王朝的企圖失敗后，沙特阿拉伯成為基地組織最堅決的反對者之一。在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和伊斯蘭教秩序的范圍內保障安全的辦法，在一段時間內行之有效。然而，沙特王朝犯了一個重大戰略錯誤。從大致20世紀60年代一直到2003年末，它以為可以支持，甚至cao縱國外的激進伊斯蘭主義而不會危及它在國內的統治。2003年在沙特阿拉伯王國境內爆發的一場基地組織的嚴重叛亂，暴露了這一戰略的致命缺陷。沙特王室拋棄了這一戰略，改為由年青一代的一位王子，現任內政部長本middot;納伊夫，領導一場嚴厲打擊叛亂的斗爭。即便如此，沙特王朝的江山依然不穩。隨著伊拉克和敘利亞等國圣戰浪潮的高漲，沙特阿拉伯在這場斗爭中使用的手腕也許會再次受到考驗。

    沙特阿拉伯采取的對策與它面對的挑戰同樣復雜?；适壹易逭J為，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和國家利益系于和西方保持建設性的關系以及參與全球經濟。然而，作為伊斯蘭教的誕生地和伊斯蘭教圣地的保護者，沙特阿拉伯又無法偏離正統的伊斯蘭教。為了對付激進的伊斯蘭教普世主義，它先聲奪人，建立了一個現代國家體制和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關系與伊斯蘭教中原教旨色彩也許最濃厚的瓦哈比派嫁接的脆弱混合體，并在國際上出錢扶持它，結果有時在本國內造成了自相矛盾。沙特阿拉伯在外交上基本上與美國結盟，宗教信仰上又倡導一種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伊斯蘭教，與非伊斯蘭世界形成了潛在沖突。通過資助在世界各地宣揚嚴苛的瓦哈比派信條的宗教學校，沙特人不僅履行了自己作為穆斯林的義務，還把它作為一項預防措施。如此一來，鼓吹瓦哈比派信條的人紛紛跑到國外去傳教，而不是留在王國境內。這一政策產生的一個始料未及的后果，是助長了圣戰的狂熱，最終將對沙特阿拉伯這個國家及其盟友構成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