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皇城司的“耳聰目明”，自然大有收獲。見劉皇帝露出感興趣的神色，王繼恩以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敘述道：“兗國公這一個多月，雖居府中，足不出戶，但據小的們所察，他整日在府中飲酒作樂，與姬妾嬉戲，常常酒后狂言，大吐怨氣……”

    “哦？”劉皇帝停下了腳步，面上不復輕松，閃過的目光，讓王繼恩大感驚悚：“朕倒也好奇，他有多大怨氣，又吐了什么怨言！”

    王繼恩深埋著頭，語氣中已經不敢帶絲毫感情，平鋪直敘地說道：“兗國公不只一次，與旁人言，時運不濟，他有大委屈。說若不是他坐鎮夏州，黨項人早就叛了。

    朝廷此前不重視李繼遷之亂，不與支持，換任何一人領軍，都難以徹底消滅李繼遷的游擊叛軍。前者朝廷遣重兵，投入巨大，他手中若有那般實力，也能消滅叛亂。

    還說，李繼遷叛軍被擊破，就是明證。若非他全力支持，孟都指揮使也難以在豐州建功，大破李繼遷，趙王殿下進夏州，只是坐享其成。

    還說……”

    “還說什么！”劉皇帝語氣分外嚴厲，帶給人的寒意比這春寒還冷。

    王繼恩頭埋得更低了，聲音也小了些：“榆林之亂，事起突然，他辛苦督師進剿，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官家即便不看在故王兗公的情分上，也該多體恤臣下……”

    “呵，呵呵……”劉皇帝忽然笑了，笑聲令人發冷：“看來，他還真是滿腹怨言啊，即便是長舌婦，也就這般多的嘮叨怨艾吧！或許，還是朕慢待這位柱國能臣了??！”

    “官家息怒！”王繼恩低聲勸慰道。

    “朕發怒了嗎？”劉皇帝臉上堆出一片燦爛的笑容，甚至露出那口白牙。

    想了想，形容收斂，直勾勾地盯著王繼恩：“那些話，都是王侁所言？”

    “小的絕不敢中傷兗國公，而是確有其情??！”王繼恩一臉嚴正道。

    劉皇帝這才點著頭，收回目光，淡淡然地一擺手，吩咐道：“傳諭，賜王侁五十壇御酒，十名美女，醉生夢死，朕讓他享受個夠！”

    言罷，劉皇帝又蹙眉思慮幾許，道：“傳詔，以王侁為儋州兵馬指揮使，聽說當地發生蠻亂，他不是自詡文武全才、有志難伸嗎，朕再給他一個機會。一道之亂，他解決不了，一州總能勘定吧！”

    堂堂的國公，曾經的一道都司，貶到鳥不拉屎的儋州，擔任區區一州指揮，這種恩賜，怕也不是王侁樂意的……

    “你說，人為何如此不自知？”吩咐完，劉皇帝嘆了口氣，問王繼恩。

    王繼恩輕答道：“想來是不知足惜福吧！”

    黯淡的夜色下，劉皇帝那雙眼睛，卻顯得格外明亮，佇立在崇政殿前，仰望夜幕間幾點星辰，似乎在看哪一顆是王樸。

    良久，劉皇帝悠悠道：“我還是高看此人了，這點仕途浮沉都看不破，忍受不住，如何成大器。知子莫若父，還是王樸識人啊，倒是朕怎會被蒙了心，錯把王侁當柱梁？”

    “官家豈能有錯，只是兗國公性情乖厲，受不得委屈，也辜負圣恩了……”王繼恩下意識地補了一刀。

    既然奏報此事，那得罪王家是肯定的了，那自然要拱拱火。

    第209章 首級=賞錢

    榆林，夏州，黃羊平。

    不過半年的時間，這座曾一度繁榮的邊陲小鎮徹底換了模樣，過去這個時節，正是謀生產、求溫飽的關鍵時期，胡漢商民紛紛聚集，邊市貿易旺盛無比。

    哪怕是上一年這個時候，黃羊平的氣氛雖然受到李繼遷叛亂影響，有所壓抑，但還勉強維持著正常的秩序與生活狀態。

    但如今，只剩下無盡的凄涼與蕭索，放眼望去，滿目瘡痍，到處都是戰爭的痕跡，墮毀的土城墻，坍塌的房屋，焚毀的寮舍，以及隨處可見的尸骨。

    豐州之戰后，榆林官軍在行營的統籌下，開始了對各路叛軍的清剿工作，尤其是李、袁這兩大叛軍集團余寇。

    而黃羊平作為李繼遷叛的大本營，哪怕只存在了兩個多月，也屬于重點消滅目標，尤其是，此地距離夏州城還那般靠近。結果是注定的，過程是殘酷的，這座胡漢雜聚的邊市鎮甸，徹底毀于戰火，領軍的漢將王蒙，協同三千多雜胡騎兵，將整座市鎮及周遭黨項人屠戮一空，攻克這座叛賊集中營的同時，也拿著上萬余首級回夏州請功。

    王蒙原本只是榆林都司下屬的一名普通騎兵營指揮，當初王侁第一次調兵大舉進剿李繼遷時，還曾率兵進駐黃羊平做前哨。

    但人之際遇，實在無常，一年以前，他只是一個騎兵營將，一年之后，卻成為了夏州馬軍指揮使，在夏州的軍事系統中，都能排得上號了。當然，這一切也是王蒙用命拼出來的，也是他通過叛軍及黨項人的鮮血染紅了他的前程。

    最關鍵的一戰，毫無疑問的豐州之戰，王蒙隨軍作戰，率領麾下騎兵向李繼遷部發起了不下七次的猛烈沖擊，直至將之打垮，而他本人也身被大小創十余處，由此揚名。

    戰場上產生情誼，王蒙經潘羅支舉薦，得入趙王劉昉之眼，而劉昉是素喜勇士的。即便王蒙與王侁有著比較親密的關系，也沒有受到牽連，反而在豐州之戰后，被提拔為夏州馬軍指使，成為榆林大亂中趁勢發展的一個典型。

    同樣的，一年前還在黃羊平與王蒙勾肩搭背、稱兄道弟的原鎮長張巖，因為參與叛亂，哪怕是被李繼遷及野利黨項裹挾的，下場也只能用凄慘來形容，全家被殺，頭顱被拿去換錢，而下令動手的，也恰恰是王蒙這個“好兄弟”。

    用人頭請功，這種相對原始的記功辦法，在大漢軍中已然逐漸淘汰掉了，軍官自不必說，他們對戰功的考評要求更高，也早就脫離了單純的斬首成就。但即便是普通士卒，也有一套更完善的，以監軍、佐證相結合的記功辦法。

    以往，除了震懾目標之外，漢軍是很少采取斬首行動的，最近一次，還是當年田欽祚在安東屠殺東海女真土著，以尸體首筑京觀，震懾諸夷。

    時隔多年，相似的一幕再度出現在榆林，并且更加直接，更加殘酷，也更加理所當然。不論是漢軍還是仆從雜胡軍隊，于他們而言，那些首級就是功勞與財富，行營早有明令，其文明確規定，一顆叛賊頭顱一貫錢。

    這個價位對于官府而言不算高，但對下層的軍士，尤其是那些仆從番兵而言，確實極具吸引力的。

    隨著內銅開冶，外銅輸入，大漢銅錢也越鑄越多，漢錢比起過去是有不小貶值的，但一貫錢也是許多底層小民不吃不喝辛苦一月都未必能掙得到的。

    而對于榆林平叛的官軍而言，這可是無本買賣，殺幾個人，斬幾顆頭顱，能有多大困難？至多只是費些體力罷了。

    而朝廷在編官兵，平時有餉錢，作戰有津貼，加上這斬首之功，參與一次行動，就意味著大筆收入的進項，積極性自然高昂。

    不得不說，大漢官軍越來越職業化了，當然，也越來越向雇傭軍發展了，即便劉皇帝過去的幾十年始終在強調忠君愛國，以宣威郎進行洗腦，有一定效果，但終究比不上金錢利益的誘惑更加直觀。

    再者，為何要忠君，那是為了得到職位的提拔、社會地位的提升、財富的增長。為何要愛國，因為帝國能夠保障他們的既得利益。拋開這一切，忠君愛國也就無從談起，當然，理想還是很重要的，只是與利益比起起來，終究蒼白了些。

    相比于待遇良好的漢軍，那些番兵積極性則更高了，在西北這片地域，貧窮還是普遍的，尤其是那些雜胡人，更是窮慣了，給點錢就能賣命。

    同時，他們還有另外一層的顧慮，那就是生存的壓力，黨項人叛亂，對他們的影響可是不小，在朝廷龐大的壓力下，他們若是不想被打為叛賊被消滅，那就只能通過叛賊的尸首來保護自己了。

    尤其當行營拿出赤裸裸的利益誘惑時，個中抉擇就更好做了，于是，開春以來，發生在榆林的一系列殺戮，于黨項人是不人道，于榆林行營統率下的平叛官兵而言，每揮一次刀，就是一貫錢的收入……

    而殺戮的對象，毫無疑問，是那些造反叛亂，與朝廷為敵的胡漢逆賊，這些人本就該殺，只是榆林混亂無比，如何甄別是一個困難。

    行營沒有一個明確的指示，下邊行動卻放得很開，一開始還盯著叛匪，后來就有聰明人盯著所有黨項人。

    到最后，則演變成，不論男女老少，盡數斬殺，這個頭，還是靈州雜胡白馬胡起的。在找不到“叛軍主力”之后，白馬胡積極開動他們不大靈光的腦筋，把主意打到了那些有“從賊之嫌”黨項部民身上，尤其他們屠滅一個部落，連老弱婦孺的首級也換得了等量的賞錢后，潘多拉的魔盒也就徹底打開了，并且一發不可收拾。

    在遍布榆林全境的大廝殺中，有人是為了功勞，有人是為了賞錢。當然，還有更多人是為了生存，而這部分人之中，絕大多數，需要以命相搏。

    迫于榆林混亂難已的態勢，以及官軍、番兵揮舞的屠刀，境內的黨項人也沒有坐以待斃、引頸受戮。其中有反抗的，反抗的結果是死，頂多臨死反撲，給官軍造成一點傷亡。

    也有選擇逃亡的，遷移是這些保持著游牧習性的黨項人的本能，然而榆林雖大，可供生存的地方就那么些，而榆林全境早已為官軍所封死，想要出逃的，要么半路被截殺，要么在受阻于官軍的封鎖線，最終還是成為“賞錢”。

    對大部分榆林黨項來說，過去的幾個月，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逃無可逃，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幸存者，世上總是少不了幸運者。

    有的沖破重重阻礙，遁入陜北高原，藏入深山，有的則一股腦闖入沙漠，若是能尋得一處綠洲，還有活命的希望。

    但這些，終究只是少數。

    在榆林造成的死亡，除了殺戮，還有餓死，病亡，事實上，在過去的那個寒冬，就已經有數以萬計的當地胡漢人等死在冰天雪地之中。

    到開春之后，所有的生產活動都被壞廢止，也沒有那個空間，饑餓與死亡仍舊是主題，官府官軍也都秉持著，不遺一米一粟一面與叛軍的態度。

    即便如此，對死掉的榆林人，平叛的官兵也沒有放過，只要還能看的，腦袋都被割下來，拿去請賞換錢?；蛟S對那些死難的人來講，比較幸運的是這等時候已經沒有任何感覺了，比起活著遭的罪，要輕得多。

    以首級換錢這條建議，是夏州知府上官正提出來的，此人也不是個善人，是個喝人血的rou食階級，但并不否認其才干，當年，他還隨王全斌南征大理。得益于在榆林叛亂期間的出色表現，對上官正提拔的討論已經在吏部展開了。

    上官正的提議得到了朝廷的認可，當然，主要是劉皇帝的認可。朝廷同意了，榆林行營內部哪怕有些異議，也只能全力推行，這等時候，誰也不敢以身涉險，再視朝廷詔令為兒戲。

    為此，劉皇帝還讓財政司專門撥款一百萬貫，?？顚Ｓ?，用劉皇帝的話來說，用區區一百萬貫錢，買整個榆林“叛賊”，買榆林乃至西北百年太平，怎么算都值得。

    當然，那些被拿去換賞錢的首級中，也不全是黨項人，還有漢人，當這事實性的“清洗運動”進入到高潮之時，是病態的，是不分敵我的。

    一開始官府還要查驗一下，到后來，各州衙干脆開辟“人頭坑”，并派人拿著賞錢等著，有人提著斬獲“叛軍”的首級往坑里一拋，便按數量發放賞錢。

    總的來說，漢民在這場榆林大動亂中，是要幸運些的，當然也僅僅是與黨項人相比，尤其是那些提前逃離，又或者早早地涌向城鎮，向官府尋求庇護的人，他們雖然也有不少損傷，但大部分能夠勉強生存下來。

    但是，不是所有漢民都這么聰明，也有這樣那樣的運氣，同時漢人之中也有敗類，也有受袁恪等賊首蠱惑的愚民蠢夫，而這些人，雖披著漢皮，但下場同樣凄慘，大多數人也都成為了時代下的渣滓，被斬下頭顱去換賞錢。

    第210章 沉默的榆林

    破敗不堪的小鎮內，倒也不是一片死地，還是有一些生氣的滿帶著凄涼氣質的風中，有野雞在覓食，有烏鴉在啃食著腐rou。

    自從漢將王蒙率領胡漢聯軍光顧過后，此地便幾乎成為絕域，暗淡與孤寂是主色調，腐臭味傳遍內外，西北的烈風似乎都吹不散。

    那瓦礫叢中的尸骨，毫無疑問，大部分都是黨項人。當初造反之時有多狂熱與興奮，成為一地枯骨之時，就有多么悲涼與蕭索。

    要說所有黨項人都想要造大漢的反，與朝廷作對，那顯然是不盡然的。

    在底層百姓中，除了信仰、生產方式以及生活習性不一樣之外，胡漢百姓并沒有本質上的區別。

    然而族群的區別，卻又是一個客觀的實施，當有人宣揚朝廷壓迫、漢人侵占之時，黨項人難免不受其蠱惑，野心家是少數，但那些被鼓動的普通黨項人，那些對叛賊默默鼓舞支持的人，也絕不能單純地用無辜來形容。

    他們心中又何嘗不想要建立一個獨立的自主的黨項政權，就是恢復定難軍當初的地位也好，即便大部分人并不知道，那樣的結果，對他們究竟有沒有好處，有多大好處。

    朝廷的平叛行動，可以用兇殘酷烈來形容，至于講人道什么，對于大漢這樣的君主專制帝國來說，實在沒有多大意義。大漢當權者更喜歡講天道，而對朝廷而言，什么是天道，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此而已。

    事實上，早在朝廷擺出那般嚴厲的姿態以及那般規模的軍事行動后，榆林的黨項人就已心虛了，而等到袁恪、李繼遷先后兵敗，那就徹底演變成惶恐了，甚至從思想上就產生了割裂，各地叛軍、各部黨項，其心本就難齊。

    那個時候，很多人都覺得該“見好就收”了，朝廷那么強大，造反沒有好下場，這樣的認識，變得格外清晰。

    然而，這樣的反省，為時已晚。和歷朝歷代面對胡民反叛的態度不同，不是派兵討伐，打敗叛軍，然后得幾年太平，等待下一次叛亂爆發。

    大漢朝廷在劉皇帝的意志下，在應對此類叛亂上，從來都秉持除惡務盡，斬草除根，如果說對普通漢人還能有一絲絲寬忍的可能，對胡人則很少留余地。

    過去的二十多年間，大漢從南到北，由內而外，發生的大小叛亂、動亂數也數不清，毫無例外，所有參與叛亂的人，要么被殺，要么被投入一些必死的刑徒營工程，沒有任何寬免的可能。

    這樣高壓的政策，持續二十多年后，大部分蠻夷也開始逐漸馴服，處于歸化的狀態中，畢竟，反叛的與有反叛嫌疑的，大多被殺又或者被投入刑徒營改造。

    于榆林許多黨項人而言，他心中同情叛賊，支持叛亂，但只要不像野利等部族那般親自參與其中，那就有余地。

    叛軍成功，他們能趁機獲得好處，叛軍失敗，他們也不會有太多損失，至多回到過去二十來年的日子中，又不是不能習慣。

    然而，世上沒有這么容易的事，尤其榆林甚至西北特殊的民族、政治、軍事情況，使得朝廷的態度異常的堅決，行動也異常的冷酷，根本就不給貳心者首鼠兩端的機會。情勢復雜，難辨敵我，難分忠jian，那就一并掃除。

    而到了這一步，很多黨項人方才醒悟過來，后悔莫迭。只是，為時已晚，索命的繩索早已套上脖頸，斬首的屠刀也已磨得锃亮。

    與朝廷而言，為了布下這個陣勢，調動十幾萬軍隊，耗費無數人財物力，如此沉重的代價付出之后，那一切也都沒有什么余地了，沒有剎車的可能，只有沿著既定的戰略計劃做下去，直到完成。

    而帶來最顯著的結果，便是榆林全境，竟成血色，千里之內，寥無人煙，即便有，也只是尸骸罷了。

    在榆林，被殺者毫無疑問，都是“叛賊”，但殺人者就不一定了。這其中的原因，還在于一開始就發布的那道政策，執叛賊首級獻官府者可免死。

    在殺戮橫行的榆林，這道對叛賊唯一的寬恕政策同樣不免被念歪了，當然，或許本就在朝廷的預期之內。

    早在榆林封鎖圈形成，境物資嚴重缺乏時，就已經有一些搶無可搶、寇無可寇的叛軍，感到威脅了。

    在冰雪交加的嚴寒中，什么富貴榮祿早不是叛軍的目標的，生存是第一位的，那時候，就已經有些叛軍，開始攻擊“義軍”，搶奪生存物資，到后來，干脆執首級冒險去向官府投誠。

    對于這些“反正”的行為，在趙王劉昉的主持下，并沒有食言，而是嚴格按照劉皇帝的意旨來執行，全部接納，賜下脫罪免死的憑證。

    當然，對這些人，死罪可免，活罪難逃，全被被分流到天南海北，安西、安東、安南、南洋都是流放的目的地。但不論如何，至少命是保住了。

    有了這些榜樣，剩下的叛軍如何選擇，就有實際的參考了。叛軍同道的內部殘殺，也由此開始，最初也只是小規模的矛盾爆發，食物爭斗，到后面就演變成徹底的生存之戰。

    等袁、李先后慘敗于官軍，各路烏合義軍，就更沒有堅持的理由，一場大規模的淘汰賽，正式展開。朝廷的賞錢，僅針對于官軍、漢民以及仆從雜胡，但叛軍只為了活命，也是毫不留情向周遭叛軍隊伍下手。

    同時，追殺叛軍的人除了官府官軍組織，同樣還有榆林境內的黨項人，其中有他們的同族同類，但同樣是為了生存，也不得不拿起鋼刀。同樣的道理，黨項人執一“叛賊”首級，一樣能夠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