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平叛之后，也不知陛下會如何安排趙王！”趙匡義又就榆林之亂，展開話題。

    對此，即便是趙匡胤，又如何能給出一個答案呢？想了想，道：“這就不是你我需要擔憂的，太子地位穩固，陛下信任，皇后健在……”

    聽趙匡胤這么說，趙匡義聲音下意識地壓低了些，道：“據聞，皇后前些日子，又病倒了，這可不是什么好兆頭，倘有不測……”

    “這等事，你是從哪里聽來的？”趙匡胤眉頭緊鎖。

    趙匡義攤手道：“倒不是我刻意打探，只是這宮禁之中，何來不傳之秘，出入禁宮，只要不閉塞耳目，總能得到些消息?！?/br>
    趙匡胤想了想，緩緩道：“二十余載太子，已不只靠母族支撐，且以太子之資，也扛得住這些是非，我們不需做杞人之憂！”

    趙匡義想了想，也覺得有道理，但還是忍不住感慨道：“這些個皇子啊，個個如龍如虎，是天家之幸，也是太子之不幸，于國而言，也不知幸也不幸……”

    “罷了，今日聊得夠多了，我累了，不說了！”看趙匡義那副模樣，趙匡胤舒出一口氣，揚揚手，一副趕人的模樣。

    趙匡義也識趣地準備告辭，但想到了什么，拱手道：“二哥，如今西北不太平，匡美在那邊，怕是難保完全，是否可想辦法召回！”

    當初，因為滑州案的牽扯，趙匡美被流放西北，如今，已是多年過去了。這說流放，還真不是做做樣子，趙家兄弟雖然顧念兄弟之情，卻也始終不敢就此事上表求情。

    趙匡胤是十分愛護弟弟的，此時，聽趙匡義提起，幾乎不假思索，嘆道：“這么多年過去了，匡美也吃足了苦頭，該讓他回來了，我可不想兄弟倆今后只能再見于九泉之下。陛下，應當會給我一個面子吧……”

    第195章 靜默

    幾乎是數著時間過日子，開寶二十二年，到來了。

    過去的兩年，毫無疑問，是大漢進入開寶時代之后，最風波迭起，也最亂象紛呈的兩年。

    大案，政潮，黨爭，戰爭，叛亂……形形色色，紛紛擾擾，此起彼伏，絡繹不絕，就是波瀾壯闊的開寶北伐，也沒有如此“精彩紛呈”，讓人眼花繚亂。

    這幾乎是大漢建立三十余年來所積攢弊病的一次大爆發，一次徹底的釋放，也是幾十年治理下一些深徹矛盾的縮影。

    當然，對于大漢而言，這只是巨人身上出現的一點小瘙癢，只是這輝煌時代下發生的一點小插曲，一點小調劑。帝國大勢已成，或許波折，或有小勢的變動，但大勢難改。

    一整個冬季的過去，使得大漢百姓對西北叛亂的關注度直線下降，即便是最好議政的東京士民，也被一些更為新鮮、更為有趣的事物所吸引，就是那些帶有宣傳性質的說書人，反復斥罵叛賊，歌頌朝廷，也覺乏味了。

    甚至于，曾經一度甚囂塵上的關內，都有些沉寂下來了，在朝廷堪稱嚴酷的封鎖政策下，三個月的時間，徹底在榆林外圍構造了一條牢固的封鎖線，把叛軍牢牢地關在榆林境內。

    冬初之時，尚能從榆林傳出一些消息，不論是真相還是流言，總有一些動靜能夠為人所知。關內道，尤其是靠近榆林的北部地區，也是多有紛擾，人心不穩，狀況憑出，當然在一干“覺醒”的官僚以及武德司的彈壓下，迅速恢復平靜。

    整個冬季，在朝廷的全力支持下，趙王劉昉在榆林周邊調兵遣將，而沿榆林周邊的那些對外通道，都被嚴格封鎖，各關隘堡壘，增兵增糧，嚴防死守，甚至于，除了幾條主要的后勤補給通道，其余道路，全部鎖死，即便一些山野小徑，也不放過，通過大量火藥，將路徑銷毀，伴隨著此起彼伏的爆炸聲，榆林對外（主要是對關內）通道，盡數隔斷。

    至于黃河沿線，各個渡口，也都屯有戍卒，更有數千騎兵，來回巡弋，夸張點的描述，一只冬鳥都難以逾越。

    當然，想要做到徹底的封鎖，也不太現實，但是，成規模的叛軍外躥，是被切實限制住了。叛亂之初，叛軍尚能遣派賊屬，行流寇事，將混亂擴散蔓延，這些人，也是劉昉第一步的消滅目標，并迅速取得成效。而在榆林封鎖線落實之后，叛軍流躥裹亂西北的可能性就被壓制到最低了。

    或許有小股的叛賊，陰潛南下，然而且不提這其中的困難，即便讓他們成功偷渡了，如何在關內展開行動，攪起叛亂，也再不容易。

    整個關內道，都按級別進行戒嚴，尤其是靠近榆林的環、慶、金、延四州，戒嚴力度，幾與軍管相類，執行力度，更是空前。

    所有民間活動，都被壓制，禁止民間的人口流動，所有農牧漁民，除了受官府征召，有開具的文書憑證者之外，都只能安居鄉里，村里聯?；ザ?，就是新年，都不準走親訪友。

    而對任何外來者抑或行蹤有異者，舉報有獎，官府的差役更是時時巡邏檢查，不合規矩者，即行批捕，若是被甄別判定有亂賊之嫌，那就只有吃牢飯，甚至于吃牢飯都是幸運，被投入刑徒營乃至被殺頭，都一點不稀奇，亂世重典的情形，再度出現在西北。

    效果自然是顯著的，雖然避免不了無辜者被牽連，但若把官府的禁令當真，老老實實地待著，自然不會有事。同時，也著實讓各地官府，查出了一些混跡民間的亂賊，抓起來向朝廷請功。

    尤其是那些南逃的難民，魚龍混雜，果然混入了不少叛賊，這些地方官僚的顧慮，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在趙王乃至朝廷的強壓下，他們不得不接過扶危濟難的差事，一個冬季的時間，自環慶至金延，前前后后接收了四萬多的難民，其中抓了上千人……

    在開寶二十一年后半個冬季，整個關內呈現出一種肅靜的狀態，民間的流動與活動，大為減少，除了長安以及各州城，甚至不容許商賈輕易通行，即便能，也需要有官府開具的印有道司關防的通商憑證。

    過去那種，商旅如織，人流如潮的情況，不復存在，通行于各官道上的商旅駝隊，要么是軍隊運輸的車隊，就是有背景，有靠山的豪商大賈。

    為了配合榆林剿賊的大局，西北各地官府不得不出臺政策，限商限行，控制人員流動，以保證治安，維持穩定，一刀切的做法，也往往省事易做。

    不過，這么多年了，大漢的體制早已完善，在城市的管理上，也日趨成熟，因此，倒也不是完全不知變通。

    通商證，就是如此時局之下的一個變通手段。大漢的這些城市，毫無疑問，基本都屬于消費型城市，都需要海量農村資源的供應，即便是處于市鎮中的那些作坊、工場，其原材料供應，也需要從外部采購。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就是那些奔走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大商小販。

    因此，從頭至尾，官府出臺政策，都只有限商，而非禁商。冬季，乃是各項民生資源消耗最嚴重的時節，這種情況下，如果不能保證市鎮內正常的生產生活，那也是會出亂子的，倘是那樣，反而本末倒置，與維穩的初衷相悖。

    榆林的叛亂，顯而易見，給關內乃至整個西北官民的生計造成了嚴重影響，時局如此，在官府的禁制下，更有不少商戶破產，尤其是那些抗風險能力較差的小商小販。

    即便穩定性最強的農村，也受到波及，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官府的勞役、兵役征召令，是大把地撒向廣大鄉野。

    同時，也促發了一股還鄉潮，很多在城市鎮甸中混不下去的人，找不到其他出路，基本都選擇先回鄉窩著，等待解禁的一日。

    危險與機遇，從來是相伴的，此事亦然。在幾乎遍及整個關內道的大管制之中，同時也避免不了權錢交易，也催生出了一場財富狂潮。

    普通的商賈，看到的只是官府限制，生意沒法做，日子沒法過，但對于那些少數大商，卻是難得的機遇。聰明的有實力的人，在面臨規則乃至禁令之時，想的卻是如何借著這個機會牟利。

    城市的需求始終存在，即便是官府也不能禁絕，有這道口子在，那些從事運輸貿易的商賈，自然得到了一個巨大的商機，競爭者直線下降，他們卻可以籍此張開饕餮巨口，盡情地收割財富。

    一張通商證，在可以轉讓的前兩個月，甚至被炒到萬貫一張，像長安、鳳翔這樣的大城，不投入個數萬貫，根本拿不到。還是道府察覺這其中的亂象之后，方才打了個補丁，禁止通商證的轉讓，以實名實商注冊。

    即便如此，關內道御史察覺到其中的問題，也向朝廷奏報此事，言關內禁策過于擴大化，以致jian商作祟，大發國難財，關內物價飛漲，民生不安，希望朝廷及時撥亂反正。

    至少，在一些有識之士眼中，即便要行限禁之策，也不必全道施行，像關內南部，遠離榆林，就實無不要。至于隴右、河西部分地區，就更是湊熱鬧了。

    不過，這樣的提議，經過政事堂一番討論之后，采取了默認態度。道理是那般，出現的亂象也是事實，只是凡事有利有弊，倘若真因地而論，那對關內諸官府的組織與執行能力，又將是一道巨大的考驗。

    一刀切或許會產生弊端，但不這樣做，新的問題亂象也就隨之產生，就目前來看，已經有一些關內道之外的商賈，削尖了腦袋想要參與進關內這個難得的財富狂潮，這世上，絕不缺冒險投機者。

    不過，御史的進諫，也不是沒有任何效果，至少太子劉旸在得知關內的情況之后，對于那些亂象，就十分不滿，只是為顧全大局，不得不暫時忍耐。

    西北問題頻發，始終肅而不清，不只是劉皇帝，就是向以寬仁著稱的劉旸，也失望至極，有些無法忍受了。

    針對于此，又督促吏部，對西北吏治，拿出一套更進一步的整治條制來。而對那些借機謀利的商賈，也要做好秋后算賬的準備，趙匡義就很貼心地提出，那些官商勾結、權錢交易、囤積居奇乃至偷稅漏稅，可都是堂堂正正的理由，完全可以利用，不必急于一時。

    喜歡牟取暴利的人，總有個上限，魚rou百姓者，也往往是權力下的魚rou，在割韭菜之事上，朝廷干得也不是一次兩次了，早已得心應手。如此，方才稍稍消解了太子劉旸心中的不滿。

    而不論封鎖榆林的政策，有多少過激之處，又造成了怎樣的后遺癥，但在平叛事宜上，卻取得了立竿見影的效果。

    待進入開寶二十二年之后，榆林道就仿佛從大漢消失了一般，除了宣慰司偶爾而發布一些官報消息之外，再無其他內容，好似被遺忘了一樣。

    第196章 再沒有比飽暖更真實的了

    事物的發展總是有跡可循的，榆林之事亦然，朝廷的嚴厲封鎖之下，消息閉塞，但通過一些蛛絲馬跡，也能夠簡單地判斷出，那里并不平靜。

    關內道前后征召的兵役、勞役，超過十萬人次，成千上萬的馬車、駝隊，裝載著數不盡的糧草軍械，向榆林輸送，而最顯著的，就是自趙王劉昉率軍北上榆林后，在接下來的兩個月間，陸陸續續，有超過五萬的朝廷各路官軍也踵跡以入榆林。

    至于那些背插軍旗，騎著健馬，飛馳于榆林至東京驛道間的驛卒，整個冬季都沒有停歇過，或傳令，或上報，或通知，而諸驛，尤其是那些軍事驛停，也始終處于連軸轉的狀態。

    消息的封鎖，僅僅針對那些層級不夠的普通人，但對于大漢上層權貴而言，榆林究竟是什么樣的狀況，即便不能全悉，也多少有些耳聞。

    當然，最清楚的，除了剿賊前線之外，就屬政事堂了，就是劉皇帝都未必有全方面的了解，他只是適時地查問一番，真正關注著，替他頂著的，還是太子劉旸，而劉旸，對此也一直比較上心。

    不過，對于榆林的平叛，劉旸這個太子也十分堅決，沒有優柔寡斷，沒有心慈手軟，能夠拯溺那數萬榆林難民，已經是他努力的結果了，問心無愧，至于其他人，力不能及，自不必強求。

    對榆林進行一次徹底的清洗，這是劉皇帝的態度與想法，但具體怎么做，并不在意。而由趙普提出的這項封鎖政策，不得不說，很毒辣，完全是打蛇七寸。

    當初，趙王劉昉在北上榆林之后，除了把定邊周邊的一些叛軍以及黨項人驅殺之外，并沒有太大的動作，而后直接東進，入駐扎夏州。

    其后，劉昉便把精力放在平叛指揮系統的構建、指導思想的建設以及軍事準備上。如果說關內，在靜默管理下，只是生出了一些弊端，產生了一些后遺癥，引起了一些民怨與不安，那在榆林，則完全是另外一種形勢。

    平叛從封鎖榆林開始，隨著劉昉的抵達，在榆林境內，也徹底展開。劉昉往各州縣城鎮派駐軍隊，增強防御能力，同時大挖封鎖溝，把城鎮、據點與廣大鄉野隔絕開來，軍隊的重心，也放在抵御叛軍sao擾以及保障后勤補給線上。

    到二十一年隆冬之際，大漢對榆林的統治，已僅限于夏綏銀鹽靈這些主要城鎮，城鎮之外，基本處于放任自流的狀態，似乎將之徹底遺棄了一般，隨叛賊。

    剿賊行營向各官府及全軍發布的命令中，直白地寫著一句，不使一粒糧、一匹布，流入叛軍之手，當然，最終演變成的是，榆林過去需要從外部輸入的各項資源，被徹底斷絕，尤其是糧食。

    榆林的生存條件，本就惡劣，過去也沒有經過太精細的開發，漢胡矛盾，也牽扯了發展進程，一直以來，都是通過皮貨、甘草、青白鹽來支持當地經濟的發展。而本身農牧業的發展，并不足以滿足整個榆林的生存需要。

    亂事一發，脆弱的經濟體系，就徹底被打破了，叛軍燒殺搶掠，裹眾作亂，官軍嚴防死守，驅逐限制，一個冬季過去，整個榆林，以一種超乎想象的速度衰敗下來。

    劉昉進榆林之初，不論是鹽州的袁恪，夏州的李繼遷，還是其他大大小小的叛軍，都警惕異常，甚至做好了全力應對一輪浩蕩進剿的準備。

    像袁恪，由于大本營明湖鄉距離定邊太近，干脆放棄，向北轉移，想要把官軍吸引到黨項人的活動區域對付。

    結果，拋足了媚眼，官軍根本不為所動，劉昉的目光更是沒有放在那些叛軍身上。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天氣逐漸嚴酷，隨著官軍一系列的調整展開，即便再愚鈍的人，也都反應過來了。

    官軍的手段，實在太毒辣了，進軍平叛，剿殺的只是造反的叛軍，而如此封鎖，對付的卻是整個榆林境內的人口，不論胡漢。

    此前，各城官府，還能收容一些主動來投的漢民百姓，也予以一定保護與救濟，等各城的封鎖溝挖成，這條生路就斷了。至于向南逃難，見機早，走得快的，還有生還的希望，慢人一步者，也逃得沒得逃。

    進入二十一年十二月后，在大部分官軍眼中，除了依附于城鎮的那些難民以及一部分雜胡之外，剩下的全都是叛賊。事實上，榆林并不是全境皆反，但是，官軍這邊，已然如此定性了。

    帶來的后果，是嚴重的，也是可怕的，人要生存，需要吃飯，需要穿衣，但是，在如此混亂的時局下，在如此堅決的禁令下，他們基本的生存權力，都已經在事實上被剝奪了。

    被困在榆林的胡漢人等，他們的選擇并不多，在官府把生路斷絕之后，要么等死，要么參與叛亂，與官府作對，如果被剿滅，那還是死路一條。

    當然，對于這些后知后覺有從賊之嫌的人，官府并不是完全不給機會，早在之前，劉皇帝就曾說過，提叛賊頭顱投官者，可免死。

    而這一條政策，將貫穿整個平叛過程。

    普通的漢胡平民，在這樣的浪潮之中，是極其無力的，一個冬季過去，榆林凍死、餓死、殺死了多少人，誰也不清楚，但是，那些廢棄的村寨，橫躺的尸體，說明了一切。

    當然，在朝廷如此平叛政策下，那些叛軍，也極其難受。叛軍也是人，也需要吃喝，糧草、武器也需要消耗。

    即便通過叛亂初期的大肆的搶掠，獲得了大量財富、牲畜與糧食，但那都是一錘子買賣，成千上萬的叛軍的消耗，同樣巨大，坐吃山空，也終有耗盡的一日。

    在榆林大亂，各項生產活動荒廢的情況下，連搶都沒地方搶，榆林就這么大，就這么多人，就這多資源，叛軍的軍需來源，就更加狹窄了。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情況就更為嚴重。

    到十二月時，榆林的各路叛軍，徹底按捺不住了，真就感覺陷了朝廷構建的一座囚籠之中。到這個地步，所謂黨項復興，抗漢大義，所有對榮華富貴的奢望，都慢慢消融了，什么也不如吃飽穿暖來得重要，來得現實。

    在寒天雪地之際，各路叛軍，像無頭蒼蠅一般，在榆林橫沖直撞，到處亂竄，奮力反撲。有沖擊州城的，有攻擊漢軍補給線的，但這兩項，也是官軍下死力氣維護的，叛軍自然碰了個頭破血流。

    相對容易攻擊的，是那些運輸隊伍，不過，行營除了派遣精兵押運之外，還有降了一道命令，事若不濟，即行焚毀，若使之落入叛賊之手，軍法處置。因此，往來關內榆林的輜重隊伍中，往往存在這么一些人，他們的職責不是押送保護，而是隨時準備焚毀糧草軍需。

    想從官軍手中搶食，難度確實大，也危險，因此，很快，榆林的“義軍”開始互相攻擊搶奪糧食物資，只為爭取一絲生的希望。很多時候，血拼一場，發現對方除了一條爛命，也不剩什么。

    轟轟烈烈的榆林大叛亂，還沒有熬過二十一年，就陷入了分崩離析，自相殘殺的境地。對此，不論是袁恪還是李繼遷，都倍感無奈，當然，這等時候，自顧尚且不暇，又哪里能制約那些叛軍了，即便那些人接受了他們的封賞。

    如果說榆林叛軍中有誰是值得劉昉重視的，大概也就袁恪與李繼遷這二人了，他們有手段，有策略，當然，實力也最強，都各擁數萬之眾，當然，他們承受的生存壓力也最大。

    這二人，同樣沒有坐以待斃，而是選擇主動出擊。夏州那邊，在劉昉親自坐鎮的情況下，李繼遷不敢南下，于是選擇北上，他要去打河套。

    鹽州的袁恪，也不甘寂寞，經過幾番嘗試，數度失敗，橫山難越，關內難入，他選擇了盡起賊眾，西進靈州，匯合靈州叛眾，意圖渡過黃河，到河西就糧。

    第197章 血色榆林

    不論是李繼遷還是袁恪，都勉強稱得上是“梟賊”，都具備被時人稱之為豪杰的氣質，沒有到絕境，總是選擇要掙扎一二。

    但是，劉旸可以坐視榆林的混亂，放棄除城鎮之外幾乎所有地區的控制權，但也不會任由叛賊行動。對進攻城鎮的亂軍嚴防死守，對劫掠運輸線的賊軍更是重點打擊。

    像李、袁這等在朝廷甚至是劉皇帝那里都掛了號的叛首，也是劉昉的重點目標，按捺不動，只是策略問題，屬于戰術沉默，并不代表一成不變，自縛手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