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初年，顧鼎臣曾先后兩次告假回家鄉昆山暫住，“目擊東南利弊”給了他很大的震動，返京后于嘉靖六年上呈《陳愚見劃積弊以裨新政疏》。在奏疏中，時任左諭德的顧鼎臣以檢討前期正德弊政的方式揭露了此前東南田賦錢糧問題上的種種陋端，這恐怕算得上是顧鼎臣生平所公開發表的最為尖銳激越的文字，真實反映了他內心深處對社會弊端積重難返的極大憂慮，因此他寄希望于做出除舊布新姿態的嘉靖帝能力推新政，劃革積弊。然后隨著顧鼎臣的步步升高、直至入閣，這樣體現進取意志的聲音逐漸消失了。我們能看到在體制內的良性作為越來越多地表現在守成的意義上：為前代圣賢請祀立后，奏請加大賑濟災民的力度，不贊成用嚴厲的手段對待動亂地區民眾，不失仁者情懷膽已沒有直面社會矛盾的銳氣。明朝中期，流動破壞性極強的倭患給東南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恐慌，一時東南各地都有筑城修城之議。收入顧鼎臣文集中的多篇文字處理均表明，身在中樞的顧鼎臣利用他公私兩方面的影響力，使得昆山筑城得以順利實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顧鼎臣對這一事關桑梓之地安危的工程十分上心，他甚至還寫信給具體主事的官員提供筑城技術方面的指導。公允地講，顧鼎臣確實為家鄉做了一件大好事，但這種公共政策的優先傾斜畢竟是遺憾地摻雜進了個人因素的結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