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絕不能寄希望于某個開明的君主。君主的個人魅力和道德品質都是不可靠的，人治也從來就不是中國傳統政治的主旋律。個人政治的特點是人亡政息，根本不能保證長治久安。因此它只適用于動亂時代（如三國）和雄主時期（如漢武帝），承平之世卻只能靠制度。

    ◎唐戶部記賬一覽表

    年代 州府數 縣數 鄉數 戶數 口數 出處

    武德年間 200余萬 《通典》卷7，《歷代盛衰戶口》

    貞觀年間 不滿300 萬 《通典》卷7，《歷代盛衰戶口》

    貞觀十三年大簿 358 1，551 《初學記》卷8，《總敘州郡》

    永徽元年 3，800，000 《資治通鑒》卷199，《通典》卷84

    神龍元年記賬 6，156，141 37，140，000 《資治通鑒》卷208，《唐會要》卷84

    開元十四年記賬 7，069，565 41，419，712 《資治通鑒》卷213，《唐會要》卷84

    開元二十年戶部計 7，861，236 45，431，265 《舊唐書》卷8，《資治通鑒》卷213

    開元二十二年記賬 315 8，018，710 46，285，161 《唐六典》卷3

    開元二十八年記賬 328 1，573 8，412，871 48，143，609 《資治通鑒》卷214，《新唐書》卷37

    天寶元年記賬 362 1，528 16，829 8，525，763 48，909，800 《舊唐書》卷9

    天寶元年 8，348，395 45，311，272 《冊府元龜》卷486，《通典》卷7

    唐太宗吸取隋亡教訓，在國內厲行節約，百姓休養生息，社會秩序穩定，唐的經濟和人口逐步增長。

    站在這個立場，我們就得重新評價貞觀之治。

    事實上，貞觀之治是典型的人治，它的成功主要由于太宗和魏徵。如果魏徵遇到的是隋煬帝，早就人頭落地；如果太宗身邊都是封德彝，也難免重蹈覆轍。玄武門之變前，封德彝向李世民大表忠心，卻又暗中充當李建成的鷹犬。這事直到他死后才暴露出來，讓唐太宗大吃一驚。[43]

    人，又怎么靠得??？

    太宗自己也靠不住。貞觀初年，他確實謙虛謹慎。到了中期，就開始驕傲自滿。就連他表揚和推崇魏徵，也未嘗沒有自鳴得意的成分。貞觀十二年（638）三月，唐太宗在五品以上官員的宴會上將佩刀賜給魏徵，然后又問了一句話：朕這些年的政務跟以前相比，怎么樣??？

    顯然，他是想聽到吹捧。[44]

    魏徵卻說：威德所加今非昔比，人心所向今不如昔。

    唐太宗目瞪口呆。

    他說：怎么會呢？

    魏徵回答：貞觀初年，陛下唯恐聽不到忠言，總是千方百計地引導，興高采烈地聽從?，F在雖然也能聽取意見，卻總是勉勉強強，面有難色，當然比不上從前了。

    唐太宗悵然若失：人真是難得自知之明??！[45]

    難怪魏徵去世后，唐太宗會這么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撒手人寰，朕失去一面鏡子了。[46]

    但，這樣的鏡子，豈非可遇不可求？

    因此，靠得住的還是制度。

    事實上，隋唐正是一個制度創新的時代。這一創新始于開皇年間，成于貞觀之治，是幾代人集體智慧的結晶。它的豐富內容，是我們馬上就要講到的。

    現在則不妨先做小結：壯麗輝煌的隋唐，是許多人共同締造的。隋煬帝打通了南北，唐太宗融合了胡漢，魏徵等人建立了新政治，他們一起創造了新文明。這個新文明可以概括為三個關鍵詞：官僚政治，混血王朝，世界帝國。

    那就讓我們一一道來。

    第三章

    官僚政治

    大背景

    在不少人心目中，中華史其實是從唐宋開始的。因為人們耳熟能詳的不是春秋戰國，也不是秦漢魏晉，更不是五胡十六國，而是唐宋元明清。這五個朝代構成了一種歷史的整體感，渾然一體到不假思索便能脫口而出。[1]

    那么，這種整體感又從何而來？

    三省六部和科舉制度。

    科舉和三省六部，都是隋唐的制度創新，也是本章的主要內容。大體上說，三省六部是中央政府的組織制度，科舉則是帝國官員的選拔制度。其中，科舉制和六部制一直延續到晚清，持續時間占據了中華帝國史的六成以上。唐宋元明清之所以一氣呵成，就因為有這兩條線索貫穿始終。

    顯然，這里面必有奧秘。

    奧秘在國家的性質。

    從傳說中的啟廢禪讓開始，我們民族就告別史前進入了國家時代。以二里頭遺址為考古學證據，這個時代至今三千七百年。三千七百年的國家史又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秦并天下之前是邦國時代，秦并天下之后、辛亥革命之前是帝國時代，之后是共和國（republic）時代。

    時代不同，政治和制度也不同。

    在邦國時代，國家是封建制，政治是貴族制。名義上得到上天授權的天子將天下分封給諸侯，是為國（邦國）；諸侯再將邦國分封給大夫，是為家（采邑）。諸侯對邦國，大夫對采邑，都享有獨立的治權，是為封建。[2]

    天子作為天下共主，諸侯作為邦國國君，大夫作為采邑家君，爵位和權力全都在家族內部世襲，沒有繼承權的其他子弟則成為士。他們共同構成一個階級，是為貴族。

    貴族管理采邑叫齊家，治理邦國叫治國，維持國際秩序叫平天下。但，無論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盡義務而非被雇用，因為家和國都是他們自己的。因此，他們并無俸祿和薪酬，有可能腐化，不可能腐敗，是為貴族政治。[3]

    邦國，是貴族的時代。

    貴族的時代也有四個階段：西周是王的時代，東周是諸侯的時代，春秋是大夫的時代，戰國是士的時代。這說明什么呢？說明貴族階級每下愈況，邦國制度也終將解體。沒有哪種制度和政治會是永恒的，新的國家制度必然誕生。

    這就是帝國。

    帝國制度的特點是中央集權，普天之下的產權和治權都屬于一個人、一個家族，即皇帝和皇族?；实壑?，士農工商統統編入戶籍，叫“編戶齊民”。功臣勛貴和皇親國戚雖然也封王封侯，但封國不再是領地，他們也沒有治權。[4]

    因此，作為一個階級的貴族，理論上已不該存在，實際上也日趨消失?；蛘哒f，在帝國時代，權貴階層是有的，貴族階級是沒有的，貴族政治當然也難以為繼。

    取而代之的，又能是什么，該是什么？

    照理說是皇權政治，秦皇漢武他們也是這樣想的。然而中華帝國的幅員是那樣地遼闊，人口也如此地眾多，完全實行“皇帝一人治天下”的人治，事實上并不可能。

    可能的是什么？

    官治。

    換句話說，官員治國，或官員代理。

    這里面略有差別。官員治國，就是皇帝高高在上只做元首，代表國家的統一和主權，所有的政務都交給官僚集團打理。這是儒家的理想。官員代理則是皇帝直接行使治權，官員充當代理人和執行人。這是法家的主張。

    毫無疑問，官員治國和官員代理是對立的統一。因為即便是由官僚集團來治理帝國，也只能在皇權政治的框架之下進行。同樣，即便是皇帝一人獨裁，中央政務也得由官員來處分，地方行政也得由官員去代理，皇帝無法包辦一切。

    因此，帝國的政治，就可以說是官僚政治。

    當然，也可以說是皇權政治。

    貴族政治則只能下課，矛盾和腐敗也應運而生。因為貴族治國齊家，其實是自己管自己，相當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即便有斗爭，也是爭奪承包權。包括后來諸侯發動兼并戰爭，大夫鯨吞國有資產，本質上都如此。

    皇權政治和官僚政治卻從來就是責權利不清。比如天下和國家到底是誰的？就模棱兩可。一方面，大家都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另一方面，又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如此矛盾，豈非產權不清？[5]

    權屬不清，就責任不明，左右搖擺。結果，如果皇帝強勢，就是皇權政治；皇帝弱勢，就是官僚政治。

    同樣，由于天高皇帝遠，九五至尊對許多具體事務都鞭長莫及，這就給官員的權力尋租留下了廣闊空間。再加上官員在帝國這家公司并無股份和分紅，勢必利用代理皇權的機會上下其手牟取私利，終致腐敗不可遏止。

    這是帝國的胎毒。

    官僚制度多次變革，直接原因就在這里。

    也就是說，以儒生為基本隊伍的官僚集團，總是希望分得更多的權力。這不僅是利益驅動，更是理想使然。在他們看來，理想的政治應該是君臣共治天下，建立文官政府行王道施仁政。貞觀之治備受推崇，原因也就在這里。

    可惜歷史上既有開明皇帝如唐宗宋祖，也有霸道如秦皇漢武和朱元璋。王道是從來就敵不過霸道的，皇權與官治之爭也將貫穿始終，并導致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體制改革。

    但更重要的，還是誰成為統治階級。

    邦國時代的統治階級是領主，帝國時代的統治階級是地主。這是最重要的歷史分野。但，究竟哪一種地主階級才最適合中央集權的帝國制度，卻經過了漫長的實驗和探索。

    首先登上舞臺的是貴族地主階級，時間在秦漢。這絲毫都不奇怪。畢竟，秦漢是第一帝國，剛剛從邦國時代過渡而來，貴族地主正好充當中介。因此西漢初年，便是皇族與功臣集團共掌朝政，勛貴出身的列侯擔任宰相竟成為慣例。

    這當然并不符合帝國的本性，于是有劉邦和呂后的兔死狗烹，以及武帝的多次奪權。實際上，漢武帝打破先封侯后拜相的慣例，任命平民出身的公孫弘為丞相，就說明他已經意識到貴族地主不能成為統治階級。遺憾的是，他們防得了功臣，躲不過外戚，掌握政權的還是貴族地主。

    不過，漢武帝畢竟獨尊儒術了，讀書做官也逐漸成為風氣和共識，由此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群體，即士族或士族地主階級。這樣一來，與皇家平分天下的，便由功臣集團和外戚集團變成了名門望族，并終于形成門閥政治。

    門閥是一種半官僚半貴族政治，真正的官僚則應該類似于今天的職業經理人。更重要的是，官僚集團不能與皇權相抗衡，因此他們不能出身高貴。也因此，寒門庶族，即庶族地主階級才是合適的，門閥制度則不過承前啟后。

    制度變革的背后，是歷史的走向。

    現在，貴族地主和士族地主都完成了歷史使命，唐宋元明清將是庶族地主的時代，隋唐則是轉折的緊要關頭。

    這就有了兩個方面的制度創新。一方面是帝國官員的選拔制度，即科舉制，目的是確保庶族地主能夠替代士族地主成為統治階級。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組織制度，即三省六部制，目的是實現皇權政治與官僚政治的和諧與平衡。

    如此創新，當然非同小可。

    那么，什么是三省六部？

    這種制度，又為什么能擺平皇權與官僚？

    三省六部

    簡單地說，三省六部就是隋唐兩代的中央政府。其中三省指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六部則是尚書省下屬的六個職能部門：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和工部。這個制度意義重大，其影響既是歷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現在我國中央政府的部門仍然叫部，日本的則仍然叫省。[6]

    那么，什么是??？

    省的本義是后宮。魏晉隋唐時期，王朝中樞建筑群的最前面（南端）是皇城，有太廟、社稷、官署、衙門。中部為宮城，是皇帝會見群臣之處。最后面（北端）為后宮，是皇帝與后妃的私密空間，非有特旨嚴禁入內，所以稱為禁或禁中。西漢元帝時，為了避皇后之父的名諱，改禁為省，從此禁省通用，或稱禁，或稱省，或稱禁中，或稱省中。

    顯然，省，原本不是政府。

    禁省成為政府機構，要拜漢武帝所賜。此人為了從宰相手里奪權，變官僚政治為皇權政治，發明了“一國兩府”的政治體制：宮外以宰相為首組成“外朝”，宮內以大司馬為魁組成“內朝”，內外共理朝政（詳見《漢武的帝國》）。

    毫無疑問，這是兩套班子。

    兩套班子是早就有的。漢初，皇帝與宰相分工明確各得其所?；实凼菄以?，宰相是政府首腦。宰相所處為府（相府），機構為曹；皇帝所處為宮（皇宮），機構為尚，分別叫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尚書。很清楚，六尚基本上都是管生活的，與相府之十三曹并不矛盾。

    漢武帝卻把這個制度破壞了。一方面，他從朝中選調能員擔任尚書處理政務；另一方面，任命大司馬主持工作參與密謀（西漢叫“領尚書事”，東漢叫“錄尚書事”）。結果自然是大司馬和尚書的意見變成國策，尚書也由秘書班子變成決策班子，相府反倒由決策機構變成了執行機構。

    一國兩府由此誕生，尚書的地位也從此改變。

    不過，由大司馬領導主持“尚書事”并不正規，領錄尚書事也不是官銜，以人事代制度更非長遠之計。于是，東漢光武帝劉秀便干脆建立尚書臺，也叫臺閣。從此，尚書不再是宮廷秘書或臨時事務，而是正式的國家機關。

    尚書事（事務）變成尚書臺（機構）以后，一國兩府就成了制度。但，一個國家，兩個政府，可怎么辦公呢？也很簡單：宰相保留官職，政務交給臺閣。換句話說，三公的相府徒有其名形同虛設，尚書的臺閣才是真正的樞機。

    因此，到曹魏黃初三年（222），尚書臺便移出宮外，正兒八經地成為了中央政府。到西晉或劉宋，它又變成了尚書省。尚書臺為什么能改名為尚書??？因為臺和閣都是皇家建筑，只不過臺在禁省之內，閣在宮城之中，所以臺閣又叫臺省。改臺為省，不過是換了稱呼而已。

    中書省的來歷也差不多。

    漢武帝讓尚書越權去管朝政，原來由尚書所做收發保管文件的工作，只好派給別人，這就是中書。但是，領導主持“尚書事”的大司馬成為實際上的宰相之后，權傾朝野，炙手可熱，皇帝又受不了。因此，漢宣帝劉詢便效法他曾祖父武帝的辦法，用中書去取代尚書，把大司馬架空。

    這當然是擔任大司馬的外戚不能接受的。所以到成帝建始四年（前29），他們又把權力奪回尚書臺。到曹魏時期，由于尚書臺移到宮外，宮內不能沒有秘書處，身邊不能沒有自己人，魏文帝曹丕便將秘書令改稱為中書令，把官署設在宮中，叫“中書監”，晉以后叫“中書省”。

    結果怎么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