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樣的精神和風度能夠代表士族？

    高貴和清純。高貴是為了與卑賤者相區別，清純則是為了與混濁者劃清界限。這兩條缺一不可，因為士族是一個優越感極強的階層。他們通婚必須門當戶對，也不能跟身份不配的人坐在一起，即便后者貴為皇親國戚。毛曾被稱為靠著玉樹的蘆葦，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出身寒門。

    出身寒門必定寒酸，寒酸則必無氣度和品位，這就是高級士族的觀念。盡管這種觀念未必正確合理，卻為名門望族所堅持。結果，位高權重的桓溫為兒子求娶王坦之的女兒，便被老爺子王述拒絕；謝安家由于在西晉以前不是一流大族，竟也被譏為“新出門戶”。

    不過士族的優越感是血緣的，更是文化的。因此他們更看重的不是貴賤，而是清濁。這是東漢末年就開始產生的觀念，一般的理解大體是：正直為清，邪惡為濁；高雅為清，鄙俗為濁；讀書人為清，暴發戶為濁。

    清純而高貴，就叫清高。

    所以，那些堅持自己的cao守和品位，不跟權貴和暴發戶同流合污的士大夫就叫清流。他們的聲譽叫清望，品格叫清標，言論叫清議，就連揚起的塵土也叫清塵。

    這就必須超凡脫俗。

    因此，魏晉名士酷愛的對象、形象和意象，便或者是清純的，或者是明亮的，或者是晶瑩剔透的，或者是風姿綽約的，或者是楚楚動人的，而且幾乎無不用于人物的鑒賞和品評。比方說：軒軒如朝霞舉，濯濯如春月柳，朗朗如百間屋，爛爛如巖下電，肅肅如松下風。

    是啊，一個人，氣宇軒昂有如朝霞升起，明凈清新有如春柳初綠，開闊明朗有如高屋建瓴，目光炯炯有如巖下閃電，那是怎樣的風采和風度！

    還有清風朗月，那幾乎是魏晉風度的形象代言人。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松。

    松，原本是道德的象征。所謂“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這個意思。這種象征意義魏晉也有，一位名叫和嶠的大臣就被點評為“森森如千丈松”，意思是國家的棟梁。因此他的去世，也被稱為“峨峨若千丈松崩”。

    比和嶠更早得到這種好評的是李膺。李膺是東漢名士的領袖，位居名士排行榜“八俊”的榜首（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他得到的評價，是有如勁松之下強勁的清風（謖謖如勁松下風）。

    這是風骨的象征。

    嵇康也獲得了類似評價。山濤就說嵇康平時有如“孤松之獨立”，醉倒有如“玉山之將崩”，其他人則認為嵇康“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也就是說，李膺的風清冽強勁（謖謖），嵇康卻是慢慢吹上去的。這樣的松下風，顯然更有一種飄逸瀟灑甚至自由散漫的神韻。

    實際上，這也是東漢與魏晉的區別，即東漢更重道德而魏晉更重審美。而且，審美的前提是“丘壑獨存”。難怪一個人優秀漂亮，就叫“長松下當有清風”；也難怪人們對山濤的觀感有如“登山臨下”，但覺“幽然深遠”。

    這可真是活得漂亮。

    沒錯，漂亮得就像大自然。

    魏晉名士對自然界的熱愛，確實超過了前人。簡文帝那一句“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道盡了他們的心曲。他們不但以清風明月、春柳勁松來品評人物，更親自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并從中體驗到難以言表的愉悅。

    比如顧愷之和王獻之。

    顧愷之是畫家，王獻之是書法家，但他們最喜歡的都是會稽郡山陰縣（今浙江紹興）一帶的山山水水。顧愷之的描述是：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其上，若云興霞蔚。王獻之的說法則是：從山yindao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

    兩位都是藝術家，感受當然敏銳，不過這種感受能力卻未必沒有普遍性。有一位僧人從建康回會稽路過吳中遇到下雪，事后對當時情景的描述便同樣富有詩意：郊邑還在紛紛揚揚，山林卻是一片潔白。

    對于這樣的文字，任何解釋都會顯得多余。要說的僅僅是：這已經完全不同于之前《詩經》和《楚辭》對風景的描寫。在那里，自然和自然現象只不過是人物或故事的背景。在這里，卻是獨立和純粹的審美對象。

    同樣，魏晉人眼中的自然界，也不再是孔夫子那里的道德象征、董仲舒那里的政治籌碼。它跟現實生活中的人物一樣可以觀賞和品評，只不過也許更漂亮。

    天人依然合一，然而意味不同。

    這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大轉折，人與自然的關系從道德和政治的一變而為審美的，由此產生的文明成果則是山水畫和山水詩。盡管它們要到隋唐以后才蔚為大觀，但東晉卻無疑在觀念上開啟了先河。

    轉變并不奇怪，因為魏晉是一個唯美的時代，而最漂亮的活法則莫過于自然。事實上魏晉人熱愛自然界，就因為它自然。自然在漢語中，原本就是“天然如此，無須人為”的意思。能做到這一點的，則非自然界莫屬。所以日本人用“自然”來翻譯nature，也很自然。

    然而正如中國的山水畫不能理解為西方的風景畫，魏晉對自然的發現也與科學無關。在人們眼里，自然界仍然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是有意志力和人情味的。因此，當他們不再將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后，發展起來的便是自然科學以外的兩種精神文明。

    這就是哲學和藝術。

    魏晉世界杯　　魏晉的哲學是玄學，玄學的表現是清談。清談和唯美是當時的兩大風尚，東晉四大執政王導、庾亮、桓溫、謝安，還有前面提到的漂亮人物比如夏侯玄，也都同時是清談家。璧人兒衛玠更不但被看死，還差點被談死。

    衛玠是在西晉戰亂時陪著母親南下的。他先到了江夏（今湖北武漢），后到了豫章（今江西南昌），最后被看死在建康（今江蘇南京）。實際上他在被圍觀前就已經大病一場，原因則是遇到了謝鯤。

    被顧愷之畫在巖石里的謝鯤是野心家王敦的屬下。當時王敦鎮守豫章，衛玠前去拜訪，與謝鯤一見如故。結果衛玠居然置主人王敦于不顧，跟謝鯤大談玄學，一連幾天通宵達旦，終于一病不起，無可救藥。

    看來，衛玠其實是“過勞死”。他在建康，恐怕是躺在病床上或車子里被人圍觀的。一個人，重病在身還能受到那樣的追捧，實在堪稱漂亮至極。

    被衛玠冷落的王敦表現得也很漂亮。他對謝鯤說：當年王弼的言論可謂金聲，此番衛玠的清談要算玉振。這是很高的評價，因為王弼是魏晉玄學創始人之一。他如果參加清談會，是幾乎沒有對手，只能自問自答的。

    可惜王弼更短命，只活了二十四年。

    好歹活到了二十七歲的衛玠，同樣是多愁善感的少年天才。據說，他未成年時便開始思考各種哲學問題，還專門去請教了當時的美男子兼清談家樂廣。

    衛玠問：夢是什么？

    樂廣答：想。

    衛玠說：夢中之事根本就沒經歷過，怎么是想呢？

    樂廣又答：因緣。

    小小年紀的衛玠無論如何也想不明白因緣是什么，竟然抑郁成疾。樂廣聽說大吃一驚，立即乘車前往衛玠家為他分析解說，衛玠這才轉危為安。

    此事讓樂廣頗為感慨。衛玠成年后，樂廣便把女兒嫁給了他。由于翁婿二人都聰明漂亮玲瓏剔透，因此被評價為一個冰清（樂廣），一個玉潤（衛玠）。

    美與智，竟是這樣的關系。

    不知道樂廣當年怎樣為衛玠解說，但樂廣的清談水平卻毋庸置疑。某次，一位客人跟他討論《莊子》提出的“旨不至”問題。這句話的意思是：概念與事物不可能完全相稱，叫“指不至”；相稱是沒有止境的，叫“至不絕”。因此人類的認識也永無止境，不可能達到真理的彼岸。

    問題是，概念與事物如果完全不能相稱，那又要它干什么？真理的彼岸如果不能到達，那又何必追求？為什么我們使用概念時，多少總能有所認識？概念與事物，認識與真理，到底是什么關系？

    客人想不明白，來問樂廣。

    樂廣卻舉起了麈尾。

    麈讀如主，是鹿群的領袖。鹿群的行動，則全看鹿王尾巴的擺動。因此，麈尾有指揮棒的意思。名士們手中的麈尾，是類似于羽扇和拂塵的東西，有手柄和麈尾毛。它是清談時的道具，后來更成為清談領袖和高級士族的身份標志。至于本次，樂廣則把它變成了說理的工具。

    客人問：旨（指），究竟是至，還是不至？

    樂廣用麈尾觸及幾案說：至不？

    客人說：至。

    樂廣又把麈尾移開：既然到了，怎么拿得走？

    客人恍然大悟。

    這是典型的清談。事實上，盡管魏晉的清談未必每次都像這樣涉及深刻的哲學問題，但清談必須富有哲理和充滿智慧，則是可以肯定的。因此，它在魏晉是一件不可小看的事情。那些一流清談家的聚會很久以后還廣為傳頌，表現突出的名士則會像國際影星一樣出盡風頭。

    比如殷浩。

    殷浩就是后來被司馬昱用來制衡桓溫的人。此人的政治和軍事能力雖然一般，卻因擅長清談而享有盛名。所以他在早年以庾亮屬下的身份來到建康時，王導竟然以丞相之尊專門為他召開清談會，還親手解下懸掛于帳帶的麈尾與之對談，直至半夜三更興盡方散。

    這次清談會的內容無從知曉，但應該相當精彩。因為根據第二天早上桓溫的回憶和評論，會上自始至終都沒人插得上話，聽得懂的則只有他自己和謝安的堂兄謝尚，另外兩個名士就只能像小母狗似的乖乖待著。

    不過，王導地位尊貴，殷浩則跟庾亮關系密切。因此盡管唇槍舌劍，也一定彬彬有禮，殷浩更是要收斂。等到他跟劉惔辯論時，可就火藥味十足。跟另一位名叫孫盛的清談家辯論時，更是雙方都用力甩動麈尾，結果是飯菜冷了又熱，熱了又冷，里面落滿了麈尾毛。

    這樣的辯論，就叫“劇談”。

    其實哪怕不是劇談，也會讓人緊張。因為清談的知識和智慧含量極高，聽不懂和跟不上都是丟人現眼的。所以謝尚向殷浩討教時，才聽了寥寥數語便已汗流浹背。殷浩則不緊不慢地說：來人呀，拿條毛巾給謝郎擦汗！

    但即便如此，魏晉名士仍趨之若鶩。事實上，清談既是風流人物展示聰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會重要的社交活動，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導，飄逸瀟灑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溫，從容鎮定如謝安，也都樂此不疲，因為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清談，是名士們的世界杯。

    這并不奇怪。因為魏晉是士族的時代，而士族正是通過掌握知識和擁有智慧成為特權階層的。無論是要顯示自己的文化優勢，還是要擴大自己的社會影響，他們都必須借助清談。哪怕貴為相王如司馬昱，也如此。

    明白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魏晉玄學。

    玄學當然也是“中國式哲學”，而且一開始還披著儒學的外衣，包括重新為《論語》這樣的儒家經典作注。然而無論世界觀還是方法論，玄學與儒學都南轅北轍。我們甚至可以說，孔夫子他們要的，就是玄學不要的；孔夫子他們不要的，則正是玄學想要的。

    那么，玄學與儒學的區別何在？

    借用康德的術語，儒學是“實踐理性”的，玄學是“純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現實世俗問題，比如政治和倫理，恰恰為玄學所不感興趣。實際上玄學之“玄”，就在于研究課題的高深玄遠和無關實際。比方說，世界的本體是什么，思辨的方法又是什么。

    玄學形而上，儒學形而下。

    很清楚，儒學最終要做，玄學卻只需要說。這才有“清談誤國”的批評。對此，謝安曾嗤之以鼻。他說：秦任商鞅不尚空談，怎么也二世而亡？

    事實上魏晉的清談家中并不乏實干家，他們對玄學興趣盎然也并非不務實，甚至也未必當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體是有是無，只不過欣賞和喜歡那高談闊論之中體現和蘊含的智慧。是啊，當一群聰明絕頂的人聚在一起，揮舞著麈尾唇槍舌劍時，豈非極其高雅的智力游戲？

    沒錯，這是一種活法，一種人生態度。

    這種態度是哲學的，也是藝術的。

    無弦琴　　據說，陶淵明的琴沒有弦。

    不清楚他為什么要有這樣一張無弦琴。如果是因為不懂音樂，或認為大音希聲，固然可以無弦，那張琴豈非也是多余？然而陶淵明卻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撫弄那無弦琴，演奏著誰也聽不見的樂曲。

    也許，琴就是他的麈尾。

    沒有證據顯示陶淵明參加過清談，但這絕不意味著他是另類。相反，作為魏晉最后一位名士，陶淵明的人生態度也是哲學和藝術的。只不過殷浩他們要以其他清談家為交流對象，陶淵明的對象卻是田園和自己。

    這一點，可以從他的詩中讀出。是啊，為什么村子里的雞鳴狗吠，鄰居家的炊煙裊裊，田野中的良苗遠風，農耕時的帶月荷鋤，這些再普通尋常不過的情和景，會變成他心中和筆下的情之所鐘？詩人其實已經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辯就是言說，不是辨別。人類需要言說，是因為有心意要表達。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認識，但都需要通過概念性的語言來傳遞。然而概念性語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達心意（盡意），卻是一個問題。為此，魏晉玄學分成了兩派，一派主張可以，一派認為不能。

    這就是“言盡意”和“言不盡意”之爭。

    也因此，此處的“辯”不能寫成“辨”。

    陶淵明沒有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他只是告訴我們，當他采菊東籬下，悠悠然無意間看見了南山，看見那緩緩西下的秋陽和結伴而歸的飛鳥時，就已經領悟到了什么（此中有真意），但想說的時候卻忘了該怎么說。

    當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說。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則無關緊要。有此真意，則即便“結廬在人境”，也能“而無車馬喧”，何況還有那菊花，那南山，那飛鳥。

    這其實是藝術化的玄學。

    實際上玄學的終極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只不過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語言所能把握和表達，只能訴諸“玄言”，還得“玄之又玄”。當這種玄之又玄的語言也無法盡意時，就只能訴諸藝術了。

    藝術也是言說，卻是“非概念性”的。藝術語言無論抽象如音樂、書法，具象如雕塑、繪畫，都多少具有不確定性。然而這種特性對于無法窮盡的真意卻是福音。因為確定即限定，限定則有窮，那又豈能是眾妙之門？

    玄學的藝術化，勢在必然。

    而且，也只是換了一種言說的方式。

    事實上陶淵明并沒有否認言說的必要，否則他連這詩也可以不寫。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談的目的，清談卻仍然需要麈尾助興。哲學也好，藝術也罷，都需要載體，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沒有，哪怕無弦。

    同樣，圍棋也不能沒有子，哪怕只有黑白兩種。

    圍棋與音樂、書法、繪畫并稱為琴棋書畫，從分類學的角度看是很怪異的。但如果清談也能變成游戲，圍棋又為什么不能變成藝術？實際上在魏晉，圍棋就是“無言的清談”，叫“手談”；也是“坐著的隱居”，叫“坐隱”。手談睿智，坐隱清高。這豈止是藝術，簡直就是哲學。

    當然，也是人生態度和生活情趣。

    書法和繪畫亦然。

    如果說圍棋是從游戲變成了哲學，那么，書法就是從實用變成了藝術。二者之間的區別，就在那字寫出來是為了傳遞信息，還是僅僅為了好看。這就正如繪畫作品是不是藝術，不能看功能，只能看審美。審美是有個性的。沒有個性，就只有畫工和畫匠，沒有畫家。

    這當然有一個漫長和漸進的過程。就連琴棋書畫并稱為四藝，也要到唐。但魏晉無疑是重大轉折期。以顧愷之和王羲之為代表，不同于前人的觀念開始產生，作為純粹藝術的繪畫和書法已是嶄露頭角或呼之欲出。

    毫無疑問，這首先得益于唯美的風尚?；蛘哒f，這種轉變本身就是唯美風尚的組成部分。但書法成為獨立的藝術門類，卻很可能與玄學有關。因為只有經過哲學訓練的頭腦，才有可能從一撇一捺的線條組合中看出真意來。那樣一種審美眼光，是要稱之為“玄心妙鑒”的。

    甚至就連琴棋書畫在魏晉的大行其道，也許都要拜玄學所賜。至少，音樂、圍棋和書法的共同特點，就是素雅和抽象。因此，它們與“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以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的老莊思想是相通的，與玄言和清談的風尚也是合拍的。

    看來，玄學藝術化的同時，藝術也在玄學化。

    自然美的發現，同樣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