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昭卻默許了阮籍的猖狂。這不僅因為他對阮籍原本有所偏袒，也因為名士們的放肆已為社會見慣不怪。后來謝安的哥哥謝奕，雖然在桓溫擔任荊州刺史時做了他帳下的司馬，宴席上卻同樣是披頭散發想嘯就嘯?；笢乜扌Σ坏?，只好說謝奕是自己的“體制外司馬”。

    沒想到謝奕比阮籍還過分。他不但嘯，還發酒瘋，而且桓溫走到哪兒他就跟到哪兒。最后桓溫只好躲進老婆南康長公主屋里，公主則不無譏諷地說：稀客呀！如果沒有那位狂司馬，我都沒機會見到夫君了！

    請問這叫什么做派？

    名士的做派。有此做派的，就叫名士派。

    什么是名士？名士原本指名滿天下的士人，這是戰國時期就有的。但以士族中的精英為名士，并成為社會群體和流行概念，是在東漢末年。黨錮之禍后，社會輿論以各種名目為士人做排行榜（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九卷《兩漢兩羅馬》），榜上有名的就是名士。

    后來，排行榜不做了，品評人物則成為風尚，許劭就是這方面的名家。他不愿意對曹cao做點評，恐怕也因為曹cao實在不能算作名士。但稱曹cao為英雄，卻意義重大。

    實際上漢末魏晉對社會影響最大的就是兩類人物：英雄和名士。前者以曹cao、劉備、祖逖、劉琨、王敦、桓溫為代表，后者的典型則有孔融、阮籍和嵇康。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

    沒錯，名士與英雄不乏相通之處。至少，他們的內心深處都充滿了驕傲，也都不同于流俗。名士們固然放浪形骸，縱情任性，蔑視凡塵，不拘禮節，英雄們又何嘗把禮教和社會輿論真正放在眼里？桓溫讀《高士傳》，看到某“道德楷?！钡墓适聲r，竟厭惡得把書都扔掉了。

    但，他們的角色并不一樣。

    英雄是有可能創造歷史的，盡管歷史未必都由英雄來創造，以英雄自許的卻往往以此為己任。在他們看來，成就大業原本前緣命定，奪取天下則不過囊中取物。因此英雄們大多豪氣干云，充滿自信，不憚于把自己的本色甚至野心展露出來，此之謂“英雄氣”。

    名士卻多半只有派頭。因為名士并不能創造歷史，只能書寫或點評，還未必能夠由著他們來。于是名士的驕傲和自信，就只能表現為個人風采和人生態度。比方說，風流倜儻，超凡脫俗，恃才傲物，卓爾不群。

    也許這就是區別：英雄氣，名士派；英雄本色，名士風流。當然，英雄也好，名士也罷，都得是真的。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風流。

    風流不是尋花問柳，盡管未必不尋不問。它更多的是指一種風度和標格，因此一定要表現為派頭。東晉的王恭就說，做名士并不難，只要無所事事，痛飲酒，熟讀《離sao》就可以了。這其實就是風流。

    仰天長嘯，則是派頭之一種。

    毫無疑問，風流既然是風度，那就一定是風尚，也就一定會變化。大體上說，漢末重氣節，魏時喜放蕩，東晉尚超脫。魏晉之際的名士，不但要嘯，要飲酒，有的還要服藥。這種藥叫五石散，吃了以后皮膚發熱容易擦傷，所以只能穿寬松的舊衣服，身上也會長虱子。

    于是，一邊抓著虱子，一邊高談闊論，就成為名士的一種派頭，叫“捫虱而談”。后來成為前秦皇帝苻堅之謀臣的王猛，就以此聞名于世。而這樣一種滿不在乎，表現出來的則正是狂傲的態度，以及不羈的人格。

    不過東晉以后，名士的狂傲便漸漸收斂了，他們更崇尚的是玄遠的清談。王導、桓溫、謝安和簡文帝，也都是個中高手，名士開始與統治者打成一片。

    何況清談之所重，是高深的義理、敏捷的才思、優雅的姿態、動聽的談吐，講究的是喜怒不形于色，而且絕不涉及時政，也不會觸犯權貴。在這種場合，大約是聽不到嘯聲，也不會有人發酒瘋的。

    東晉與漢魏，豈非頗為不同？

    這當然有原因。

    事實上，相對英雄，名士只能算作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公權力，也沒有槍桿子，只有滿腹經綸再加上一肚子的牢sao，以及自命不凡的唇槍舌劍?？上械奈淦鲾巢贿^武器的批判，帝國也并不希望它的臣民具有獨立的人格和主張。堅持狂傲和不羈，付出的將是生命的代價。

    嵇康就是。

    嵇康之死　　嵇康被殺那年，四十歲。

    已經無法確知這是哪一天的事情，只知道當時出了太陽。嵇康看了看地上的影子，知道離行刑的時間還早，便讓人取來琴，演奏了一曲《廣陵散》。他說，過去有人要跟我學這支曲子，我沒答應他，現在成為絕響了。

    說完，從容就戮。

    嵇康死后，普天之下的士人無不為之痛惜，據說就連司馬昭也感到后悔。

    那么，嵇康為什么會被殺？

    直接的原因是得罪了鐘會。

    鐘會出身高級士族，父親鐘繇（讀如姚）是曹魏的開國元勛，官居太傅，位列三公，而且是小楷的創始人，書法藝術的鼻祖之一。在這樣一個家庭成長的鐘會，天資機敏聰慧，更兼才藝超群，年紀輕輕就聲名鵲起。

    然而鐘會對嵇康卻似乎心存敬畏。他撰寫了一篇學術論文，想拿給嵇康看，卻又不敢面交。在戶外猶豫徘徊多時以后，鐘會將論文扔入嵇康院中，掉頭就跑。

    這里面其實有政治原因。鐘會要討論的哲學問題，就像“文革”后檢驗真理標準的辯論，實際上代表著兩條路線的斗爭。這兩條路線，就是曹魏主張的法家庶族和司馬集團主張的儒家士族。鐘會在政治上和學術上，都是站在司馬集團這一邊的。他不敢見嵇康，很可能是怯戰。

    因此，當他自以為有底氣時，就再次來見嵇康。

    想來鐘會為這次見面做足了準備。他甚至邀請了當時各界的社會名流，穿著名貴的衣服，駕著豪華的馬車，賓從如云前呼后擁浩浩蕩蕩地一同前往。

    嵇康卻在打鐵。

    現在看來，嵇康的打鐵，就像諸葛亮耕田，劉備編織工藝品，未必是為了謀生，更多的是一種生活情趣或政治態度。他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樹，嵇康便在樹下打鐵。拉風箱的，則是為《莊子》作注的著名哲學家向秀。

    向秀和嵇康，都不理睬鐘會。

    很沒意思地等了一陣子后，鐘會悻悻而去。

    嵇康這才開口：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

    鐘會答：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嵇康繼續打鐵?？上@種日子過不了太久，因為鐘會已經下定決心要他的性命。

    正好這時發生了一樁冤案。嵇康朋友呂安的妻子被哥哥呂巽（讀如迅）設計jian污，呂巽卻惡人先告狀，倒打一耙誣陷呂安不孝。嵇康為了證明呂安的清白，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結果和呂安一起被捕入獄。

    鐘會報復的機會來了。他趁機向司馬昭大進讒言，聲稱像嵇康這樣的“臥龍”絕不能再留在民間。最后嵇康和呂安都被殺害，罪名是散布錯誤言論。

    這當然是典型的以言治罪，卻并不是第一次，曹cao殺孔融就是如此。據稱，孔融曾說：父于子并無恩，因為父親當時原本是滿足性欲。母于子也無愛，因為十月懷胎就像一件東西暫時寄放在瓦罐里。于是曹cao以“不孝”的罪名將孔融殺掉，連他兒子都沒放過。

    說起來此事實在頗具諷刺意義。因為孔融是孔子的二十世孫，曹cao則是主張唯才是舉，無妨不仁不孝的?？磥聿躢ao的用心除了故意羞辱孔融，還要趁機打儒家士族路線一耳光：孔子的嫡孫都不孝，儒家倫理靠譜嗎？

    嵇康的情況卻不同。

    實際上，孔融是否散布過不孝的言論，并無證據。判決書上指認的證人是禰衡，而禰衡早被黃祖殺害，可謂死無對證。嵇康“非湯武而薄周孔”（非議商湯、周武，鄙薄周公、孔子），卻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證據，就是嵇康的代表作《聲無哀樂論》和《與山巨源絕交書》。

    表面上看，《聲無哀樂論》只是一篇美學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嵇康提出了一個類似于19世紀奧地利美學家漢斯立克的觀點：音樂只是美的形式，與情感無關。

    這，又怎么犯了忌諱呢？

    因為與儒家思想相沖突。儒家美學認為，音樂是情感的表現。通過音樂，可以看出人心的向背，也可以陶冶性情敦風化俗。因此，音樂可以也應該為現實政治服務，統治階級則無妨利用音樂來實施治理，是為“樂教”。

    樂教和禮教相輔相成，共同組成禮樂文明。嵇康主張音樂只是一種純粹的藝術形式，就是反對司馬集團的儒家士族路線，當然為司馬昭等人所不能容。

    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公開表示不合作。

    跟年輕時的謝安一樣，嵇康很不愿意做官。只不過謝安終于東山再起，嵇康卻當真歸隱山林。與之神交的，是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據說，他們七個人曾作“竹林之游”，世人稱之為“竹林七賢”。

    其實竹林七賢并不是組織或團體，就連所謂竹林是否確有其地都很可疑。七個人的命運、性格甚至人品也各不相同。王戎是有名的吝嗇鬼，山濤則加入了司馬集團，并在調離尚書吏部郎崗位時，推薦嵇康接替自己。

    嵇康斷然拒絕，并寫下了《與山巨源絕交書》。

    巨源，是山濤的字。

    絕交原本是朋友之間的事，并不關乎政治。然而嵇康宣布與山濤絕交，卻是為了表明政治態度。事實上他們之間的友情依然存在，嵇康還在臨死前把兒子嵇紹托付給了山濤。他說：有巨源伯伯在，你不會成為孤兒。

    所以，這封信其實是寫給司馬昭他們看的。

    換句話說，與山濤絕交，就是與當局公開決裂。

    這就已經讓司馬昭不快，何況嵇康的態度和語氣更是堪稱惡劣。他陳述自己不愿做官的理由居然是：愛睡懶覺不能早起；有警衛員和秘書跟進跟出不好玩；開會辦公要正襟危坐，不能抓虱子；不喜歡看寫公文；不愛參加婚禮和追悼會；討厭跟俗人做同事；不想多費腦子。

    呵呵，這簡直是拿官場開涮。

    更為嚴重的是，嵇康明確亮出了“非湯武而薄周孔”的旗號，而且聲稱不會改變觀點，只能辭官不做。這當然是挑釁。據說，讀完這封信，司馬昭震怒。

    鐘會得志，不過“逢彼之怒”而已。

    對此，嵇康其實是有思想準備的。他在信中說，自己的毛病，是剛直倔強，嫉惡如仇，直言不諱，而且遇事便會發作，完全管不住自己。

    嵇康并非沒有自知之明。

    實際上嵇康也沒打算管住自己。也許在他看來，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是比生命更加寶貴的。一個人，如果活得窩窩囊囊，戰戰兢兢，有話不能說，有屁不能放，還要在權貴面前唯唯諾諾，那還不如死了好！

    也許吧，也許。

    然而嵇康之死，對士林的震撼相當之大。當年拉風箱的向秀，就在嵇康死后投靠了司馬昭。司馬昭問：先生不是要學堯舜時期的那些隱士嗎？怎么會在這里？

    向秀卻回答：他們哪里值得羨慕！

    司馬昭大為滿意。

    這不難理解。畢竟，多數人還是怕死的，包括阮籍。

    阮籍之醉　　阮籍幾乎是泡在酒壇子里度過一生的。

    這并不奇怪，因為飲酒是魏晉名士的標志之一，要酒不要命的故事也層出不窮。比如有個名叫畢卓的，跟山濤一樣官居尚書吏部郎，只不過是東晉的。某天晚上，他嗅到隔壁官署有酒香，竟翻墻過去偷酒，還拉著抓他的巡夜人一起喝。最后，這位老兄終因酗酒而被免官。

    阮籍就聰明得多。他的辦法，是向司馬昭申請去做步兵校尉，因為步兵校尉官署的酒特別好。司馬昭當然立馬批準，阮籍也因此而被稱為“阮步兵”。

    比阮籍更像酒鬼的則是劉伶。他常常讓仆人扛著鋤頭跟在身后，自己帶一壺酒坐在鹿車上邊走邊喝，并對那仆人說：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

    辛棄疾詞“醉后何妨死便埋”，說的就是劉伶。

    實在看不下去的劉太太便勸他戒酒。

    劉伶說：很好！不過我管不住自己，得請神幫忙。

    太太也只好備酒備rou祭神。

    劉伶卻跪下來禱告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命。一飲一斛（讀如胡，十斗），五斗去病。女人的話，怎么能聽？于是趁機大吃大喝，直到爛醉如泥。

    酒鬼總是能找到說法的，劉伶也一樣。

    這讓人想起了劉昶（讀如廠，劉昶字公榮），此公的特點是跟什么人都能在一起喝酒。他的說法是：遇到比我強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我差的，不好意思不喝。如果遇到跟我差不多的，那就更得喝了。

    不過，阮籍和王戎卻另有說法。他們說：遇到比公榮強的，不能不跟他喝。遇到比公榮差的，也不好意思不喝。只有遇到公榮本人，可以不跟他喝。結果，在阮籍和王戎那里，劉昶一杯酒都喝不上，但談笑風生如舊。

    劉伶和劉昶這樣的，大約是純粹的愛酒，阮籍的酗酒則恐怕另有原因。一個可供參考的史實是：司馬昭想跟阮籍聯姻，阮籍卻連續大醉兩個月，此事只好作罷。

    于是，到司馬昭加九錫，需要有人寫勸進表時，阮籍便故伎重演?？上н@回大家都不放過他，阮籍被叫醒后也馬上就一氣呵成，寫了一篇文詞清壯的錦繡文章。眾人看過以后，都說是神來之筆。

    如此神筆，恐怕是早有準備的吧？也許，阮籍的打算是能躲就躲。實在躲不過去，酒也就醒了。他可不想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真把腦袋變成酒壺?；橐鍪撬绞?，司馬昭也不好意思硬來。加九錫是公務，阮籍豈敢搪塞？

    這樣看，他其實從來就沒真醉過。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司馬昭也給了阮籍最大限度的寬容甚至袒護。阮籍在居喪期間飲酒吃rou被人彈劾，司馬昭卻替他辯解說：你看他悲痛得都沒有人形了，為什么不能跟他分憂？身體有病而飲酒，是符合禮制的嘛！

    然而阮籍哪里是身體有??？他的病在心里。實際上阮籍跟嵇康一樣，對司馬昭他們借禮教之名行謀篡之實是心懷不滿的，對那些禮俗之士也極為蔑視。因此，阮籍也會像孔融那樣口出狂言，甚至故作驚人之語。

    有一次，阮籍說：殺父可以，殺母不行。

    眾人大驚。

    司馬昭也說：弒父乃滔天大罪，怎么可以？

    阮籍卻解釋說：比如動物，都是只知道母親不知道父親的。所以，弒父是行同禽獸，殺母是禽獸不如。

    眾人又都嘆服。

    阮籍這樣說話，并不奇怪。事實上，從東漢末年到東晉末年，禮教幾乎成為虛偽的代名詞。比如桓溫的小兒子桓玄，最后是篡位了的，然而他在公眾面前的表現卻是大孝子。有一次，一位客人在席間要求溫酒，桓玄竟痛哭流涕起來，因為“溫”是他亡父的名字，提都提不得。

    難怪阮籍要故意跟禮教唱反調。他家附近酒店的老板娘很有姿色，阮籍和王戎便常常去店里買酒，喝醉了就睡在那女人身旁。對此，店主人曾大為起疑。但經過細心觀察，卻發現阮籍一點邪念都沒有，也就釋然。

    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就是這樣的吧？

    一個有著赤子之心的人可能活得很快樂，也可能會很痛苦。因為成年人不可能真是小孩子，所謂“像孩子”不過是率性和率真。阮籍就是這樣。據說他會青白眼，遇到欣賞的人用青眼看，不喜歡的就給他白眼。嵇康和哥哥嵇喜在阮籍那里，享受到的就是這兩種不同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