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受歡迎的結果是大開殺戒，血腥鎮壓的結果則是四處皆反，孫策自己也被仇家所刺。這位“小霸王”終于意識到，不改變政策和作風，政權就保不住。32

    所以，他選擇了孫權。

    孫權則選擇了與蜀漢不同的道路。

    實際上，正如蜀漢內部有三股勢力（荊州集團、東州集團、益州集團），東吳政權也有三大派系，這就是淮泗將領、流亡北士和江東士族。其中，淮泗將領是孫堅和孫策的舊部，流亡北士則是避亂江東的北方士人。

    當然，他們都是外地人。33

    孫策建立政權，靠的就是這些外地人，尤其是張昭和周瑜。周瑜是淮泗將領的領袖，為武將之首；張昭是流亡北士的代表，為文臣之魁。后來，也正是這一文一武夾輔孫權，不但保住了江東，還不斷發展壯大。

    淮泗將領和流亡北士功不可沒。

    但，如果孫權滿足現狀就此止步，那么，東吳就會永遠是一個沒有根基的飄忽政權，下場不會比蜀漢更好。因為江東士族對他們的反感、警惕、疑懼和排斥，絕不亞于甚至遠遠超過益州士族之于劉璋和劉備。

    更何況，淮泗將領和流亡北士雖然掌握了槍桿子和筆桿子，錢袋子卻在江東士族那里。

    當然，人心、輿論和風向標也在他們那里。

    因此，如果孫權也像劉備和諸葛亮那樣，堅持“以我為主，后來居上”的組織路線，那么，他們只會比蜀漢滅亡得更早。要知道，赤壁之戰以后，曹魏可是一直把東吳看作頭號敵人，屢屢發兵征討孫權的。

    孫權完全清楚這一點。他也很清楚，自保自救自立自強的唯一辦法，是拉江東士族入伙。這就必須調整政權內部的結構，更必須讓出權力和利益。

    深謀遠慮的孫權當真這么做了，而且有條不紊。比如最重要的軍事指揮權，便一步步由淮泗將領周瑜、流亡北士魯肅、南渡平民呂蒙過渡，最后交到了江東士族陸遜手里。之后，他又部分地交出行政權，任命顧雍為丞相。

    陸遜和顧雍是本土士族的代表，既代表江東四大家族（虞、魏、顧、陸），也代表吳郡四大家族（顧、陸、朱、張）。陸遜和顧雍出將入相后，做官的四大家族子弟多如過江之鯽，數以千計?；淬魧㈩I和流亡北士以及他們的子弟則被邊緣化，慢慢淡出甚至退出了東吳政權。

    這樣一來，江東士族就跟孫吳政權捆綁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孫吳政權的利益，就是江東士族的利益。即便為了保護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利益，江東士族也要捍衛孫吳政權，因為他們是在保家衛國。

    孫權成功地實現了政權的江東化，也基本做到了“吳人治吳”。這是東吳與蜀漢不同的緊要之處，也是他們在三國當中治理得最差，持續時間卻又最長的原因之一。

    那么，東吳為什么還是會滅亡？

    不妨來看曹魏。

    殊途同歸

    跟東漢一樣，曹魏其實早就亡了。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政變以后，政權實際上就是司馬家族的了。十六年后司馬炎逼魏元帝禪讓，也只是辦了一道手續而已。

    政變的過程是以后要說的（詳見本中華史第十一卷《魏晉風度》），這里只說根本原因。

    原因得從曹魏建國說起。

    曹魏的建國之路，是一步一步探索出來的。因為曹cao的特點，是有理想無藍圖。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權”。因此，曹cao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士族階級的集體抵制，包括剿滅和暗殺。34

    然而官渡之戰把整個局勢都改變了。最能代表士族階級的袁紹被證明是紙老虎，“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曹cao則成為帝國的象征。結果士族和曹cao都面臨兩難：士族不能撇開曹cao另立中央，曹cao也不能撇開士族尊奉天子，而如果沒有皇帝這張牌，他們都將失去斗爭的正當性。

    漢獻帝能平安無恙，這是重要原因。

    曹cao身邊的士族和名士比其他軍閥多，也不奇怪。因為在曹丕代漢之前，曹魏與大漢并無區隔。因此，即便去了許都，也不等于投靠曹cao；即便投靠曹cao，也不等于死心塌地；即便死心塌地，也不等于一條道走到黑。

    也就是說，曹cao與士族和名士都在打同一個算盤：利用對方實現自己的目的。

    這個時候，就看誰會下棋了。

    公開叫板的是孔融，結果被曹cao毫不客氣地殺掉，罪名是“不孝”。心存幻想的是荀彧，結果以自己的生命殉了自己的理想，原因是反對曹cao封魏公。兩人分別被視為反曹和擁曹派，結局卻殊途同歸，不免讓人悵然。35

    孔融和荀彧的悲劇，歸根結底是他們的名士身份、士族立場和儒家思想所致。東漢王朝以名教興國，世家大族以儒學立身，忠君守節的觀念根深蒂固，改朝換代成為最敏感的問題，甚至劃線的標準，他們似乎別無選擇。

    選擇曲線救國的是陳群。

    陳群跟魯肅一樣，深知漢室不可復興，卻又堅信士族階級前途無量。成敗的關鍵，則在曹魏。因此，他不但不反對曹cao建國，甚至積極勸進。但是曹cao一死，他就向曹丕提交了自己制定的“九品官人之法”。

    九品官人法又叫“九品中正制”。說穿了，就是由士族壟斷做官權，然后在士族內部按照族望的高低、門閥的上下和勢力的大小來分配官位和官職。因此，這個法案如能通過并且實行，則東漢雖亡，士族卻勝利了。

    這就是陳群與荀彧的區別。荀彧維護的，是行將就木的東漢王朝；陳群維護的，則是方興未艾的士族階級。所以荀彧失敗，陳群成功；荀彧高尚，陳群高明。

    曹丕則想通了一個問題：士族與曹家作對，究竟是為了大漢江山還是為了做官特權？曹丕認為是后者。于是他接受了陳群的建議并下令實施。沒過多久，他就在中原士族的推波助瀾和擁戴之下當了皇帝。36

    這是曹丕的勝利，也是曹cao的失??；是曹丕的喜劇，也是曹cao的悲劇。作為一個“非士族”的“法家寒族之政權”，一旦改變性質，曹魏還有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嗎？

    所以，曹丕的魏朝已不是曹cao的魏國。曹丕成功代漢之日，也就是曹魏行將滅亡之時。以司馬家族為首的士族集團推翻非士族建立的曹魏，不過是為士族階級的政權再次加冕。這就是曹魏的道路，也是它滅亡的根本原因。

    那么，蜀漢和孫吳又如何？

    孫權和劉備原本沒有資格建國，他們得感謝曹cao提供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曹cao提供的正面經驗是：士族并不可怕，非士族也能奪取天下。曹cao提供的反面教訓則是：士族的勢力極大，只能利用，不能對抗。

    因此，孫、劉都只能另辟蹊徑。

    順勢而為的是孫權。

    孫權的路徑是“江東化”，即政權的“本土化”和“士族化”。這讓東吳在夾縫中得以生存，在危難中得以發展?？上?，江東化雖然夯實了孫吳政權的基礎，卻也改變了它的性質。前者是孫權希望的，后者則是他害怕的。

    于是，晚年的孫權逐漸變得內心分裂，作風剛愎，行為乖張，對江東士族更是疑神疑鬼，以至于yin威獨擅，用刑嚴酷。結果，上下言路不通，君臣離心離德，冤獄屢興不止，吳國成為內部最不穩定的國家。更何況，江東士族也斗不過中原士族，因此孫吳終于亡于西晉。

    繞道而行的是劉備。

    劉備的辦法是敬而遠之，盡量避免與士族階級發生正面沖突。諸葛亮執政后更是依法治國依法用人，所以他的政府最像政府，蜀漢也成為三國中治理得最好的。37

    但，劉備和諸葛亮也有解不開的死結。

    首先，他們不可能“本土化”。因為那樣一來，蜀漢就勢必成為一個保守狹隘的偏安之國，人人安于現狀不思進取，哪里還能北進中原，實現興復漢室的理想？

    何況作為外來政權的領導人，諸葛亮也不可能完全相信那些土著。因此，他不但不能實行“蜀人治蜀”，反倒必須在政治上控制，在經濟上平抑，以防益州的士族和豪強尾大不掉。非如此，不能保證蜀漢政權不被顛覆。

    不能“本土化”，就沒有必要“士族化”。

    實際上跟曹cao一樣，劉備和諸葛亮要建立的也是“法家寒族之政權”，只不過劉備更傾向于寒族，諸葛亮更傾向于法家。但，不走袁紹路線，是一樣的。

    號稱宗室的劉備其實出身貧寒，劉備集團的早期核心成員也都不是名門望族出身，關羽對名流和士大夫更是不屑一顧。劉備和諸葛亮則表面上客氣，政治上警惕。一旦發現名士的言論和行為危害政權，他們都不會手軟。

    所以，劉備殺張裕，諸葛亮殺彭羕，廢來敏，黜廖立。彭羕的罪名是煽動謀反，顛覆政權；廖立的罪名是誹謗先帝，詆毀群臣；來敏的罪名是亂群。張裕是蜀中名流，彭羕是益州名士，廖立是楚之良才，來敏是荊楚名族，可見劉備、諸葛亮只是打擊士族，與地域無關。38

    這就跟曹cao沒有兩樣。

    事實上諸葛亮和曹cao都是法家，他們要建設的也都是高效廉潔的政府、公正清明的社會。但，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廉潔就不能容忍貪腐，清明就不能允許霸道。所有這些，都跟士族地主階級“壟斷仕途，控制輿論，成為豪強”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他們怎么會擁護？更重要的是，以曹魏之強大，尚且不得不放棄努力；以蜀漢之弱小，又怎么抗爭得了？

    所以，蜀漢必定先亡。

    現在可以得出結論：魏、蜀、吳在本質上都是“非士族政權”，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因此與士族階級都有矛盾。斗爭的結果，是曹魏放棄，孫吳妥協，蜀漢堅持。正因為堅持，所以蜀漢先亡。正因為放棄，所以曹魏也亡。正因為妥協，所以孫吳尚能茍延殘喘，卻也不得不亡。因為只有晉，才是完全徹底的士族地主階級政權。

    這就是“三國紀”。

    那么，我們該怎樣看待這段歷史？

    第六章 桃園驚夢

    歷史上的天下梟雄劉備，在《三國演義》中被塑造成心慈手軟仁民愛物的形象。于是他和他的戰友便象征著傳統社會中國人的三個夢：劉備代表圣君夢，諸葛亮代表清官夢，關羽和張飛代表俠客夢。

    千年一夢

    幾乎所有被后世關注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一般都會有三種形象：歷史形象，文學形象，民間形象。歷史形象是正史記載或歷史學家研究出來的，文學形象是小說或戲劇創造的，民間形象則是一般民眾心目中的。1

    歷史的讀法、理解和評判也有三種：歷史意見，時代意見，個人意見。站在古人立場的是歷史意見，站在今人立場的是時代意見，站在自己立場的是個人意見。2

    三國，便是三種形象和三種意見集中的地方。

    這當然要拜羅貫中所賜。正是由于他的《三國演義》，這段原本并不十分重要的歷史，在大中華文化圈內幾乎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盡管一般人知曉的并非歷史形象。

    問題是：何以如此？

    原因之一，是《三國演義》的文學價值不低。單是創造的成語典故之多，就堪稱一絕。但更重要的，還是這部小說不但有價值取向，而且其價值觀還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被官方和民間認同，這才口耳相傳經久不衰。

    那么，《三國演義》的價值觀是什么？

    忠義。

    這是貫穿始終的。事實上，正如《三國演義》的傾向是“尊劉貶曹”，它的靈魂則是“弘揚忠義”。因此它的第一回不是董卓入京，而是桃園結義。也正是由于這一精心刻意的安排，歷史變成了另一個樣子。

    什么樣子呢？

    袁紹與曹cao的路線斗爭被淡化了，劉備與曹cao的權力之爭變成了忠與jian的道德之爭；起過決定性作用的孫權黯然失色，沒那么重要的關羽則大放光彩。

    關羽不太重要嗎？

    是的，至少并非至關重要。真正重要的人物，應該是改變了歷史趨勢和走向的，比如斷送東漢的董卓，率先割據的袁紹，抗衡中原的孫權。這樣看，關羽的重要性遠不如拿下荊州的呂蒙、戰勝劉備的陸遜。

    然而關羽在后世受到的推崇，甚至超過了諸葛亮。他在元代即已成神，后來又成圣成佛，號稱“武圣人”和“蓋天古佛”。這顯然并非因為他的武藝，而是因為他的忠義。千里走單騎是其忠，赤壁之戰中放走曹cao是其義。

    關羽，是忠義的典型、旗幟和榜樣。

    這同樣要拜羅貫中所賜。

    事實上，關羽離開曹cao時，曹cao尊重他的選擇，下令不得阻攔追擊；后來兵敗赤壁的逃亡路上，曹cao也根本就沒有遇到關羽。關羽的許多感人故事和英雄業績，包括“溫酒斬華雄”之類，都全靠羅貫中的生花妙筆。3

    就連關羽的被俘投降，也被找到了正當理由：不能撇開結義的兄長、被俘的嫂嫂和受難的皇上，一個人自己去死節。條件當然也由羅貫中代講：降漢不降曹。

    這可真是漏洞百出。

    什么叫“降漢不降曹”？難道劉備一伙原本是對抗大漢的“反政府武裝力量”，現在決定投降漢帝國了？另外兩件事情也同樣大成問題：過五關斬六將對曹cao是不義，華容道放走曹cao對劉備是不忠。

    羅貫中編的這些故事和說辭，還可以相信嗎？

    實際上，《三國演義》的破綻不勝枚舉，比如“三氣周瑜”就絕無可能，因為周瑜從來就沒算計過諸葛亮。何況周瑜風流儒雅氣度非凡，豈會被別人氣死？諸葛亮光明磊落一身正氣，又豈能在害死盟友后還出言輕佻？

    沒錯，周瑜是主張防范劉備，但那是在赤壁之戰后，怎么會在戰前一再陷害諸葛亮？同樣，諸葛亮也并非jian詐小人，又怎么會幸災樂禍地說“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這樣的品位和格調，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難怪胡適先生要斥之為“陋儒”。4

    世間有此陋儒不足為奇，奇怪的是國人不以為非反倒推崇備至；書中有此破綻也不奇怪，奇怪的是國人并無質疑反而津津樂道。這又是為什么？

    為了圓夢。

    傳統社會的中國人，其實是一直有夢的。第一個叫“大同夢”，也就是回到部落時代。第二個叫“小康夢”，也就是回到邦國時代。這兩個夢都實現不了，就開始做“治世夢”。這是帝國時代的“中國夢”。

    治世夢也包括三個內容。首先是希望有一個仁慈而明智的好皇帝，這就是“圣君夢”。其次是希望各級官員清正廉潔，這就是“清官夢”。如果圣君和清官都指望不上，則希望有人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就是“俠客夢”。

    圣君，清官，俠客，是中國人的千年夢。

    這三個夢，羅貫中都幫我們圓了。圣君就是劉備，清官就是諸葛亮，俠客或俠士就是關羽和張飛。三個夢三個代表，都在劉備集團，尊劉貶曹豈能不大得人心？

    至于歷史的真相，則無人關注。

    事實上，《三國演義》創造的文學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原本來自民間，之后又在民間廣泛流傳，變本加厲。兩股力量的齊心協力，使這段歷史與它的本來面目漸行漸遠。

    這并不奇怪。畢竟，治世是萬眾之向往，忠義乃核心之價值。作為農業民族，或者說，作為非商業民族，我們沒有契約精神，沒有法治觀念，沒有公民意識。結果，就只有君臣父子、綱常倫理和江湖義氣。

    忠義作為核心價值，也應運而生。

    不可否認，這里面有著美好的愿景和良善的動機：忠用來規范自己，義用來規范別人。我忠誠，你仗義，秩序便得以維持，關系便得以維系，天下便得以太平。

    這是一個“桃園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