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誰說儒家不講邏輯？他們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當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來，治國面對的是現實問題，而現實問題是匈奴寇暴。御寇就得強兵，強兵就得富國，富國就得理財，理財就得務實?？照務`國，實干興邦，國家需要的是腳踏實地的人。

    這同樣無法達成共識。

    但，不管公理婆理，雙方的著眼點都已不再僅限于經濟政策。他們更關心的，是組織路線、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

    組織路線之爭，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線之爭，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線之爭，在儒家和法家。

    這才是鹽鐵會議的意義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過，如果把桑弘羊和漢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錯特錯了。桑弘羊是，漢武帝不是。當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實上，漢武帝是很難貼標簽的。無論把他當作儒家還是法家，都是一葉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么，什么是漢武帝的真面目？

    罪功豈在悔輪臺

    漢武帝其實很可憐。

    鹽鐵會議的召開是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距離漢武帝駕崩只有六年，可謂尸骨未寒。然而賢良文學們的某些發言，卻已大有炸平長安、徹底清算之意，盡管沒有漢武帝原本是不會有什么賢良文學的。

    爭論并沒有隨著會議的結束而結束。

    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漢宣帝下詔，要為漢武帝立廟設樂。這當然是一件大事。因為漢代不同于后世，并非每個皇帝死后都有廟號。此前，僅高皇帝劉邦和文皇帝劉恒有，廟號為高祖和太宗，惠帝和景帝就只有謚號。

    宣帝認為，他的曾祖父劉徹也該有廟號。

    何況，武皇帝也當得起。

    然而一位名叫夏侯勝的儒生卻公開反對，理由是漢武帝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殺人無數，揮霍無度，以至于赤野千里，民不聊生。如此毫無仁德，豈能有廟號？

    此言一出，朝野嘩然。公卿們一齊責備夏侯勝說：這是圣意，豈能反對？夏侯勝卻說：圣意又怎么樣？人臣之義在直言。話已出口，萬死不辭！

    當然，為武帝立廟的提案仍被通過，廟號世宗。但夏侯勝的反對意見也被如實記錄，并流傳下來。他本人則在坐了兩年牢后被釋放，而且受到漢宣帝的禮遇。

    這說明什么呢？

    第一，漢代的言論相當自由。

    第二，夏侯勝的批評基本屬實。

    實際上，夏侯勝說得并不全。如果愿意，還可以加上繁刑重斂，崇妖信怪，殺伐任性，喜怒無常。司馬光甚至認為，漢武之惡幾近秦皇，只不過他識好歹，受忠言，知對錯，會用人，這才不至于亡漢。

    然而即便是秦始皇，又何嘗不曾收獲由衷的贊美？可見問題不在如何評價，而在評價的立場。

    夏侯勝的立場無疑是儒家的，后來的班固和司馬光也如此。但是，漢武帝在古代挨儒家的罵，在近現代卻又因尊儒而挨批，這就太里外不是人了。

    請讀這首詩：

    絕大經綸絕大才，罪功不在悔輪臺。

    百家罷后無奇士，永為神州種禍胎。

    詩的意思很清楚：漢武帝的雄才大略毋庸置疑，最大過失卻不在連年用兵，而在罷黜百家。

    這未嘗沒有道理。

    的確，思想文化領域是不能一家獨尊的。因為沒有百家就沒有爭鳴，沒有爭鳴就沒有思想，沒有思想就不會有風骨和氣節。茍如此，又哪里會有擔負天下興亡、創造文明成果的奇士？也只有奴才。

    問題在于，這禍胎真是漢武帝種下的嗎？

    未必。

    事實上，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僅限于官學范圍。也就是說，罷黜百家，只是諸子不設博士官；獨尊儒術，也只是飽讀詩書更容易走上仕途。至于民間，則百家既未罷黜，儒術也不獨尊。

    其實就連政府，也不是儒家的一統天下。張湯是儒家嗎？衛青是儒家嗎？桑弘羊是儒家嗎？漢武帝如果真的獨尊儒術，賢良文學們豈能氣成那個樣子？

    何況武帝的時代也并非沒有奇士。汲黯不是嗎？夏侯勝不是嗎？司馬遷不是嗎？還有義縱，是因為抵制告緡法而死的。義縱可是酷吏。但怎么樣呢？也有骨頭。

    還有東方朔。

    東方朔是被司馬遷寫入《滑稽列傳》的，他在漢武帝那里的地位也相當于戲子。然而，當漢武帝宴請館陶公主的情人董偃時，東方朔為了維護朝廷尊嚴，竟然橫戟攔在門前，逼得武帝只好換地方，董偃也只好走后門。

    奇士的風骨甚至存在于小人物的身上。

    這位沒能留下姓名的小人物，是宮中掌印的郎官。某天晚上，宮中鬧鬼。值班的大司馬大將軍霍光怕出事，讓郎官把印璽交給他。郎官不給，霍光去奪。郎官便手按劍柄正聲說：臣頭可得，印璽不可得！

    權傾一時的霍光，也只能諾諾連聲。

    這并不奇怪。武帝的時代畢竟距離先秦不遠，新做人家的漢帝國也血氣方剛。誠如史家所言，那時的中國人比后世有更多的率真，更多的勇敢，更多的質樸和更多的剛強。漢的氣質，是雄大、閎放和深沉的。

    氣質變得柔美、空靈而內秀，要到中唐以后。儒學真正成為統治思想，也不早于宋元。至于百家罷盡，萬馬齊喑，則是朱元璋和乾隆帝設文字獄之后的事情。

    漢，卻是霸道的。

    同樣，漢也是開放的。長安城里住滿了世界各國的商人和使者，離宮別館旁也種滿了苜蓿和葡萄。深眼多須的外國人，在長安的街市上討價還價，并堅持著女士優先的習俗，皇上看了卻樂不可支。

    漢武帝是不會畫地為牢的。他也不會因為董仲舒的一席話，就皈依了孔門，并關上其他的窗戶。

    事實上武帝并不當真熱衷儒術，他喜歡的也不是董仲舒那樣的“純儒”（其實董仲舒也不純），而是公孫弘那樣的“雜儒”，以及張湯那樣能用儒術裝點門面的文吏。儒術與法術雜糅，王道與霸道并用，才是他的真面目。

    那么，漢武帝就沒有留下禍胎嗎？

    當然有。

    且看他都干了些什么。

    帝國是怎樣煉成的

    漢武帝是十六歲登基的，上天也給了他足夠長的壽命和時間：享年七十，在位五十四年。這兩項紀錄不但超過了他的所有前輩，而且很久以后才被打破。

    這可真是天之驕子。

    武帝也不負天恩。在他治下，漢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都達到鼎盛。疆域和勢力范圍，東鄰韓國，西有新疆，南至越南，北接蒙古，堪稱超級大帝國。

    文化方面同樣燦爛輝煌。哲學家董仲舒，文學家司馬相如，音樂家李延年，探險家張騫，農學家趙過，天文學家唐都、落下閎，便都出在這個時代。

    當然還有司馬遷。盡管漢武帝非常對不起這位偉大的史學家，也并不喜歡他的《史記》。

    引自田昌五、安作璋主編《秦漢史》第95頁。

    然而司馬遷卻如實地記錄了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的封禪大典。那是十八萬騎兵，上千里旗幟，一萬八千里行程的大制作，也是漢武帝功成名就的象征。

    這一年，劉徹四十七歲。

    實際上漢武的帝業基礎，十年前就已奠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衛青和霍去病兵至漠北，并以大將軍和驃騎將軍身份出任大司馬。

    從此，漠南無匈奴，帝國有內朝。

    這時，漢武帝登基才二十一年，實際執政十六年（前六年有太皇太后聽政），年齡三十七歲。開創并成就自己的帝國大業，他其實只用了半輩子。

    此后的故事并無懸念：四十六歲滅南越和西南夷，四十七歲實行平準法和均輸法，四十八歲降滇王，四十九歲降朝鮮，五十一歲分天下為十三州部。

    漢武的步伐，何其堅定！

    步伐堅定，是因為目標明確，那就是天下一統，中央集權，皇權至上。這是秦始皇未竟之事業。

    因此，漢武帝登基之后就頻頻出手：二十一歲置五經博士，二十三歲推行察舉，二十四歲始征匈奴，三十歲用推恩法削弱王國勢力，三十三歲任命公孫弘為丞相，衛青為大將軍，并為博士設弟子。

    這一系列動作都在他三十五歲以前完成，卻有著非凡的意義。尊儒，則秦政變為漢政；推恩，則分權變為集權；舉賢，則貴族變為官僚；討伐匈奴，則夷狄變為華夏。夷夏之分，王霸之術，古今之變，盡在其中。

    中華大帝國巍然屹立，漢武的事業風生水起。

    不能說武帝在二十多歲時，就已經有了理論和制度的自覺。但他有政治天賦和帝王直覺，知道最重要的事情是鞏固政權，尤其是鞏固皇權。只要能實現這一目的，他是不在意使用各種手段的。

    所以，他建太學，興儒術，開言路，薦人才，卻又留心俗務，重用酷吏，獎勵軍功。他的組織路線和干部政策是不拘一格的，因為他并不獨尊儒術，只獨尊自己。

    那么，漢武帝的手段又是什么？

    對外開邊，對內收權，一手抓官，一手抓錢。

    代表著這一整套治術的，是衛青、公孫弘、張湯和桑弘羊。衛青是軍人也是外戚，公孫弘是文吏也是儒生，張湯懂法，桑弘羊會理財，漢武帝得心應手。

    是啊，有錢就能做事，有兵就能護家，懂法就能治國，通儒就能安定人心，粉飾太平。結果，漢的版圖面積比秦大了一倍，統治反倒更加牢固。

    秦亡而漢興，原因就在這里。

    漢武的帝國，也就是這樣煉成的。

    支撐帝國大廈的則是三根支柱：中央集權、官員代理和倫理治國。前兩根支柱是秦也有的，后一根卻是漢武帝所立。但，正是由于這一改革，秦政和秦制才變成了漢政和漢制，帝國制度也才立于不敗之地。

    那么，什么叫“倫理治國”？

    其實就是周人主張的德治和禮治，因此也可以說是周政和周制。周政和秦政，周制和秦制，是對立的。周是邦國制（封建制），秦是帝國制（郡縣制）；周政講王道，秦政講霸道。所以，秦也不要德治和禮治。

    秦政是刑治和律治，號稱法治。

    漢武帝卻在延續秦制的同時，也繼承了周政，即制由秦帝，政借兩周。因為德治和禮治的統治成本更低，效果也更好。軍國主義和嚴刑峻法只能維持表面的太平，統一的思想和價值體系才能保證長治久安。

    要實行德治和禮治，就只能靠儒家。因此，盡管武帝本人并不尊儒，宣帝更明確主張王霸雜用，但獨尊儒術卻仍是漢武以后的基本國策。

    這個國策也為后世王朝所采納。即便不尊儒，儒家主張的宗法制和禮樂制也照樣實行。這樣看，所謂“百代皆行秦政治”，其實是該叫“百代皆行漢政治”的。

    那么，漢政治的核心又是什么？

    皇權政治加官僚政治。表面上看，這與秦政無異。然而秦是吏治天下，漢則是官治與吏治并存，而且逐漸由吏治走向官治。這當然要拜獨尊儒術所賜。事實上，當官員們越來越儒化時，官僚政治就牢不可破了。

    與此同時，儒學也在官化。官方思想其實是不要思想的，官化的儒學也只要教化和灌輸，頂多再加對先王圣教的心得和注解。沒有思考，沒有質疑，沒有批判，沒有爭鳴，那才真是“毀人不倦”。

    永為神州種禍胎，當作如是解。

    把儒學變成官學，也該由漢武帝來負責。盡管在當時，儒學并沒有那么重的官氣，反倒是一股清新氣息。

    靠著漢政治，周文明的血脈延續了下來。在楚文明的基礎上將周秦文明融為一體，就是漢文明。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出現的世界性文明，其深遠影響難以估量，而能夠與之媲美的則只有羅馬。

    羅馬，與大漢會有關系嗎？

    后記 漢武帝下詔罪己了嗎

    撰寫《漢武的帝國》有一道邁不過去的坎，那就是他的“輪臺罪己”。這事歷來被視為史實，而且評價甚高。因為以帝王之尊，漢武之雄，居然能下詔罪己，做自我批評，實在是太難能可貴了。

    但，此案可疑。

    首先要問：漢武帝下詔了嗎？

    下了。時間是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月份不詳，起因則是桑弘羊等人建議招募青壯不怕死的農民，到輪臺（今新疆輪臺縣）屯墾戍邊，被武帝否決。所以這份詔書又叫“輪臺詔”。

    那么，“輪臺詔”罪己了嗎？

    沒有。此詔中最嚴重的話，是“朕之不明”，以及“悲痛常在朕心”。至于“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那是批評桑弘羊他們這建議的，不是自我批評。

    因此，學術界比較嚴謹的學者，并不稱此詔為“罪己詔”，而稱之為“哀痛之詔”或“悔悟之詔”。其實就連這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