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曜的內心而言，現在大唐皇室中，已經沒有人能夠力挽狂瀾于即倒，再興國朝，消弭五代亂世了，只有他這個穿越者自己在合適的時候站出來，才有這般可能。那么既然目標已定，按照他的習慣，各種預備手段也要提前布局，總參謀部的設立，不光關系到戰爭時期對各地軍閥進行戰爭的勝率，而且關系到今后煥然一新的那個大唐帝國所將進行的權力分配與結構平衡。

    李曜設想中的軍事改革，其中最為關鍵的可能就是總參謀部改革，這里面寄托了他太多的希望，畢竟作為后世的軍事愛好者，或者更確切一點說是軍事史愛好者，李曜深知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制度的巨大威力?？倕⒅\部的崛起和發展是德軍與其對手相比最大的優勢，是德軍在那個歷史中，長達兩個多世紀來最令人生畏的部分，其存在也是當時近兩個世紀以來軍事史上最出色的參謀機構之一。

    至于為何李曜如此有信心一開始就直接踏入“毛奇時代”的總參謀部，而不是古斯塔夫二世時的“軍需總監部”或者再往后一些時期，那是因為這個時期所做的事情，李曜在自己出任河東軍械監掌監之時，就已經基本完成。[注：附文說普魯士德意志第二帝國時期“毛奇時代”的總參謀部。]

    作為一個經歷過改革開放的人，在李曜的觀念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比出現任何天才，對社會的作用更加巨大，縱然后世在改革開放中，也出現了許多陰暗面讓人痛惜甚至痛恨，但卻不能以偏概全地否認其取得的豐碩成果。

    如果說《新儒論》、“各業并舉”等改革，是李曜為改變國人思維所小心翼翼踏出的第一步，那么接下來軍事改革中的總參謀部制度，就是將改革暗中深化的第二步。

    他在此前曾仔細思考了當初中日兩國同時學習歐洲，卻一個失敗、一個成功的案例，試圖為自己將要獨攬大局進行的改革找到一些指引。

    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家和倡導者福澤諭吉于1882年創辦《時事新報》（現《產經新聞》的前身），代表作品有《西洋情況》、《世界國盡》、《勸學篇》、《文明論之概要》、《脫亞論》，是日本"脫亞入歐"論的始作俑者，自稱是明治政府的"師傅"。而我們中國在近代的思想家中真還無出福澤諭吉之右者，這是我們的遺憾。19世紀中、日兩國試圖通過西學達到國富民強的目的，但西學結果卻截然不同。

    洋務派的張之洞和福澤諭吉都寫過《勸學篇》。通過比較，可以看到張之洞主張從技術層面西學，“洋為中學，西體中用”，而福澤諭吉主張從制度和文化層面西學。而兩國政府根據這兩種不同的西學之路施行政策，是兩國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叭巳霜毩?，國家就能獨立”與“人人與國為體”，分別是福澤諭吉和張之洞國民觀思想的要旨，差異可見一斑！

    上個世紀對中國政府，中國文明和文化的批判，讓當時的中國人感到巨大侮辱，當時中國轟轟烈烈的批判此書：《脫亞論》，但這本書使得日本天皇和當時日本政府清醒的認識到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距，決心以西方現代國家為榜樣，開始了明治維新。向世界各個強國如英國、普魯士、法國、俄羅斯、奧地利乃至整個歐洲大陸、美國等都派遣了大量政府考察團和留學生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和制度，政府考察團的考察范圍涵蓋所有方面，從英國最后到俄羅斯，橫框歐洲大陸長達數年。最后確定了以普魯士為學習對象，國家體制也改成和普魯士一樣的君主立憲制！

    如果認為福澤的文明論是一種全盤的世界主義的觀念，也是一種誤解。事實上，福澤本質上是一個深切關注日本民族獨立和富強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的關注方式和中國民族主義者的關注有很大的不同。

    福澤首先從理智上認為先進文明征服落后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這顯然違背中國人通常的道德觀）并且完全承認日本自身的相對落后性。這樣，他對于日本被西方控制的事實并沒有太強烈的屈辱情緒，也不認為排外是解決民族獨立問題的方式。福澤關注的是，如何調動日本國內的積極然而非暴力的力量來爭取獨立，例如，宗教或許可以成為一種凝聚力量；政府如果鼓勵工商業發展，國內就可以實現富強。福澤高度評價商業和貿易的價值，指出商貿是與人類智慧相聯系的，貿易是一種公平的交換關系，而戰爭是延伸一個獨立政府權力的手段。在這一點上，福澤不再僅僅抽象談論文明發展規律，而是深入具體地探討了日本在現代國際經濟關系中的位置問題。他指出，西方國家的財富來源于大規模機器生產和商品出口，殖民活動和海外投資，而日本必須面對現實，加入到與西方國家爭奪利潤的角逐中。福澤對國家間的競爭有著清醒的認識，他指出，在國際關系中每個國家維護自己的私利是無法消除的，日本也必須在國際交往中堅持自己的利益。福澤堅決反對不負責任的排外思潮和行為。他認為，日本的目標是實現國家獨立，但實現國家獨立的唯一途徑就是全民族達到現代文明。由此，福澤喻吉將日本的民族獨立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普世價值結合在一起，指明了日本既要獨立又要走向現代的方向，并且指明二者是不可分隔的整體。福澤喻吉沒有象后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把啟蒙（追求文明）和救亡（民族戰爭）人為地分割開來，并最終以“救亡”為名犧牲了對民主人權和文明的追求。

    福澤對中日兩國文化形態的區別的分析或許可以解釋他的思想與中國思想界的差異。他指出中國在秦始皇統一之前思維活躍，充滿自由精神和多元表達。但是，大一統之后中國的專制制度使得政權與意識形態的闡釋權集中于一體，形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單一的神權統治，而在日本，政治權力和神權并沒有結合在一起，掌握政權的幕府將軍并不象中國皇帝一樣代表道德的最高典范，不需要人們在精神上頂禮膜拜。在分離的軍政權力和神學權力的相互制衡中，日本人自然生發出第三種力量，即獨立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日本人在政治思想領域原本比中國人來的豐富活潑，因而也比中國人更易于接受西方文明。從這一點，也可以理解福澤的文明論的提出，在日本的環境下，的確比在中國要容易。正因為日本政府和天皇并不執掌意識形態的大權，所以并不會在意一個學者把日本說成是不開化國家，而中國的皇權和官僚又負有捍衛意識形態的重任，不會容許辱沒天朝大國的體面。如果不是辛亥革命推翻滿清，五四的文化干將也絕不可能大肆攻擊孔家店。

    李曜想到此處的時候也不禁慨嘆，日本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現代化轉化已經結束，步入了世界最先進國家的行列。而直到他穿越前的中國，卻仍然處在現代化轉型的漫長過程中，對西方文明仍然欲迎還拒。通過對日本啟蒙思想家福澤喻吉人格和思想的分析，他仿佛大致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排除中日兩國歷史文化背景社會條件的不同，代表思想前沿的兩國思想精英的思考角度與深度，思維方式乃至人格個性的確都存在著很大差異，在對文化沖突的實質，儒家文化的價值，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等根本問題的看法上，福澤喻吉都大致領先當時的中國思想家四、五十年，而后者受到的傳統思維束縛和自身人格缺陷的制約要嚴重的多。

    李曜記得他穿越前的中國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日本明治維新后積極向西方學習，而當時的滿清政府頑固守舊，不肯向西方學習，這是近代中國落后的結癥。這件事如果認真談起來，其觀點似乎只說對了一半。當年滿清政府向西方學習，某種程度上來說，還是抱著相當積極的態度，洋務運動就是明顯的例子。

    當初中國人認為中國敗給西方列強，只是因為兵器不夠精良，中國的國家體制并沒有問題，這就是“軍事救國論”，也稱洋務運動。李鴻章說：“中國文武制度，事事遠出于西人之上，獨火器萬不能及?！袊詮?，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保ɡ铠櫿驴偫硌瞄T函，同治三年）。

    在這種指導思想之下，洋務運動是在“軍事救國論”的基礎上，試圖學習西洋的軍事技術實現自強的嘗試。中國搞洋務運動開始比日本早，規模比日本大。1863年，李鴻章在上海購建了三所洋炮局；1865年，李鴻章購買了兩家英美的機器廠，成立江南機器廠。清廷指定用上海關稅的二成（約白銀60多萬兩）作為其常年經費。這個廠以生產槍炮、子彈為主，兼修船艦，并附有翻譯館。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馬尾創建福州船政局和馬尾船廠，由福建海關稅收的四成結款內撥付。1869年1月10日，馬尾船廠制造的第一艘輪船下水。北洋、南洋、廣東、福建水師的88艘軍艦中，有30艘出自馬尾船廠。馬尾船廠造的排水量1560噸“揚武”號戰艦，還參加了后來的甲午海戰。

    考慮到日本1868年才開始搞明治維新，中國洋務派學習西洋軍事技術的自強運動是先于日本的。當時中國辦現代化海軍也是竭盡全力，在19世紀80年代，日本海軍有軍艦數量24艘，其中3000噸級戰艦3艘，2000噸級戰艦3艘，總噸位3萬多噸。相比之下，當時中國北洋海軍有軍艦數量18艘，7000噸級2艘，2000噸級5艘，總噸位3萬多噸。從軍艦的質量水平來看，中國超過日本一籌。特別是2艘7000噸級定遠艦、鎮遠艦居當時亞洲第一。

    然而中國在甲午戰爭的失敗，宣告軍事強國的洋務運動徹底失敗，人們認為日本打敗中國就是因為采用了西洋式的國家體制，于是“體制救國論”，即改革國家體制來實現富國強兵的論調高漲，終于發生了戊戌變法。盡管戊戌變法失敗了，但清廷1901年以后實行的“新政”，基本上采用了戊戌變法的思路，對國家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可問題是：中國還是沒有像日本那樣實現富國強兵。李曜近來時刻反問自己：為什么呢？

    應該說在中日甲午戰爭前的30年間，中國和日本都在積極向西方學習，都積極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但是兩國學習西方的動機卻完全不同。

    日本學習西方是放棄以前日本的舊文明，全面引進西方的新文明，也就是所謂的全盤西化。中國學習西方的目的，卻是為了保存中國的中華文明，中國富國強兵的目的，是要把中國建成一個抵抗西洋文明的堡壘。中國一方面要引進和學習西洋文明，一方面又要堅持中國以前的舊的中華文明，這件事本身就是矛盾的。就像鄭觀應在《盛世危言》所說：“西人立國，育才于學堂，論證于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務實戒虛，謀定而后動，此其體也。輪船，火炮，洋槍，水雷，鐵路，電線，此其用也。中國遺其體而求其用，無論竭蹶，常不相及；就令鐵艦成行，鐵路四達，果以足恃歟？”

    讀福澤諭吉《脫亞論》，讓李曜感到震動的，就是當時日本對西洋文明的接納，而不是抵制。福澤諭吉《脫亞論》的中心思想也是讓大家接納西洋的先進文明?？墒侵钡嚼铌状┰角?，他覺得中國對西洋文明還是抱著抵制的態度。中國的自強思路，也還是沒有擺脫“中體西用”的思路，堅持在中華文明的基礎上，學習西洋文明。

    日本學習西洋文明，這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中國學習西洋文明，卻是一種權宜之策，或者是一個手段，其目的仍然是保持和堅持中華文明。但文化和政治制度是配套的，西洋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西洋文化或西洋文明的土壤中，把西洋政治制度從西洋文化中割裂開來，只學西洋的政治制度，不要西洋文明的文化土壤，即所謂“中體西用”，用中華思想來運作西洋的政治體制，必然很難搞好。

    正是有鑒于此，李曜才覺得自己穿越唐末，是極佳的時機，因為可以提早改變國人的思維方式。他那《新儒論》所強調的、“各業并舉”所要表達的、乃至總參謀部制度所欲培養的，都何嘗不是為此？

    統一天下，以他目前擁有的實力而言，未見得太難，至少他自己覺得，在他有生之年重新為大唐統一天下絕不是奢望，可如果僅僅如此，僅僅是做一個中興名臣，了不起又一個郭子儀而已，于萬世何益！

    唯有改變國人思想，以此為基礎建立一種更加先進的制度，那才是處處領先世界的要義所在！

    若不是要建立總參謀部，他當初又何必將軍械監擴大化，又何必建立河中軍事學院？

    其實他也曾思考，軍事學應該算一門科學還是一種藝術？他覺得兼而有之：科學，是因為軍事學是一門包羅很廣的學問，有些分支，象軍事地理學、軍事經濟學、運籌學是從相當成型的學科化出來的。即便是戰場指揮，無論戰略還是戰術層次，都有很多具體的規律可循，戰爭可以假設，可以推演。在現代，嚴格的訓練，可以成批地造就優秀的軍官。但人們一直說“軍事指揮藝術”，那是因為軍事學藝術的成份更重：岳飛說“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可以培養優秀軍官，可是真正的名將，需要性格上智力上一些特殊的東西，真正的名將是天生的，是藝術家，他可以違反一切成形的規律，可以冒常人無法想象的風險，可以承受常人無法承受的壓力，可以憑一己之力改變歷史的走向。名將，是不可以在實驗室批量制造的。

    從軍事學這個科學和藝術的“二相性”出發，似乎可以比較公正地評價毛奇在軍事史上的地位：在毛奇之前，軍事學基本上是一門純藝術，優秀的將領通過經驗學習戰爭，依靠自身的聰明穎悟總結戰爭，因為一己的堅強和智慧在戰爭的硝煙里脫穎而出。而毛奇所建立的總參謀部制度，大大增加了軍事學的科學性，使戰爭指揮這門藝術，對新手來說更有可cao作性。

    所以李曜理想中的總參謀部，作為一個訓練和研究機構，不是培養天才名將的地方，那種人是天生的，譬如霍去病一般，不可能人工培養出來。但它卻可以訓練出成批量的優秀軍官，而且不一定要求實戰經驗，可以集中個人的智慧成為軍隊的大腦。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不可以寄托在誕生一位天才身上，因為命運不可預期，也不可以寄托在靠實踐經驗培養軍事人才身上，否則萬一幾十年不打仗呢？李曜認為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只能寄托在一個理性的制度，其軍事上來說，就是培養一個高水平的軍官團。

    從這個角度來說，毛奇實在是軍事史上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上КF代英美軍事歷史學家對毛奇的評價大多不夠公正，這也難怪，二十世紀后半期的評家，不可能不受一戰二戰的影響，對普魯士和德國早期的歷史多少會帶著有色眼鏡去評論。即便象富勒的“西方世界軍事史”這樣的經典名著中，對毛奇的評價，也有可以商榷之處。

    例如富勒說“毛奇的戰爭體系是直接而硬性的”，“戰爭的藝術變得機械化和教條化”。這個評價顯然受到后世德意志軍事機器高效而沒有人性的刻板印象的影響。其實在那個時代，毛奇是相當新潮的人物，他的理性主義方法是那個時代的潮流。而且在當時的軍事領域來說，戰爭指揮中的個人性和藝術性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而作為科學和“教條”的東西恰恰還沒有發明出來。毛奇做的，就是這個工作。

    另外，富勒承認，毛奇是用指導性的“訓令”而不是用“命令”來指揮，這給下級留下充份的個人發揮空間。毛奇用一個體系訓練將軍們，所以他可以信任，將軍們的臨機處置，是合乎總的指導思想的。至于具體怎么做，不用過多干涉。這樣就在個性和共性、失去控制和統得過死之間找到了平衡點。

    另外，富勒認為毛奇對戰爭進程不加控制，一切聽任下屬，這也不是事實。在毛奇親自負責總指揮的三場戰爭過程中，有不少毛奇親自干涉的例子，象柯尼格拉茨戰役中的調度，梅斯合圍前甚至親自上陣指揮沖鋒等等。

    富勒認為“他的計算是非常優異的，可是他的冒險若遇到了一個能干的對手，則可能會一敗涂地”。李曜覺得，未必盡然。實戰中，法軍的表現的確糟糕得令人吃驚，跟淮海戰役中蔣軍的指揮水平有得一拼，所謂“五心不定，輸個干干凈凈”。但是看過毛奇戰前的計劃就知道，毛奇的計算，并不以敵人的無能為前提。他戰前所假設的情形，比實戰中發生的要嚴峻得多，比如他設想了奧軍搶先分割攻擊普軍并直指柏林的情況，實際上沒有發生。戰爭中意外情況永遠會發生，但是在毛奇的體系下，大多數這些意外，是比設想的好而不是壞，況且他的“訓令”領導方式還給當地指揮官的臨場發揮留下了空間。

    不過富勒畢竟是軍事理論大家，他的“西洋世界軍事史”仍然是不朽的經典巨著。在后來評價德軍總參謀部的另一杰作“施利芬計劃”的時候，一方面他和其他很多評論家一樣，認為若非小毛奇的失誤，施利芬計劃有成功的把握，另一方面，富勒又有如下中肯的論述：“施利芬計劃有一個基本的判斷錯誤……它假設戰爭只限於法俄兩國，那么……德軍是可能把法國擊碎……可是不管施利芬計劃是如何的成功，……英國人仍然會繼續打下去”。所以跟拿破侖時代一樣，大陸上的德國人不可能戰勝英國的海洋戰略。這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德國戰略的根本弱點。應該說，這屬於大戰略，或說國家政治戰略的范疇，單單德軍總參謀部是無法控制的。

    所以李曜一直認為，90年代之后的評論家，比二戰以后不久的評家可能更加客觀。毛奇與在他之前一些歐洲名將的風格大有不同，自毛奇之后，將領的培養和戰爭的進行方式，進入了真正的現代。

    記得毛太祖說過，我們是通過戰爭學習戰爭，恰好毛奇半個多世紀之前也說過這么一句話“只有傻瓜才通過自己的經驗學習，我們要通過別人的經驗學習戰爭?！?/br>
    共和國的那批開國元勛，每一位都具有極為豐富的戰爭經驗，這是現代歐美將領無法比擬的，但是那是特殊的歷史條件和環境逼出來的，他們大多數當年根本沒有接受完整軍事教育的條件，除了從戰爭中學習戰爭之外別無他法。

    平心而論，從別人的經驗學習，要比從自己的經驗學習，代價低得多，尤其在戰爭這個特殊的領域，有時候學費是負擔不起的。實戰經驗當然寶貴，但是經過幾十年和平歲月之后呢？當那一代人老去之后呢？個人經驗畢竟不可峙，重要的是，把這些前輩個人的戰爭經驗匯總起來，加以總結提高，還要吸取其他國家其他時代的更廣泛的經驗。

    廣義的總參謀部體制，包括知識的搜集和運用兩個方面，而現代軍隊中，知識的搜集分給了軍事學院和科學院，狹義的參謀部更多側重知識的運用。

    如今，軍械監已成功擴大化，軍事學院也已經成功培養出了第一批參謀(之前的領兵將領培訓不是系統性的)，此時此刻，還不建立總參謀部，那還是李曜“一環扣一環”的風格么？

    而他此刻也看出張訓的疑惑，只見他略微思索，便即釋然，平靜而飽含熱情地道：“孤欲在此戰之后上奏陛下，成立總參謀部，與鳳閣鸞臺并列。屆時，孤將親任我大唐……首任總參謀長！”

    張訓聞言，愕然呆立。

    為理解李曜心中的“毛奇時代”，附文一篇，主要說毛奇的三場戰爭：

    中國人概括歷史，總說“天下之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個規律看來并不適合于歐洲。自從羅馬帝國崩潰之后，歐洲從來都沒有統一過。僅就德意志諸邦而言，他們在痛苦的內亂和紛爭中度過了一千年。因此當19世紀德意志終于圓了統一的千年之夢的時候，成就這個千年偉業的英雄，當然也就在歐洲史上占據一個極為榮耀的地位。奇怪的是，這個故事的主角，無論從哪方面看，都不象史詩中的傳奇英雄。

    德國的毛奇元帥，比本系列所介紹前幾位歐洲名將的傳奇色彩要淡薄許多。他不屬于那種在戰場上間不容發的關鍵時刻做出決定，以一己之力，改變歷史走向的人物。毛奇的成就毫無疑問是偉大的，他在6年之內，無可爭議地打贏了三場戰爭。由于他在軍事上的成功，配合俾斯麥的政治謀略，分裂了一千年之久的德意志統一了，并且成為歐洲最大的強權。僅僅在普法戰爭的十年之前，這對于整個歐洲還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毛奇取得這些成就的方法，不是依靠一個亞歷山大或凱撒式的偉大人物。他親手打造了一個軍事體系，就象一臺精密而高效率的機器，然后依靠這臺機器去贏得戰爭。這臺機器，就是普魯士的總參謀部。我在這篇文章里不打算全面介紹整個德意志統一的過程，而是集中敘述它的軍事方面，追蹤毛奇的三場戰爭。

    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毛奇和他的父親，原本是丹麥陸軍的軍官。赫爾穆特。馮。毛奇(helmuthvonmoltke,1800―1891)，按照中文標準譯名的規則，可能應該譯成莫爾特克，但是毛奇這個非常中文化的譯法已經深入人心了。他在軍事史上常常被稱作老毛奇，因為熟悉軍史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個同名的侄子稱為小毛奇，也很有名，在一次大戰開始的時候，是德意志第二帝國的第四任陸軍總參謀長(前三任是老毛奇、瓦德西、施利芬)，因為馬恩河戰役失利被解職。

    跟許多普魯士的名門一樣，毛奇這個家族，也是軍人世家，只是在老毛奇之前，不象馮?？巳R斯特那么著名罷了。毛奇的高祖父(爺爺的爺爺)，曾經在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部下任上校團長，參加過著名的呂岑會戰。毛奇的父親，曾經在腓特烈大帝軍中當中尉，愛上一位漢堡銀行家的女兒，因為未來的岳父不希望自己的女婿是軍隊的低級軍官，所以1796年從軍中退役，在德意志北部海港城市呂卑克定居下來。后來因為經商務農均失敗，不得不再次從軍，加入丹麥軍隊當少校。1800年，毛奇出生于呂卑克，當時正值拿破侖戰爭期間，1806年，拿破侖在耶拿―奧爾施泰特雙重會戰中大敗普魯士軍隊，把普軍將領布呂歇爾(后來滑鐵盧戰役跟惠靈頓合作最終擊敗拿破侖的那個)追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最后在呂卑克投降。毛奇當時6歲，還住在呂卑克。后來全家移居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因為母親家族的關系，與丹麥上流社會交往密切。11歲毛奇入讀哥本哈根軍校，畢業以后加入丹麥陸軍。毛奇有語言天賦，他懂7國語言，其中德文和丹麥文算是母語，法文和英文也都精通，后來還因為工作需要陸續學會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文。

    1821年，為了將來晉升的前途，毛奇從丹麥陸軍辭職，轉入規模更大也更精銳的普魯士陸軍。毛奇曾經在普魯士戰爭學院深造，當時的院長，就是克勞塞維茨少將。1828年，毛奇進入普魯士總參謀部作見習軍官，在地圖測繪部呆了4年之后，于1832年正式成為總參謀部軍官。當時的總參謀部個什么樣的機構呢？

    總參謀部來自軍需部，但是軍需部只是現代總參謀部的雛形而已，職能和地位根本不同。當年瑞典國王古斯塔夫的瑞典陸軍體制，在很多方面都是歐洲近代化軍隊的鼻祖，在瑞典陸軍中有專設的軍需部，后來歐洲列強紛紛效仿。法國名將杜倫尼，當年剛出道的時候，就作過瓦勒泰公爵元帥的軍需總監。在勃蘭登堡，1640年即位的“大選帝侯”腓特烈威廉也設立了軍需部的機構。直到一次和二次大戰的時候，德軍總參謀部里實際主管作戰的副總參謀長，都叫軍需總監，魯登道夫、曼施泰因、還有保盧斯，都做過這個職位。

    現代的總參謀部體制，最初的創意，是拿破侖戰爭之前和之中的普魯士上校馬森巴赫(massenbach)，他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專門研究戰爭計劃的機構，并作了一些最初的工作。但參謀部最初的實踐，是拿破侖的參謀長貝爾蒂埃元帥，那時，參謀長主要負責戰時軍需供應和為司令官起草命令丅、計劃行軍道路等輔助工作。普魯士的現代意義參謀部，是拿破侖戰爭后期，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效仿法軍參謀部的形式建立起來的。

    拿破侖戰爭之后，歐洲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基本和平歲月(只有幾次不大的戰爭)，唯有善于思考的普魯士人把總參謀部這個機制繼承下來，并加以不斷完善。在30歲的毛奇加入的時代，普魯士總參謀部還沒有后來那么大的權力和地位，它的性質，也就是一個研究機構，相當于我們現在大公司和事業單位的“調研室”，作為“調研室主任”的總參謀長，僅相當于師長階級。不算各軍各師的參謀軍官，柏林的參謀本部，在總參謀長米夫林以下，僅有30人(mufflin中將，1821年接任，后來成為元帥，1829年以后由克勞澤內克krausenek中將接任)。

    那時普魯士總參謀部干些什么呢？參謀部基本按照戰區分組，但是按照職能來說，最重要的是測繪組。所有的參謀軍官都要在測繪組干幾年。在那個時代，三角測繪法剛剛應用于地圖測繪，精確的地圖還是很稀罕的東西。在毛奇的時代之前，地圖上兩點的距離，只是憑人們旅行時間來大致估算，有時候與實際地形的差別大得離奇：在當時的地圖上，俄國南部高加索山脈的主峰，標高是80公里，就是有8萬米高！當時普魯士總參謀部的重要職責，就是把德意志各地做出一套精確完整的地圖。

    第二個最重要的職能是研究軍史，參謀部專門負責研究當代和以往戰爭中的經驗教訓，總結戰爭的規律。德意志是一個產生思想家的民族，當時總參謀部的研究風氣很盛，青年軍官都有很多論文和專著出版，優秀的參謀軍官，同時也是軍事歷史學者。毛奇在作低級軍官的時候，就已經出版了很多著述，包括后來很有名的土耳其戰爭史，并且翻閱了歷史名著“羅馬帝國的衰亡”。因為研究的水平高，幾乎所有的參謀本部軍官，都在戰爭學院兼職教課。

    但是普魯士總參謀部不是培養學究的地方。參謀軍官每年進行至少兩次野外長途旅行，測繪地形和進行假想的戰斗，有時是訪問古戰場，探討過去戰例的各種不同可能性((尤其是腓特烈大帝的戰役)。另外，每年普魯士秋cao大演習，在國王面前，出動兩個軍，各自扮演一方進行演習，演習的預想和裁判，都由參謀部來做。

    另外，總參謀部雖然也負責軍需安排，但不是它最重要的職責。比軍需更重要的，是收集各國情報，加以分析，然后想定各種情況，制定針對各國的戰爭計劃?，F代各國軍隊廣泛運用的兵棋推演(圖上作業、沙盤演習)，就是普魯士發明的。兵棋推演英文叫做“wargame”，最初它的的確確就是兩名普魯士參謀軍官閑遐之余發明的戰爭游戲?？倕⒅\長米夫林看到以后非常贊賞，正式向全軍大加推廣。對戰爭中各種可能性加以詳細分析和預測，然后制定各種應對措施，這是普魯士總參謀部對現代軍事最大的貢獻。但是當時，戰爭計劃功能還沒有制圖和軍史研究那么高的地位，真正強調計劃功能，是毛奇當上總參謀長以后的事情。因為總參謀部是收集知識(地形測繪、軍史研究、情報搜集)、運用知識(戰爭計劃)的中心，換句話說，是知識的壟斷者，“知識就是力量”，這就為毛奇時代，總參謀部成為普魯士軍隊的指揮核心打下了基礎。但是當時，總參謀部也就是一個調研機構，沒有軍令權，對普魯士戰爭部長負責，也沒有出席內閣會議，晉見國王的權力。

    從1832年到1857年，毛奇當了25年參謀軍官，唯一的指揮職務，是1835年夏季當過幾個月的駐柏林“亞歷山大皇帝近衛擲彈兵團”連長。連長，這是毛奇指揮普魯士全軍之前，所擔任的最高也是唯一的指揮職務。1835年到1839年，毛奇去土耳其擔任軍事顧問，參與了土耳其跟埃及的統治者阿里的戰爭，見證土軍nazib戰役大敗?；貒院?，被普魯士國王授予榮譽勛章pourlemerite。1842年，42歲的毛奇與17歲的marie結婚，marie其實是他jiejie的繼女。在1840到1857年的17年時間里，毛奇擔任過普魯士陸軍第4軍和第8軍的參謀和參謀長，中間還為王室的幾位親王當過副官。1850年代的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沒有兒子，於是指定弟弟威廉作為王儲，這就是后來統一德意志的德皇威廉一世。威廉指定毛奇作他的兒子腓特烈親王的副官和軍事教師，大致相當于中國歷史上太子少保之類的角色。1857年，腓特烈威廉四世病重，威廉親王出任攝政王，正式處理國家事務，同時普魯士總參謀長reyher將軍病逝，威廉任命57歲的毛奇少將出任總參謀長一職。

    在1857年毛奇擔任總參謀長的時候，這是一個師級職務，不參與中央決策，直接上司是戰爭部長，而不是國王本人。毛奇前面兩任總參謀長krauseneck和reyher都是步兵將軍軍銜(三星)，而毛奇是少將，沒有擔任過高級指揮職務，普魯士陸軍中不僅8位軍長，而且連所有18位師長的薪俸都比他要高。但是毛奇卻是當時普魯士軍隊中最有頭腦的人，他與那些老派的貴族精英軍官不同，他受過完整的專業技術知識訓練，而那個時代歐洲的風氣，也是理性主義的：十九世紀的人們相信，科學和技術能夠解決一切問題，就連純藝術領域的繪畫，也出現過以光學原理解構光與影的“點彩畫派”。那個大時代，也的確是新科學技術應用于各個領域的時代。毛奇在那個時代，是個相當新派的人物。他敏銳地追蹤后膛步槍和后膛裝藥的線膛炮這些新式武器的發展，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在思考電報、鐵路這些新生事物在軍事上的應用。毛奇明白，過去依靠統帥在戰場上即興作出性命攸關的決策，這種戰爭方式已經落伍了，在一個工業時代，指揮官要調動方方面面的社會因素來打一場仗，也要受這些因素的制約。所以戰爭不能是即興的，必須是理性的。戰爭可以事先規劃，而且必須事先規劃。作為總參謀長的毛奇，把巨大的精力，花在計劃戰爭上面。他的部下針對各個假想敵，設想各種各樣可能出現的力量對比和戰場形勢，針對每一種形勢，都制定出制勝的計劃。這是現代參謀部工作的樣板。

    毛奇所想要的，是一架真正高效率的軍事機器，而他也的確做到了這一點。在他的任期當中，普軍統一了命令文書的用語和格式，要求簡短、明確，每一段落寫什么都有明確要求。在軍事學院和演習場所，毛奇把總參所制定的戰役計劃和指導思想，反復灌輸給普魯士全軍軍官。這樣，在戰場上，普軍軍官和將領所遵循的戰略戰術原則是共通的，對戰役目標也有清晰的認識，所以在戰場上，不管出現什么樣的意外情況，戰場指揮官可以發揮主動性臨機處置，而他們所受訓練的一致性，保證指揮官之間能夠相互溝通相互配合。這不僅是一架高效的機器，而且是一架自動化程度很高，容錯性極強的機器。

    在人事上，普魯士―德意志總參謀部軍官優先獲得提升的傳統，也是毛奇最初向國王爭取來的，為的是吸引最優秀的軍官加入總參謀部。畢竟作為職業軍人，大家都渴望榮譽，誰都愿意當騎兵、炮兵，當軍事主官，沒有優惠條件吸引，誰愿意當參謀呢？

    毛奇在德意志統一戰爭之前的7年總參謀長任期中，傾注最多心血的，是戰爭動員計劃。從拿破侖戰爭結束到普丹戰爭，普魯士50年沒有打大仗，在這段時間里，普遍兵役制在各國普及，一旦發生全面戰爭，要把幾十萬兵力征召入伍，要給他們提供各種軍需給養，還要把集結起來的部隊投入前線，這是任何一個國家從來沒有嘗試過的。而且這個動員過程不僅不能出錯，還要盡快。能在最短時間里完成動員，就意味著在戰爭初期享有絕對的兵力優勢。普魯士其實在1850年進行過一次總動員，那次動員簡直就是一場災難：軍官找不到士兵，士兵找不到集丅合地點，部隊找不到給養。毛奇任內，參謀本部專門建立了一個鐵路協調組，負責制定鐵路輸送計劃。要知道，針對不同假想敵，各個部隊動員集結的地點、行進路線，方案都是不同的。要把每一個方案的每一個細節都考慮周到，這是多大的工作量。計劃完成以后，每年普魯士的秋cao大演習，都要試驗計劃中的幾個部分，甚至整軍整師地用鐵路運兵，檢驗系統的能力，發現問題再作調整。

    1859年，毛奇密切監視法國和奧地利之間在意大利戰場的作戰。那次戰爭奧地利戰敗，意大利終於統一。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毛奇一樣密切追蹤戰爭的進程，開始研究這場戰爭。有的書說毛奇對由業余軍人打的這場美國內戰大為輕蔑，曾經評論說“那是兩幫武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