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愛國主義的精神出發，曾國藩反對洋人侵犯中國，為了國家和民族的整體利益，即使得罪朝廷他也在所不惜。比如，對于清廷準備引進外國軍隊來鎮壓太平天國（“借夷兵助剿”）的政策，他反復上奏表示反對。他認為：“借助外國，自古為患”，“外夷之助中國，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一二不逞之徒，自申其媚夷之術，必欲煽動西國大隊東來?！币簿褪撬鲝堉袊鴥炔康氖掠芍袊俗约恨k，不要把外國人引進來，插手干涉中國內政而進行敲詐勒索。這樁借夷兵助剿之事，由于曾國藩的堅決反對，最終迫使咸豐帝未能實行，從而捍衛了國家的主權。

    再如，他堅決反對把中國艦隊的指揮權交給外國“夷人”，以免中國海軍受外“夷”所制帶來麻煩。為此他上書總理衙門說：“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授之以可凌之勢；華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處可怯之地”，其禍患無窮。在他的堅持下，迫使清政府解散了由英國皇家海軍上校阿思本為司令的中國艦隊，將已經從英國買來的8艘軍艦以及包括阿思本在內的600名英國官兵水手全部退回，追回預付船款等，并按照曾國藩的意見，責令英國人“不準再干預中國事務”，從而又一次捍衛了中國的尊嚴和主權。

    另外是以“誠”治軍，用曾氏“經濟學”取代舊理學成為湘軍的思想體系。

    由于朱熹的理學重在理論的構建，忽視人的道德實踐，所以它所強調的“誠”往往成為空談，正如曾國藩所說“jian偽相吞，變詐相角”，理學家的“誠”變得越來越虛偽。曾國藩提出“經濟之學”后，使“誠”變成實踐，這種以“誠”為核心的新“經濟學”又被曾國藩后來引用到軍隊中來，成為湘軍的核心思想，并以此為基礎構建了曾氏軍事思想體系。

    曾國藩在組建湘軍時，自始至終強調以“誠”待人，以“誠”召人，以“誠”育人。他初募湘軍時，“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誠，莫不往見，人人皆以曾公可與言事?！痹鴩约褐\感召那些誠樸的山野材智之士而歸附他，讓他的軍隊自始至終養成一種“誠樸”的作風。曾國藩之時，當時國家的正規軍——綠營，“巧滑偷懶，積習已深”，無戰事時為應付檢查則務求美觀，而有戰事時則臨陣退縮。要徹底改變這種軍隊作風，曾國藩認為認為必須“多用樸實少心竅之人，則風氣易于純正”，又說“觀人之道，以樸實廉介為質。有其質而傅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而長處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彩，古人所謂無本不立，義或在此”。因此，曾國藩將則選“質直而曉軍事之君子”，兵則選“樸實而有土氣之農夫”。湘軍之所以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到最后成為一支勝過正規軍的勁旅，其根本原因正是曾國藩所說的“敦樸之氣，未盡澆散”。

    曾國藩又以“誠”育人，把自己的幕府當成德育培訓基地。李鴻章于1859年1月間趕到建昌正式進入曾國藩幕府。一連幾天，曾李之間開懷暢談軍務、時事。具體說來，李鴻章在曾國藩幕府中，起先掌管文書，繼則負責向朝廷擬訂奏稿。這些工作對李鴻章而言是得心應手的，曾國藩常常當著別人的面夸獎他：少荃天資聰明，文才出眾，辦理公牘事務最適合，所擬文稿都遠遠超過了別人，將來一定大有作為。

    當然，曾國藩也感到李鴻章還不成熟，存在著許多毛病。為此，他有意要對李鴻章訓導磨煉一番。曾國藩起居有規律，連吃飯也講究定時，每天早起查營后就要用餐。而且，按照曾國藩的規矩，每頓飯都必須等幕僚到齊后才開餐，缺一個人也不動筷子。剛剛來到曾幕的李鴻章因不慣拘束，且懶散成性，對于這種嚴格而又有規律的生活很不適應。一天早上，他假稱頭疼，沒有按時起床。但曾國藩接二連三派人催他起床，說一定要等齊了才吃飯。李鴻章只得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趕到用膳地點。開飯后，曾國藩一言不發，吃完飯則板著臉孔對李鴻章說；“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府，我有話告訴你，我這里講求的只有一個‘誠’字?！闭f完，拂袖而去。此事對李鴻章震動很大，從此嚴格約束自己。

    待人以誠，就是仁人君子，待君以誠就是忠臣烈士，曾國藩治軍思想的體系始終貫穿“忠誠”二字，因誠而忠，由此而上升到高尚的愛國主義境界，這是曾國藩克敵制勝的法寶。

    再有就是繼承儒家“修身為本”的理論，培養一二君子改變社會風氣。

    儒家《大學》以修身作為人一生的追求，《大學》在提出為學的八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后說：“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br>
    曾國藩繼承了儒家修身為本的理論，因此，他自始至終把“修身為本”為根本方針去發現人才，陶冶人才。在曾國藩給劉孟容寫的《養晦堂記》中說：

    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駟，曾不得與首陽餓莩挈論短長矣。余嘗即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于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污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為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污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甚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晦而居顯，泰然自處于高明。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污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于澌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

    在這里，曾國藩對那些已經顯貴的人提出了忠告，居于顯貴之位終究是不長久的，當人一死無論顯貴還是下賤都是一樣平等。如果人處于顯貴之時不去追求道德上完善，明白人生的真諦，那么活在這個世上與行尸走rou又有什么區別呢？因此，曾國藩在這里以眾生平等的看法，警醒人們，無論是貧窮，還是富貴，只要追求道德上的完善，人人爭做道德君子，最后都可以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曾國藩認為，要想改變世風日下的末世狀態，必須先以儒家價值觀為核心，培養一批道德的楷模，以他們為榜樣去帶領整個社會風氣的改變。曾國藩在《原才》中說：

    風欲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憋L欲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御者也。

    曾國藩在這篇論文中特別提到在位的政府要員要從自己做起，以自身為榜樣，帶動整個社會風氣的改變。在這些政府要員中，曾國藩自己也正是一個最好的榜樣。

    曾國藩的弟子黎庶昌《庸庵文編序》曾稱，道光末年，風氣敗壞頹放到了極點，“曾文正公始起而正之，以躬行為天下先，以講求有用之學為僚友勸，士從而與之游，稍稍得聞往圣昔賢修己治人、平天下之大旨。而其幕府辟召，皆極一時英雋，朝夕論思，久之窺其本末，推闡智慮，各自發攄，風氣至為一變！”

    還有就是借鑒道家清靜無為的精神，倡導君子仁人韜光養晦。

    中國傳統文化有三大支柱，即儒釋道，儒家以入世修行為主，道家以出世修行為主，釋家出世又不離入世，行菩薩道。曾國藩的新儒學雖然以回歸原始儒學核心思想，但也不乏道家思想的影響。

    曾國藩《養晦堂記》之隱居內省的精神，避開塵世閉關自修的做法，已經具備道家清靜無為的宗旨。曾國藩說：

    昔周之本世，莊生閔天下之士湛于勢利，汩于毀譽，故為書戒人以暗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楊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br>
    君子之道，自得手中，而外無所求。饑凍不足于事畜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為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于烜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睹所謂焜耀者哉？

    余為備陳所以，蓋堅孟容之志，后之君子，亦現省焉。

    莊生就是莊子，與老子一起成為道家學派的主要創始人，他的清靜無為的思想是讓人們淡泊名利，遠離塵世，韜光養晦，藏起鋒芒，具備一種出世的精神。因此，曾國藩認為一個人應當謙虛謹慎，不要鋒芒畢露，即使有十分本事，也只應當露出兩三分。

    曾國藩正是繼承了這種思想，所以他替劉蓉詳細論述“養晦”的含義，希望讓孟容的志向更加堅定，而后世的君子，也能從中借鑒，反省自己。

    曾國藩曾經還送詩給其弟弟曾國荃，這首詩更加突出地表現了這種淡泊世間名利的出世精神。詩曰：“左列鐘銘右謗書，人間隨處有乘除。低頭一拜屠羊說，萬事浮云過太虛?！?/br>
    最后則是借鑒佛家因果報應的思想，引導世人棄惡從善。

    曾國藩雖然以儒為歸，但他與佛教也有密切的關系。他一生不立門戶，兼收并蓄，取其所長，為我所用，這就是他超出常人的一個重要地方。因此，在曾國藩的新儒學思想中亦有佛教的影響。

    曾國藩認為儒佛兩家，可以相通相融共同來改造人心。他提倡弘揚佛教因果輪回報應的思想，認為人的功名屬于命中所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曾國藩在《紀氏嘉言序》中說：“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相同，亦未厚貶而概以不然屏之者?！彼f紀氏《閱微草堂筆記》錄鬼怪明因果，“其大旨歸于勸善懲惡”，故釋氏之說有益于世。他自己一生更是信奉因果報應，家書中說：“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即不能馬上看到），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是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币驗樵鴩_信佛教有益于凈化人心，所以勸善佛書，曾國藩常常助印結緣，家信說：“《關帝覺世經》刷五百張，須公車回南，乃可付回，《陰騭文》、《感應篇》亦須公車回南去乃可帶?！痹鴩约阂步洺３瓕懛鸾?，例如道光23年初8日記：“寫《心經》一本?！背?0又記寫《心經》一冊。

    曾國藩在《紀氏嘉言序》中云：“士之修德砥行，求安于心而已。無欲而為善，無畏而不為不善者，此圣賢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不能自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勸不趨，不懲不改。圣人者，因為導之以禍福之故，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兇咎；使賢者由勉以幾安，愚者懼罰而寡罪。故《易》稱余慶余殃，《書》稱惠逆影響。先王所以利民，其術至已。自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后者，率小役大，弱餉強；強橫之氣塞，而圣哲與jian宄同流傳于氣數之中，或且理不勝氣，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于禍。于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間，而為輪回因果之說。其說，雖積惡之人，立悔則有莫大之善；其不者，雖死而有莫酷之刑，民樂懺悔之易，而痛其不經見之慘虐，故懼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無不下也，而趵突泉激而上升；火，無不然也，而鹽井遇物不焚，燭至則滅；彼其變也。戾氣感而降祥降，順氣感而災生，亦其變也，君子之言，福善禍yin，猶稱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雖有百變，不足于窮吾之說。是故從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則吾儒之言不敝，而浮屠為妄。從事后之事變人心言之，則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貶，而概之以不然屏之者也?！?/br>
    “紀氏”就是紀曉嵐，清朝《四庫全書》的總編，后世之人心中可能更多的是電視劇中與和珅對立的紀曉嵐形象，卻不知道紀曉嵐還是一位信仰佛教的在家信徒。他寫的《閱微草堂筆記》多是因果報應的故事，通過妖怪鬼狐來說明善惡報應的道理。曾國藩既然給《紀氏嘉言》寫序，那么他肯定也是在倡印這本書，希望通過因果報應的道理引導世人棄惡從善。同時，曾國藩說紀氏《閱微草堂筆記》錄鬼怪明因果，“其大旨歸于勸善懲惡”，說明他也希望這些宣傳因果報應的書能夠在人間廣為流傳。

    《曾國藩評傳》里說：“其孫論者為佛家輪回因果之說，在佛門教義中雖屬小乘，但在民間則有普遍之勢力。曾公處儒家之地位，雖以其說為妄；于其警世之功，亦加以贊揚；蓋亦頗有折衷之趨向，誠不愧為一綜合學派也?！?/br>
    綜上種種，李曜認為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者，但是僅用集大成來概括曾國藩對中國文化發展所做的貢獻就沒有具體的指導意義，而將曾國藩定位為“中國近代新儒家的創始人”則名副其實。

    李曜覺得，強調把“內圣”通過“外王”表現出來，這“外王”之業在曾國藩那里叫做“經濟”，可引申為民主和科學。這一思路與梁漱溟、熊十力、馬一浮、馮友蘭、牟宗三等后來新儒家英雄所見略同。他們都學習了曾國藩兼容并包的寬大情懷，將儒釋道為核心的中國文化重新組合，使中國文化重新發揚光大。

    曾國藩的新儒學與舊理學對比有一個鮮明特點，就是兼收并蓄，為我所用，這種包容作風是程朱理學從來也不具備的。舉個例子，中國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后世都把梁漱溟排在第一名，他有“中國最后一位儒家”之稱。但梁漱溟在晚年曾自言，“人有今生、前生、來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边@一說法梁漱溟從未和家人說過，也幾乎不向朋友提及。趙樸初說，梁先生不會說假話，他這話是真的。如此看來，梁漱溟的真正身份并非最后一位大儒。這就說明新儒家的思想，與程朱理學已經有根本的區別。朱熹說得不多的反佛言論，他的門人也還要大加渲染，好像理學與佛學是水火不相容的。而新儒家卻不是這樣，這種包容作風是從曾國藩開始的，那么發展到梁漱溟以一個和尚的身份來作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先生一生吃素）也就不足為怪了。

    數千年儒學發展脈絡在心，手中的文字漸漸變多，長達萬言的《新儒論》終于在即將天明之時完稿。

    今日朝會，《新儒論》便將橫空出世，震驚天下！

    ps：其實在前幾天，我好像就在讀者qq里提到了擁有“兼容并蓄”的新儒學這個思路，其實那就是受曾國藩的影響的。之所以李曜的“新儒學”基本只考慮到曾國藩這一步，當然是鑒于唐朝的社會生產力基礎來確定的。

    第212章 秦王變法(一)

    “戌午，正月二十九，帝表昭宗，呈《新儒論》，首倡儒之大者當‘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遂請改貢舉，立‘新君子六藝’之科，行總分制，以選良才。朝會議論，眾說紛紜，昭宗不能決。二月初一，昭宗改貢舉，皆帝奏之制。又以帝守中書令，南衙設座。自此而始，朝野上下，不呼其名，但稱‘右相’。由是天下振奮，‘經世致用’大行其道，‘兼容并蓄’舉國效行，此國朝中興之肇始也?！薄短茣なプ诒炯o》。

    這一次，李曜再不是那徒具虛名的檢校中書令，而是正正經經的中書令，是兵控長安、執掌朝政的右相！

    何為中書令？何為右相？

    大唐沿襲隋朝制度，唐武德三年，將隋時因避諱而更名為內史令的這一相職復為中書令。高宗曾改為右相。武則天時改中書令為“內史”，中書省為“鳳閣”。玄宗開元初一度改為紫微令，天寶初又改為右相。后均復舊。唐之中書令為三省長官，真宰相，品級本為三品，大歷中升至正二品。其后演化至未授同中書門下三品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銜者不是真宰相，不能主導全國政務。由此，中書令與侍中、尚書令、尚書仆射等三省官職轉變成不實際總理政務的虛位，其功能大用于給重臣加官階。肅宗后，漸以中書令為大將榮銜，并不預政事。

    但李曜這次，顯然打破了這一傳統。他以河中節度使身份出任中書令，并有同平章事相銜，本來可以說只是此時尋常的“使相”而已。即便假中書令[指檢校]變真中書令，也不過是名譽地位進一步提高，沒什么值得一提。然而“南衙設座”，卻表示朝廷已經認可他的真宰相地位，可以進鳳閣鸞臺主政天下！由此，朝野上下才尊稱其為“右相”，這個高宗、玄宗時曾經兩度出現的舊名。

    今日，是李曜第一次以“右相”身份來到大唐帝國的中書省，也就是政事堂所在，此處又有“中書門下”以及“鳳閣鸞臺”等稱。今日執筆宰相王摶，以尚書右仆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身份，為李曜介紹政事堂的一切掌故。

    唐代中央機構實行三省六部體制，中書主出令，門下掌封駁，尚書主奉行，這是人所熟知的。但是作為唐代中央最高權力機構的政事堂，卻很少為人所知，如政事堂創始的時間，政事堂制度的形成，這個制度的基本內容，也就是政事堂的職權、組織、參加會議的人員及會議主持者、權力憑證，政事堂的性質，政事堂制度產生的政治歷史背景等等，就算后世那些精研唐史的學者也很難將之理清。此次李曜以中書令身份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正好有機會一睹政事堂內情。

    關于政事堂創始的的時間，歷來說法紛紜，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記載有兩種：一是唐代人李華寫的《中書政事堂記》，認為政事堂始于唐高祖武德年間；二是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含含糊糊地說是“其后又置政事堂”，推其事當在唐太宗貞觀年間。

    李曜的身高在這年月著實不差，數年的軍伍鍛煉，更使他筋強骨壯，殺伐決斷之氣隱然其中。此時他一身紫袍，英姿卓絕，身旁陪同者皆是當朝宰相、重臣。

    其中當朝宰相計有司空、尚書右仆射、同平章事王摶，中書侍郎、工部尚書、同平章事陸扆，中書侍郎、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崔遠，門下侍郞、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崔胤，門下侍郞、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同平章事劉崇望，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孫偓，刑部尚書、同平章事裴贄。

    重臣計有中書舍人蘇檢、吏部侍郎裴樞、戶部侍郎王溥、禮部侍郎獨孤損、兵部侍郎盧光啟、兵部侍郎薛昭緯等。

    面對李曜對政事堂制度初現時間的問題，王摶答道：“政事堂者，自武德以來，常于門下省議事，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起復授左仆射，魏征授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br>
    此時的王摶，可謂精神奕奕。太原王氏押寶李曜這步棋，當年他從無可無不可到全力支持，如今終于起到了扭轉乾坤的作用！李曜如今身為右相，乃是宰相之中官職最高的一位，同時又是河中節度使，雄兵在握，邠寧、保塞、天雄三鎮如其一體，鄜坊、涇原也惟其馬首是瞻，如此近則為相，遠則是將，當真是文武全器，天下無二！太原王氏有他為依，何愁家業有墜！

    李曜今日卻顧不得觀察王摶的情緒，只是細細體會王摶這番話，乃是點明了三個事實：一是“自武德以來”已有政事堂?！白晕涞乱詠怼?，當然是指“自武德年間”以來，而不能理解為割去“武德年間”的“武德以后”，這是顯而易見的。二是自武德以來，宰相已“常于門下省議事”。既是已“常于”，就可以肯定不是什么新制度；既不是新制度，當然就不會是“武德以后”才有政事堂。三是自北朝以來，門下省地位特重，“詔旨之行，一由門下”。因有宰相“常于門下省議事”的慣例，“故長孫無忌”，就是說，“所以”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征三大臣“皆知門下省事”。那就無論如何得不出因為三大臣“皆知門下省事”，才有政事堂的結論來的。

    王摶這么一說，李曜頓時想到，當年他十分尊敬的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論述隋唐制度淵源時曾指出：“若能注意‘高齊創業，亦遵后魏’，‘（隋）高祖踐極，復廢周官，還依漢魏’，及‘唐之官制大體皆沿隋故’數語，則隋唐官制之系統淵源已得其要領?！?/br>
    唐初多沿隋制，實行宰相集體議事制度，三省長官共議國政，不能沒有議政場所，所以，“自武德以來，常于門下省議事”，并且即以議事之所，“謂之政事堂”。這時政事堂，所以設在門下省，是因為自北朝以來，“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軍國大政，萬機之事，無不預焉”?？梢?，在北朝時門下省權尊勢隆，在國務活動中自然成為軍國大政決策之所。因此，政事堂議政起始的時間，只能往貞觀、武德以前推，很可能在北朝、隋代即有此制，而不可能是在武德以后的貞觀年間。

    見李曜還在思索，近來緊靠河中的中書侍郎、工部尚書、同平章事陸扆便笑著解釋道：“我朝建國之初，其制度以三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議政場所即為門下省的政事堂。故時人一般皆以三省長官為真宰相，而真宰相參加政事堂商討軍國大政，乃有當然資格。然國朝宰相，一如隋時，自始就不限于三省長官?！?/br>
    他舉例道：“譬如隋代柳述以兵部尚書參掌機事，裴矩、裴蘊以黃門侍郎知政事，已開他官兼任宰相之風。到了我朝，此風更盛，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自太宗時，杜淹以吏部尚書參議朝政，魏征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其后或曰‘參議得失’，‘參知政事’之類，其名非一，皆宰相職也?！?/br>
    博陵崔氏出身的崔遠近日見李曜權威日固，越發不肯與清河崔氏出身的崔胤為伍，也接口向李曜獻殷勤道：“陸相公說得極是，右相當知，國朝初年之宰相，未有定名，因人而命，皆出于臨時。其后高宗欲用郭待舉為參知政事，以其資淺，故命于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因此凡曾加有以下職銜者，均為宰相，即‘參知政事’、‘參預朝政’、‘參議得失’、‘參議朝政’、‘參預機密’、‘參知機務’、‘知政事’、‘知門下省事’、‘平章政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等等?！?/br>
    李曜奇道：“某今為中書令，似是正二品，為何宰相之銜，反是同三品？此處卻又有何掌故？”

    崔遠笑道：“右相有所不知，所謂‘同中書門下三品’，本來因為中書令、侍中都是三品官，現在欲使秩卑的人參知政事，故立此號，令與中書令、侍中地位相等，沿用既久，因而失去本來意義，縱是二品以上的官，也必須加‘同三品’之號，方為宰相，方可入政事堂議政。所以，即令長孫無忌、房玄齡、魏征這樣有權位的大臣，也必須加上‘知門下省事’之職銜，才在制度上取得參加政事堂議政的資格。但大歷年間，中書令升格正二品，由是遂有此誤?！?/br>
    李曜這下聽明白了，他們的意思是說，門下省政事堂議政制度在前，而“知門下省事”之類的名號，甚至中書令本身的品銜提高都在其后。

    他點點頭：“如此，政事堂宰執天下，可是自來便為國朝中樞，調和九州？”

    王摶搖頭道：“這個卻不盡然，政事堂為宰執天下之所，其實算來，當有三次大變?！?/br>
    李曜哦了一聲，朝王摶拱手道：“看來沿革頗多，某初為朝廷宰執，不解其中變化，還請王相公為某試言之?！?/br>
    他現在地位是宰相中最高之人，王摶自然立刻拱手回禮道：“此執筆宰相應為之事，豈敢言請。舊制，宰相常于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七月[高宗時]，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遂移政事堂于中書省。開元十一年[玄宗時]，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其政事印改為‘中書門下之印’?！蓖鯎患热皇墙袢請坦P宰相，有為李曜解說政事堂掌故之責，便將其所知一一道來，直說了一盞茶的時間，才將這其中來歷緣故說清。

    李曜聽后，聯系穿越前在史書、文獻中的一些了解，總算搞清了政事堂發展其實分了三個階段。原來宰相于門下省政事堂議政，雖在唐高祖武德年間已成為制度，但由政事堂議政發展為唐代中央最高權力機構，成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卻經過了一百年左右的漫長歲月。

    第一階段是自唐高祖武德年間到唐高宗末年，為門下省政事堂議政時期。在這個發展階段中，雖然政事堂始終設在門下省，但作為一項制度，也是在不斷變化著的。武德年間，可以說政事堂純為宰相議政場所，如同現代的“會議廳”一樣，并非理政辦公之地。這個時期的政事堂，所以一直設在門下省，主要是因為自北朝以來，門下省權重勢隆之故。

    貞觀年間，由于中書出令與門下封駁之間發生流弊，不是知非不糾，就是互相責難，影響了政府效能。太宗皇帝看到了這種情況，曾對黃門侍郎王珪說：“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茍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茍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br>
    于是鑒于隋亡的教訓，太宗皇帝整頓了中央政府的組織機構，凡“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為了防止政府機構隨意擴大和官員冗濫，太宗還用法律制度加以保證。同時，他又提高政事堂地位，改變國家總樞機構中政務活動的某些程序。貞觀以前，詔敕雖多由中書出令，但承受者多，擬進者少，故宰相議政，多不在詔旨擬定以前，而是在詔旨擬定之后。詔敕之下，事先議論少，事后檢查多，所以政事堂之初設于門下，其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貞觀以后，中書舍人“五花判事”，中書省權職漸重，中書令于定敕之前，多提前于政事堂討論。于是政事堂地位日漸提高，遂成為宰相議決政務的最高會議。

    關于中書舍人“五花判事”，王摶并未多說，但李曜記得王夫之曾認為這是“會議之始”。他在《讀通鑒論》中說：“唐制：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陳所見，謂之‘五花判事’，而宰相審之，此會議之始也?！笔裁础皶h之始”呢？《資治通鑒》說得明白：“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太宗）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蓖醴蛑疀]有注意“上始申明舊制”一句，既是“舊制”，就不會是“會議之始”?！吧鲜忌昝髋f制”，足以說明貞觀年間宰相議政，仍在門下省政事堂，而且，雖然中書漸重，但中書出令，門下封駁的“舊制”并未改變。

    第二階段是自武后光宅元年至玄宗開元十一年，為中書省政事堂時期。這個時期，政事堂始正式成為宰相議決軍國大政的最高國務會議。武后光宅元年，裴炎執政事筆，遷政事堂于中書省。高宗弘道元年十二月六日之后，此時高宗已崩，中宗剛即位；至遲不會遲于他同武后合謀廢中宗、立睿宗的前后，即中宗嗣圣元年一月，睿宗文明元年二、三月間。

    宰相既商討議決軍國重務于政事堂，而草擬詔敕之責在中書。為便于政務推行，于是政事堂遂由門下省遷至中書省。這是貞觀中期以來，中書地位日重而門下權勢漸削的必然趨勢。裴炎自侍中改任中書令，執政事筆，遷政事堂于中書省，并非裴炎一己之私意，乃是制度發展所使然。侍中與中書令同為中央決策機構中書、門下省長官，秩皆三品，何以侍中必加“同三品”銜，方為真宰相，得參加政事堂會漢，而獨于中書令“則否”？看似十分乖謬，其實乃是制度在漸漸變化矣！所謂“天河暗轉，必有其跡”，此之謂也。

    政事堂遷至中書省后，在制度上明顯的變化，是宰相于政事堂議決政務時，有輪流“秉筆”或“執筆”之制?！缎绿茣氛f：“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房玄齡以仆射，魏征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于中書省?！庇终f：“神龍初，（巨源）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余授，皆諸宰相近屬?！边@個時期秉筆宰相之常務，乃有三項：一，諸宰相議政時，主持會議；二，會議之后，總其紀錄；三，秉筆之日，坐政事堂辦公。

    其次，武則天時改中書省為鳳閣，門下省為鸞臺。鳳閣鸞臺即中書門下，合政事堂實際已成為一體，成為權力很大的相府了。垂拱三年，有誣告劉祎之受歸誠州都督孫萬榮金，兼與許敬宗妾有私，則天特令肅州刺史王本立推鞫其事。本立宣敕示祎之，祎之曰：“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則天大怒，以為拒捍制使，乃賜死于家，時年五十七。以武則天那樣的專橫殘暴，欲以莫須有罪名懲處劉祎之，而詔敕未經鳳閣鸞臺政事堂討論議決，致引起劉祎之的強烈抗議，可見政事堂的權力已經很大，地位已有顯著提高。

    第三階段：玄宗開元十一年以后，政事堂成為中央最高權力機構?！秲愿敗ぴ纵o部》說：“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印為‘中書門下之印?！薄杜f唐書》“政事印”下多一“改”字，說明政事堂原來以議政為主，還未完全成為權力機構，故無專印。開元中“改”為中書門下政事堂，始成為中央最高權力機構，乃置專印。又有《新唐書·百官志》說：“開元中，張說為相，又改政事堂號‘中書門下’，列五房于其后：一曰吏房，二曰樞機房，三曰兵房，四曰戶房，五曰刑禮房，分曹以主眾務焉?！敝链?，政事堂制度始備。在開元以前，政事堂內部無任何分司之組織，其地位雖日益重要，井漸由會議廳轉變為宰相最高事務會議，然尚難確定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直到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堂，列五房以主政務，于是遂有其所轄部門與屬官，“中書門下政事堂”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至此乃備矣；作為唐代中央最高權力機構的地位，乃完全確立。

    中國人談事，喜歡追本溯源，李曜本非官宦家庭出身，此時出任“右相”，王摶等“前輩宰相”當然要將這些來歷為他說清，說清了來歷，再給他說權職。這時諸相、大臣已入中書省內，各以職務、爵位高低分而落座。李曜貴為郡王，又是中書令，乃中書之首，因此獨坐首席。

    諸相落座后，王摶作為秉筆宰相下令為其余諸位大臣賜坐，然后便為李曜講說政事堂的職權。毫無疑問，開元以后，政事堂已經合中書門下兩省而為一個權力機構，它的職權無疑擁有中書門下兩省之職權。

    王摶道：“所謂中書門下，鳳臺鸞閣，總是中書、鳳臺在前。而右相如今貴為中書令，某便先說中書令之職權。按照我朝《六典·中書省》云：‘中書令之職：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厘萬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劣陂T下，《六典·門下省》又云：‘侍中之職：掌出納帝命，緝熙皇極，總典吏職，贊相禮儀，以和萬邦，以弼庶務，所謂佐天子而統大政者也。凡軍國之務，與中書令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此其大較也?！梢娭袝T下職掌乃是‘佐天子而統大政’，是‘統和天人，以和萬邦’。當然，這實際上便是宰相之職。如今政事堂‘參而總焉，坐而論之，舉而行之’，職權之重，權勢之隆，可以想見?！?/br>
    李曜輕輕點頭，卻又笑道：“只是這話，未免說得過于籠統了些?！?/br>
    諸相皆笑，王摶也笑了笑，才道：“若要細論，也是有的。所謂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于天，反道于地，復道于社稷，無道于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于君，逆道于仁，黷道于貨，亂道于刑，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仇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剝害于人，財不可以擅加于賦，情不可以委之于倖，亂不可以啟之于萌。法紊不賞，爵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矜，逆諫自賢，違道變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斧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br>
    李曜雖然聽得有些發暈，大體還是聽懂了其中意思，點頭道：“即是說開元以后之政事堂，賦政四海，允厘六職，統和天人，總齊機衡，已為朝政之本?！?/br>
    王摶點頭肯定，道：“正是如此。右相既然已經明白權責所在，下面某便說說機構?！?/br>
    李曜虛心請教：“請王相公言之?！?/br>
    王摶道：“政事堂分正堂與后院兩部分：正堂為諸相辦公和會議之處；后院為政事堂行文作書之處，分設五房辦公，即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和刑禮房。為諸吏史治事辦公之地，入品者可為五房之長。五房僚佐所掌雖屬秘書工作，但因其多為國家機密大事，權位很重?！彼⑽⒁活D，補充道：“譬如當年堂后主書滑渙久在中書，與知樞密劉光琦相結，宰相議事有與光琦異者，令渙達意，常得所欲，杜佑、鄭絪等皆低意善視之。像滑渙這樣作勢弄杖者，固屬不多，但也說明五房僚佐地居權要，即使宰相亦未可小視?！?/br>
    李曜點頭表示理解，這就好比后世的中央辦公廳，人家給你說個事，你怎么知道那是人家自己的意思，還是他上峰的大領導們的意思？這種人如果要弄權，當然很簡單。

    于是又說到參加政事堂會議人員。按照王摶的說法，參加政事堂會議者，唐初為三省長官；高宗以后，為中書門下長官，或帶“同三品”、“平章事”、“參知政事”等銜官員。中書舍人和堂后五房長官因工作關系，經執筆宰相同意，亦可參加會議。

    政事堂會議與朝議不同。政事堂是宰相議決軍國大政的權力機關，必須宰相才能參加。朝議為皇帝臨朝時與諸大臣之議論，因此，文武百官品高品低者皆可與議。朝議所議之事，據記載多為軍務大事，蓋以軍務關系國家至大，必須皇帝臨朝議決。為此王摶舉例說：“元和九年，吳元濟叛，朝議加兵，以綬有弘恕之稱，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尋加淮西招撫使。這便是朝議軍務之一例?！?/br>
    政事堂會議與廷議亦不相同。朝議由天子臨朝議決，廷議由宰相主持，上自文武大臣、六部尚書、九卿諸監，下至侍郎、御史等皆可參加廷議。王摶又舉例說：“當年劉文靜自以才能干用在裴寂之右，又屢有軍功，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每廷議多相違戾，寂有所是，文靜必非之，由是與寂有隙?！边@便是說，參加廷議者，歷來不僅有宰相，宰相以外的官員亦可參加，這和參加政事堂會議只限于宰相者，全然不同也。不過今日李曜帶裴樞等并非宰相，也并非五房之長的大臣前來卻未遭諸相公非議，想來他們也是沒把今日當作議事。

    然后王摶說到了政事堂會議的“執行主席”。通常是中書令取旨后，于政事堂召開宰相聯席會議，開會時有一執行主席，稱“執筆”、“執政事筆”。討論結束，秘書處協助“執筆”綜合整理成詔敕文書，然后奏聞畫敕。執行主席輪流擔任，有時一人一天，有時一人十天。比如至德二年三月，宰相分直主政事，執筆，每一人知十日，至貞元十年五月八日，又分每日一人執筆。

    這意思李曜懂，就是輪流值班嘛。意思是說宰相在政事堂要輪流值班。而“秉筆”、“執筆”、“執政事筆”者，是指有會則為會議執行主席，無會則為值班宰相，負責處理日常公務或“承上旨”。聽王摶的說法，在肅宗以后，宰相執政事筆者，或旬日一更，或一日一更。由宰相執政事筆“承旨”之制來看，在唐朝中央最高權力機構中，由中書令取旨的傳統做法已經有了改變。

    不過，旬日一秉筆或一日一秉筆，與“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政事”，卻有不同。前者為值班宰相，后者如宋時司馬光所說：“至于數旦一至政事堂，乃唐世以來宿德元老、年高有疾，朝廷尊禮，特降此命?！蹦耸菍δ旮咄氐拇蟪既缋罹?、杜佑那種人的一種尊禮。

    再然后，王摶便開始解釋中書門下之印。印是權力的憑證，“印者，信也”。自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于是政事堂印亦改為“中書門下之印”?！爸袝T下之印”即成為中央最高權力機構中書門下政事堂的權力憑證。

    唐制，凡屬皇帝命令，必須政事堂會議正式議決通過，并加蓋“中書門下之印”，而后方可頒行生效。這就是說，凡未經政事堂議決副署，加差“中書門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發出的命令，在當時被認為是違制的，不能為國家各級機關所承認?！安唤涾P閣鸞臺，何名為敕？”就是宰相劉祎之對武則天的批評。

    后來唐朝有的皇帝違反這一制度時，也只得將其發詔敕的封袋改為斜封，所書“敕”字，不敢用朱筆，而改用墨筆，稱為“斜封墨敕”，即表示此項命令未經政事堂研究，雖沒有“中書門下之印”，亦請下面馬虎承認之，李曜就曾接受過這種墨敕。這在黃巢之亂以前，被認為是了不得的事了。以至皇帝私下所封的官，因其來經正式敕封手續，亦為時人所看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