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關閘前，看到刁斗森嚴的景象，澳門市議會書記官安德拉德不由得長嘆一口氣。

    他是作為最后的使節，來到兩軍陣前領取開戰文書的。

    此刻，昔日繁華的蓮花莖關閘門前，已然變得戒備森嚴，到處都是背著槍，穿著短衣短褲的明國士兵。關閘周邊架設起了鐵絲網、鹿角、以及沙袋壘起來的圓形據點。

    附近原本茂盛的植被也被清理一空，露出了平整的土地，青黑色一片，仿佛預示著不詳即將來臨。

    作為最后的使者，安德拉德這一次壓根就沒有見到任何明國官員——無論穿著長袍的傳統官僚還是某位伯爵手下留著短發的官員。

    而把文書交給安德拉德的，只是一個冷著臉，戴著大檐帽的低級軍官而已。

    微微低頭保持了一個貴族應有的禮節后，接過文書的安德拉德，帶著從人轉身往來時的馬車方向走去。

    上車，伸手拉上有著漂亮玻璃窗的雕花車門，安德拉德對兩個從人說道：“先生們，漫長艱苦的戰事不可避免，如果要我說的話。將你們看到的都帶回去吧，總督大人在等著你們?！?/br>
    安德拉德此來，除了履行開戰手續之外，刺探軍情也是題中應有之意。

    ……

    在這個時代，以及之前的幾千年和之后的幾百年間，擁有堅固堡壘的一方，在戰略上的優勢是很難撼動的。

    古代的攻城戰，幾千年來，進攻一方花費十倍的資源和二十倍的士兵，再擁有成年累月的時間，去攻打堅城的戰例很多很多。人們或許以為戰爭都是“攻城略地”，然而在悠久的歷史中，更多的是各種烏龜流讓敵方鎩羽而歸的實例。

    中古時代的歐洲的領主，依靠家族傳承的城堡，就可以控制領民從羅馬帝國一直到工業大革命時期。

    哪怕是在熱兵器已經開始普及的后世，克里米亞戰爭中的塞瓦斯托波爾要塞和二戰中的布列斯特要塞，依舊在訴說著堅城對戰爭不可或缺的影響：所謂的圍困，只要時間一長，進攻者的軍隊是一定會產生各種霍亂痢疾梅毒瘟疫的，這是所有守城者的大殺器。

    而在17世紀這個殖民時代，堅固的據點或者堡壘，更是保證殖民活動的核心要義。

    只需要在隨便什么地方修建一座堡壘，架設好火繩槍，再來幾門炮，就可以放心大膽的和土著做生意了……堡壘是交易中心，也是可以有效防范土著和同為殖民者的各國流氓覬覦攻打的庇護所。

    殖民者在世界各地修建的堡壘，面對大批土著圍攻幾乎是家常便飯，土著人數少于十倍都不好意思出門。遠得不說，近在眼前的，就是荷蘭人在巴達維亞被土著帝國圍攻。歷史上科恩總督就是在圍城期得了痢疾而死亡，然而土著面對堅城，最終還是鎩羽而歸。

    鄭大木同志之所以能名留史冊成為民族英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打下了荷蘭人修筑在臺灣的熱蘭遮城。然而后世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鄭大木當時率領大軍，是在軍力有巨大優勢（3萬＋）的情況下，整整圍困了熱蘭遮城一年時間，直到城里的荷蘭佬（1000＋）彈盡糧絕后，才出城和平簽署了投降條約。

    換句話說，如果荷蘭佬有充足的補給，面對二十倍以上的鄭軍，是完全可以繼續耗下去的——這本來就是堡壘存在的意義。

    要知道在明國以外的地區，各國殖民者們無時無刻不在互相廝殺的，這其中真正能硬打下對方據點的戰役寥寥無幾。相比之下，殖民者因為各種傳染病和土著的封鎖，而不得不主動放棄某處據點的情況，反而要大大多于正面戰爭。

    事實上，一直以來關于堡壘在非洲海岸和南北美，以及印度等等地區無數次的防御經驗，才是促成澳門葡萄牙人最終決定硬來的真正依仗。

    在澳門的葡人高層看來，憑借著城周的幾座炮臺，以及澳門城本身的城防，是完全有可能阻擋敵人相當長一段時間的。這個時間會很長，長到足以令對手的軍隊產生流行性疾病而失去戰斗力……明國濕熱的南方一定會出現這種局面的。

    到那個時候，大家就可以坐下來，簽署一份體面的“商貿”協議了。

    本著這個戰略思想，今天隨同安德拉德前來領取戰書的兩個隨從，其實是總督大人專門派來的葡人正規軍官。這兩位軍官之前都在葡萄牙不同殖民點服過役，擁有豐富的戰爭經驗。

    他們今天主要觀察的目標，是明軍的戰備情況，不過結局顯然不會令葡萄牙人高興。

    就這一路看到的情況來說，除了意料中的大批軍人之外，另一處癥狀也從側面顯示出了葡人最害怕的長期戰爭的跡象：工地。

    就在他們來時的路旁，有大批民工從一早起就開始了作業。雖說截止安德拉德他們離開時，還看不出到底是什么工程，但無論是什么工程，這都代表著明國官府調動了比想象中更多的資源。

    在安德拉德看來，那些民工是在為軍營或者軍事倉庫打地基。這樣一來，葡人面對長期性戰爭的可能性就大增了。

    “先生們，漫長艱苦的戰事不可避免，如果按照我的觀察?，F在，將你們看到的都帶回去吧，總督大人在等著你們?！?/br>
    聽到安德拉德的判斷后，另外兩位隨從點點頭，下一刻馬車啟動，半小時后，安德拉德回到了俗稱大炮臺的圣保祿炮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