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六日，法國兵船進入天津海河。曾國藩聞訊嘔吐大作，一病不起。六月二十八日，慈禧太后再發上諭，諭令李鴻章即帶軍趕赴京畿駐防，命馬新貽迅速調動長江水師，安排江蘇、上海?？诜婪妒乱?。就在馬新貽費盡心思地思考如何從黃翼升手中奪過長江水師的指揮權時，他遇刺了。因此不少人都懷疑黃翼升就是刺馬主謀，不過聯想到黃翼升與曾國藩的關系，沒有人敢把這話說出口——黃翼升如果是刺馬主謀，難道曾國藩會不知道嗎？沒有人敢往深層想。

    鄭敦謹恍然大悟后，又是惶恐又是無奈，不敢再深究下去，于是也如同曾國藩一樣，開始做起了表面文章。參加會審的孫衣言、袁保慶看到會審不過是走走過場，將十八名人證點名一次就算審完了，很是不滿，多次要求以酷刑逼問張文祥，都被鄭敦謹婉言拒絕。而在無聊的審訊和官員們的爭辯中，一心要找出真相的孫衣言和袁保慶也精疲力竭了。

    正月二十九日，鄭敦謹到達江寧還不到一個月，便與曾國藩聯名上奏，奏結基本上用的是之前張之萬、魁玉的定擬敘述，不過更加詳細，取供、采證、行文更加縝密。所不同的是對張文祥的量刑更加殘酷，除了擬凌遲處死外，又增加了一條“摘心致祭”，并戮其子。

    對于這樣照舊糊里糊涂的奏結，參加會審的孫衣言、袁保慶拒絕在上面簽字畫押，以此表示不滿。但鄭敦謹、曾國藩均是飽經世故的人物，手段、謀略遠比孫、袁二人高明，他們索性在奏結中不提孫衣言、袁保慶參加會審一事，這樣根本就無需二人的簽名。

    在上奏的同時，鄭敦謹、曾國藩又搶先將供招抄錄分送軍機處、刑部存案，造成定案的既定事實。意思很明白，這是最后定案。在奏章外，曾國藩和鄭敦謹還特意附了一張“片子”，上面寫著：“該犯供詞，尚屬可信?！迸c之前張之萬、魁玉的用語一模一樣。

    至此，距離張文祥刺殺馬新貽已經有八個月時間。

    陸、傳聞

    刺馬案久審不能結案，刺客供詞閃爍，主審官員含糊其辭，前后審案官員多達五十余人，每次奏結均疑點重重，無法自圓其說。所以一時流言紛紛，各種傳聞迭起，飛短流長，更使得案情撲朔迷離。當年袁世凱年僅十五歲，竟然也十分好奇地去向參與會審的嗣父袁保慶（本為袁世凱叔父，袁世凱被過繼給他為子）探詢。

    關于刺馬案，民間有多種傳聞，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后，竟然也派心腹彭玉麟、趙烈文、吳汝綸等人四下出動，去民間訪得這些傳聞，作為審案的參考。

    流傳最廣的傳聞是馬新貽“漁色負友”說。

    傳聞說，咸豐年間，張文祥與其友曹二虎、石錦標加入捻軍，張文祥是個頭目。當時馬新貽因合肥縣失守被革去縣令一職。馬新貽急于戴罪立功，率領團練與捻軍交戰。在一次戰斗中，馬新貽兵敗，被張文祥、曹二虎等人活捉。張文祥和曹二虎有意投降清軍，便主動與馬新貽結為兄弟，隨之反正。降軍被編為兩營，因為馬新貽號谷山，稱為山字營，張文祥為營官。山字營隨馬新貽四處作戰，屢立戰功，馬新貽由此不斷升官，一路扶搖直上。

    這一版的傳聞多有漏洞，年份、事跡無一與馬新貽年譜和《清史》相符。根據《清史》記載，咸豐三年（1853）馬新貽任合肥知縣，隨欽差大臣袁甲三攻打太平軍，多有戰功，并沒有被革職一說。之后馬新貽率軍從太平軍手中奪回廬州有功，還升任廬州知府。馬新貽一生中唯一一次被革職是咸豐八年（1858）任安徽按察使時，在廬州被太平軍英王陳玉成打敗，但也是革職留任，兩年后即重新復官。

    傳聞又說，同治四年（1865），馬新貽升到安徽布政使，已有些看不起張文祥、曹二虎的意思了。曹二虎卻不知情，還將妻子接至馬新貽的官府居住。馬新貽見曹二虎之妻美艷，頓起歹心，設法騙jian。張文祥得知后，告訴了曹二虎。正當二人商議該怎么辦時，馬新貽搶先下手，一邊派曹二虎去壽春鎮領軍火，一邊使人告訴該鎮總兵徐周說曹二虎“通捻”。中軍官拿著令箭當眾逮捕了曹二虎，徐周告知原委后，隨即命人在市集將曹二虎公然斬首示眾。張文祥僥幸逃脫后，發誓為曹二虎報仇。他用精鋼打造了兩把短刀，用毒藥淬過。每天夜深人靜后，疊起三四張牛皮，用短刀去刺，練習刺擊的手勁。起先因為手勁不夠，難以貫穿。之后天天練習，堅持了兩年后，已經可以一刀洞穿五張厚牛皮。張文祥這樣做的用意，是假定馬新貽身穿革甲，也可以一刀致命。自從功夫練成后，張文祥一直暗中跟隨馬新貽，先后到浙江、福建、江寧，最終找到機會殺了他。據說馬新貽看清兇手是張文祥后，說了一聲：“是你??！”接著便吩咐左右：“不要難為他！”

    這種傳聞首尾俱全，枝葉紛披，聽起來煞有介事。令其真實性得到加強的是喬松年的一首詩。喬松年任安徽巡撫時，馬新貽剛好在他手下任安徽布政使。馬新貽遇刺后，喬松年寫詩吟詠，其中有“群公章奏分明在，不及歌場獨寫真”之句，顯然是諷刺馬新貽“漁色”。既然馬新貽當時的頂頭上司都說他“漁色”了，民間當然就更加信以為真了。馬新貽死后不久，他的小妾鄭氏在江寧府后院上吊自殺，這小妾便被說成是曹二虎之妻，更成了馬新貽“漁色負友”的佐證。而張文祥一擊得手，精準地刺中要害，表現出職業殺手的素質，也讓張文祥勤練刺牛皮一說更加繪聲繪影，言之鑿鑿。

    其實，同治四年馬新貽已經升任浙江巡撫，人根本不在安徽，他在浙江任上做了許多好事，很得當地老百姓的愛戴，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馬新貽借壽春鎮總兵之手殺曹二虎一事也不合常理，真要殺人滅口，秘密通知徐周即可，何須將曹二虎當眾處死？而馬新貽一生頗有清名，并非傳聞中那般無恥好色，他死時跟在身邊的兩名小妾金氏、鄭氏均已經年過四十，跟隨他已經超過二十年了，又哪里來的曹二虎之妻？

    而喬松年有意寫詩嘲諷馬新貽的動機也十分可疑。馬新貽升任浙江巡撫后，喬松年調任陜西巡撫。不久，馬新貽升閩浙總督、兩江總督，青云直上，喬松年卻因病被免職。昔日的下屬飛黃騰達，而自己卻江河日下，喬松年心中很不好受。此人出身富貴之家，自小養尊處優，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身上有極濃的紈绔之氣，即使做過巡撫這樣的大官，也不改其本性。恰好刺馬案發生后，迷霧重重，真假難辨，喬松年幸災樂禍，趁機附和“漁色負友”說，寫歪詩泄憤，推波助瀾，也不足為奇。

    之前馬新貽被張文祥一刀刺中時，大喊了聲：“找著了！”被好事者解釋為“冤家路狹，終于被找到了”的意思，認定馬新貽與張文祥是舊識，讓“漁色負友”說聽起來更加煞有介事。其實馬新貽是山東人，有濃重的山東口音，他喊的那一句本是：“扎著了！”馬新貽在遺疏中還特意提到自己是被“不識姓名之人”所刺，以他當時命懸一線的狀況，十足可信。

    在“漁色負友”版本的傳聞中，張文祥被塑造成忠肝義膽、為友復仇的俠士形象，大有昔日荊軻“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風度。但如果馬新貽真是富貴背友的話，曾國藩的結案已經多方顧及馬新貽的體面，作為馬新貽親信的孫衣言、袁保慶，應該考慮到馬新貽的名聲重要，立即接受曾國藩的結案才合情合理，為什么二人卻拒絕在奏結上簽字呢？對于馬新貽的個人生活，自小跟隨在他身邊的四弟馬新祐（馬新貽被刺時任河南試用知縣）應該最清楚。如果馬新貽真是帷薄陰私，為了澄清人品，馬新祐應該立即接受審訊官員的結案，以為兄長掩飾?？墒羌词购髞韽埼南楸涣柽t處死后，馬新祐還是覺得兄長疑案未明，并為此而悵恨終生。

    種種疑點，只能說明“漁色負友”版本的故事完全是偽造出來的，有太多牽強附會的成分，根本不足采信。

    有意思的是，刺馬案發生后不久，江寧的酒樓茶肆開始傳唱《金陵殺馬》的評彈。沒過幾天，上海租界里的丹桂茶園又編排出了《刺馬》一戲，其中馬新貽是一個忘友背主、勾結洋教、出賣朝廷的大壞蛋，而張文祥則是一個俠肝義膽的大英雄。戲上演后轟動一時，朝廷竟然也沒有派人出面干預。當時正值鄉試，安徽學政殷兆鏞也趕來湊熱鬧，出試題的時候，竟然寓其譏諷。

    第二種傳聞則是馬新貽“私通回匪”說。

    這種說法來源于張文祥本人的供詞。據陳功懋（其祖父陳鏡題曾參與會審張文祥的錄供研訊）在《張文祥刺馬新貽案真相》一文中說：張文祥供稱咸豐七年他為發捻時，馬新貽廬州失守，曾經被其俘獲。但當時他并不知道馬新貽就是廬州知府，因此將馬新貽與隨從時金彪一起釋放。時金彪感激張文祥饒命之恩，曾經暗中告訴他：馬新貽一直暗通甘肅的回民反清武裝。后來張文祥看見馬新貽“私通回匪”，卻還能青云直上，為之不平，決意為朝廷除害，將其刺殺。

    ［同治元年（1862）三月，太平軍西征部隊進入陜西，各地回民紛紛響應，從此掀開了西北回民大起義的序幕。當時有個伊斯蘭教阿訇名叫任武，曾經參加過咸豐年間的云南回民起義，起義失敗后退回陜西，藏匿在渭南倉渡鎮的清真寺中，時刻準備伺機再起。同治元年（1862）春，陜西團練大臣張芾強迫回民抽拔壯勇，又在華州虐殺回民，激起了公憤。任武感覺到時機來臨，于是率領渭南回民揭竿而起，一舉殺死張芾，并攻克華州等地，圍攻西安，占領渭河流域。十分可惜的是，這支一度聲勢浩大的回民武裝很快陷入了與漢人民眾的敵對仇殺中，西安、大荔一帶數十縣均卷入其中，死亡人數多達數十萬人，任武的力量也大大被削弱。同治二年（1863）初，清廷任命多隆阿為欽差大臣，西進攻打回民武裝起義，相繼攻陷了回民的后方基地羌白旗、王閣村等地，并以“護漢”為借口，大肆屠殺回民，史家河一帶六十里之內盡成白地，渺無人煙。任武遭受巨創后，率部退往甘肅一帶。此后，甘肅、寧夏、青海廣大地區的回民也紛紛起義，逐漸形成了四支主要的軍事力量：以馬占鰲為首的起義軍活動于甘肅南部；以馬化龍為首的起義軍活動于寧夏南部；以馬文義為首的起義軍活動于青海東部；以馬文祿為首的起義軍活動于甘肅西部。這其中，以馬化龍部的力量最強，馬化龍也因此成為整個西北回民起義軍的一桿大旗。西北局勢如此動蕩，清廷深感不安。同治七年（1868），清朝廷派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的身份西征。左宗棠經過周密計劃后，沒有直接進攻甘肅回民軍，而是先將矛頭對準了在陜甘交界處活動的董福祥部。董福祥部在重兵圍困下被擊潰，董福祥本人突圍而出，但其父董世有和弟弟董福祿被清軍招降。左宗棠又通過董世有招降了董福祥。從此，董部成為清廷對抗回民軍的急先鋒。清軍的下一個目標是回民軍中勢力最大的馬化龍。馬化龍見清軍勢大，多次請求投降，并改名為馬朝清。同治八年（1869）八月，清提督劉松山率老湘軍到馬五寨受降，被回軍中反對投降者開槍打死?；剀姵藙莘垂?，清軍大敗。左宗棠認為馬化龍“陽雖就撫，陰實助逆”，主張“痛剿以服其心”，此后加強了對馬化龍部的進攻，由劉松山之侄劉錦棠繼統老湘軍力攻馬化龍基地中心金積堡。同治九年（1870）底，馬化龍再次投降。左宗棠陰謀“先撫后剿”，命令馬化龍召各地回軍至金積堡就撫。結果各地回軍被騙到金積堡后，左宗棠大開殺戒，一人不留，馬化龍也被處死。不久，左宗棠在太子寺擊敗甘肅南部回民軍，并打敗了青?；孛褴婑R文義部，占領西寧。同治十二年（1873），甘肅西部回民首領馬文祿戰敗，向清軍投降后被殺，清軍占領肅州。至此，堅持十二年之久的西北回民起義全部失敗。］

    此供一出，匪夷所思，驚世駭俗。審訊官員驚愕相視，難以相信。錄供者也停下了筆，不敢記錄。江寧將軍魁玉知道了后，不斷搖頭，連稱“荒唐”。他親自審問張文祥，張文祥只說：“我為天下除了一個通回匪的叛逆，有什么不好？”

    被追問得急了，張文祥干脆說：“將軍是主使人?！笨駟柕溃骸皩④娛钦l？”張文祥大笑：“就是江寧將軍你呀?！笨褚虼耸蛛y堪。

    后來時金彪被官府逮捕，帶來江寧與張文祥對質。時金彪竭力否認張文祥的供詞說：“張文祥誣我說過馬大人勾通回匪的話，我伺候馬大人多年，他家雖是回教，總沒見他與回教人來往?，F在官至一品，更不敢遵奉回教，我如何敢昧良心說馬大人通回匪，實在是他誣報我的?！?/br>
    面對時金彪的對質，張文祥也改了口供：“小的所供時金彪曾向小的告說馬大人勾通回匪的話，是小的前因救過時金彪性命，將他報出幫同作證，好污蔑馬大人的?，F與時金彪對質，小的也不敢狡執了?！?/br>
    張文祥說馬新貽通“回匪”，是有意為之，將馬新貽繞到勾結回民謀反的大罪里，主審官員有所顧忌，便不敢再多追問。但這供詞實在太過荒誕，明顯是無稽之談。不過，張之萬、魁玉為了維護馬新貽的清譽，刻意隱瞞，沒有奏報朝廷。尤其是張之萬、魁玉提審時金彪時，只有布政使和按察使參加，且連審兩次均未錄供。這就難免有欲蓋彌彰的嫌疑，是以物議紛歧，訛言蜂起。

    傳聞說，馬新貽是回人，信伊斯蘭教，其父是山東菏澤回人的首領，與甘肅回王一直保持著緊密的聯系。馬新貽與太平軍、捻軍作戰時，軍火多來自回民的資助，所以才屢立戰功，一路升遷。馬新貽對回王感恩，一直想要有所回報。馬新貽的親兵徐義本是太平軍侍王李世賢部下，與張文祥是舊識。有一天，張文祥在杭州偶然遇到了徐義，徐義告訴他說：浙江巡撫馬新貽正與甘肅回部聯絡，要與回王一起逐鹿中原。張文祥聽了很是憤慨，認為馬新貽背叛清朝是壞了良心，當場怒罵：“此等逆臣，吾必手刃之！”剛好此時馬新貽下令取締非法營業的小押店，張文祥的小押店也在其中。張文祥生計被斷，聯想到馬新貽私通回部、蓄謀造反的行為，便決定刺殺他，一是為國除害，二是泄己之憤。

    在這個版本中，張文祥已經成了保衛清室、報效朝廷的有功之人，而馬新貽則是通敵的叛國賊。而這個故事之所以廣為流傳，得力于漕幫鹽梟在茶坊酒肆中大肆宣揚。以漕幫和湘軍的親密關系，可想而知，如此刻意丑化馬新貽形象的故事，只能出自被馬新貽以高壓手段對付過的湘軍將領之口。只是不知道曾國藩聽到這一版本的傳聞后，在面對傳說中的“英雄”張文祥時，會不會是哭笑不得的感受。

    第三種傳聞是張文祥“為天地會復仇”說。

    傳聞說，張文祥曾經是湘軍鮑超部下。鮑超是有名的湘軍將領，其部號稱“霆字營”，為湘軍主力，不過軍紀敗壞，經常公然掠奪地方民眾，號稱“所過殘滅如項羽”。張文祥加入霆字營后，由于作戰勇猛，受到鮑超賞識，被提拔為新兵營哨官。當時湘軍內部時興結盟自保，不少人都是哥老會成員，霆字營也有哥老會組織，張文祥加入了哥老會，并成為一個小頭目。湘軍后期，霆字營受哥老會煽動，在湖北金口鬧餉，發生嘩變。張文祥趁亂逃到天目山，躲進一座寺廟里。剛好寺廟長老是天地會首領，以出家人的身份做掩護，指揮山下的天地會從事反清復明的活動。張文祥知道真相后，加入了天地會。后來馬新貽任浙江巡撫，在寧波、臺州大肆“剿匪”，捕殺了不少天地會成員。寺廟長老十分痛心，便委托張文祥殺馬新貽為天地會會友報仇。

    這是第一個公然將刺馬案與湘軍聯系起來的傳聞。

    第四種傳聞是“洋教”說。

    傳聞說，馬新貽在上海與小刀會作戰時受了傷，在董家渡醫院治療時受洗加入了天主教。他上任兩江總督后，與法國天主教江南教區的主教郎懷仁來往密切，關系極為特殊。安慶教案發生后，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到江寧同馬新貽交涉，馬新貽對羅淑亞極其友好，一切照法國人的要求辦理。事后，馬新貽與安徽巡撫英翰聯銜發布告示，極力宣揚天主教的善行，勸人維護外教，并勒石豎碑保衛天主教。馬新貽又派兵保護在江寧等地的天主教堂。同治九年（1870），江寧發生反洋教活動，組織者是提督陳國瑞。陳國瑞還得到了江蘇布政使梅啟照的暗中支持，幫助印刷了大量宣傳傳教士殘殺中國幼童的材料。馬新貽知道后十分生氣，派兵捉拿陳國瑞。陳國瑞逃離江寧，經揚州到天津，參加了反洋教的活動，并得到了醇親王奕的支持。天津教案發生后，法國傳教士及駐華公使公開以武力威脅，要求懲辦陳國瑞，但由于醇親王的庇護，被軍機處敷衍過去。馬新貽被刺殺后，傳教士反應強烈，鎮江城里的傳教士還公然為他搞悼念活動。剛好張文祥供詞中有“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說法，又因為如沒有內線指引，張文祥根本就無法進入馬新貽由校場回署的箭道，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刀槍林立之中，一刀殺了兩江總督大人。于是，江寧城中又流傳著是醇親王奕和陳國瑞指使張文祥刺殺了馬新貽。而更為離奇的是，陳國瑞后來被發往黑龍江齊齊哈爾當差，于光緒八年離奇死于黑龍江戍所，風傳他是被人殺死。

    ［同治八年（1869）初，法國天主教教士韓石貞（plerre hende），英國內地會教士密道生、衛養生等人來到安慶，以超低價格強行購買民房，拆除后改建為教堂，由此引發當地民眾的不滿。當年五月，湖南反教揭帖（傳單）傳到安慶。當時正值府院考試，安慶府各地文武考生云集于此，看到揭帖后群情激奮，對外國傳教士強取豪奪的行徑十分憤怒。到了九月，考場附近貼出了揭帖，號召大眾在某個日期一起去拆毀教堂。九月三十日，英教士密道生、衛養生乘轎趕到安慶府署，要求查辦散發揭帖之人。民眾和考生聽說后，十分憤慨，武舉王奎甲率眾搗毀了位于西右坊、東右坊英法傳教士的住所，密道生、衛養生逃入安慶府署，韓石貞連夜乘船逃往上海。這就是安慶教案。當年十月初三，英國駐華公使阿禮國和法國駐華公使羅淑亞聯合對清廷進行要挾。為了達到恫嚇的目的，羅淑亞還與法國水師提督一起率六艘兵船趕往上海，又派四艘兵船趕赴江寧，另派兩艘兵船經安慶、九江至漢口查辦教案。清廷立即屈服，立即命兩江總督馬新貽等迅速結案。馬新貽對羅淑亞的無理要求一一答允：將安慶城內的官地或倉廒衙署撥給教會作為堂基；賠償損失四千元；懲辦“肇事首犯”等。］

    曾國藩本人就是在天津教案上栽了個大跟頭，與洋人有關的一切都令他避之如虎。而醇親王奕是恭親王奕?親弟，慈禧太后親妹夫，正受太后力捧，廣結八旗子弟，整頓神機營，隱有制約湘、淮兩軍的用意，是個絕對碰不得的人物。因此對于這個版本的故事，他不愿意相信，也不敢追查。

    第五種傳聞是“督撫不和”說。

    傳聞說，是江蘇巡撫丁日昌花三千兩銀子買通張文祥，謀殺了馬新貽。

    江蘇巡撫為兩江總督下屬，管轄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和太倉直隸州，駐在蘇州。之前，太湖水師哨勇徐有得、劉步標陪同哨官王有明到蘇州看病。當晚，徐有得、劉步標二人閑逛妓院，剛好遇到丁日昌族人都司丁炳、范貴等人。雙方因為爭奪一名美貌妓女起了沖突，打起架來。剛好蘇州親兵營游擊薛蔭榜帶兵巡夜，將滋事的雙方都抓了起來，各打四十軍棍，以示警戒。偏偏徐有得很不服氣，結果又被加打了四十軍棍。這件事就此了結。

    不料四天后，徐有得傷重而死，事情一下子就鬧大了。江蘇巡撫丁日昌為了表示自己公正，主動上奏，自請議處。此時他還不知道當天晚上在妓院參與打架的還有自己的兒子丁蕙蘅（時為候補道員）和侄子丁繼祖，后來知道事情經過后，后悔莫及，但也無可奈何。

    朝廷將案件交給了兩江總督馬新貽處理。馬新貽接案后，倒也十分認真地秉公處理，但丁蕙蘅始終不肯來江寧投案，派人前去傳喚，丁日昌則推托說兒子夜里越墻逃匿，不知去向。而實際上，許多人親眼見到丁蕙蘅在巡撫衙門進進出出，毫無顧忌。這期間，丁日昌多次向馬新貽請托，希望他高抬貴手。馬新貽認為丁蕙蘅拒不投案是故意藐視自己，又因丁日昌是曾國藩親信，十分警惕，置之不理。就是從這個時候，“督撫不和”的故事開始廣為流傳。

    由于丁蕙蘅拒不到案，此案拖了將近一年也無法結案。馬新貽十分惱怒，決定強行結案，將丁炳、薛蔭榜、丁蕙蘅、丁繼祖等人都處以革職，并判出款一萬兩白銀以安置死者。丁蕙蘅仗著父親是江蘇巡撫，堅持不肯歸案，馬新貽也有辦法處理，上奏請交朝廷議處。

    以上全部是真事。四十天后，馬新貽遇刺。最可疑的是，馬新貽遇刺當天的閱射，按照慣例總督和巡撫都要參加，但江蘇巡撫丁日昌卻并未到場。他已經在刺馬案發生前夕自蘇州趕赴天津。

    不過，丁日昌趕赴天津卻是奉旨所為。當時，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力，被全國上下痛罵，曾國藩感到難以支撐，便上奏請求另派大臣赴津協同辦案。于是清廷選中了有“洋務能員”之稱的江蘇巡撫丁日昌。六月二十八日，清廷下諭令命江蘇巡撫丁日昌赴津辦理教案，因其路遠，難以速至，又命工部尚書毛昶熙先赴天津。

    奇怪的是，丁日昌接到諭令后，沒有立即趕赴天津，而是一直拖到七月十四日。當時，從蘇州到達天津需要十天左右，也就是說，丁日昌是在馬新貽遇刺前十天就離開了蘇州，并且剛好在刺馬案發生的前一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五日到達了天津。一下船，丁日昌便直奔直隸督署，與曾國藩密談良久。正是在當天，江寧大雨，馬新貽閱射未能成行。

    第二天，七月二十六日上午，身在江寧的馬新貽被張文祥刺殺于回府衙的路上的時候，在天津，曾國藩正趕去回訪丁日昌，秘密交談了近一天。

    第三天下午，馬新貽因傷勢過重而死時，曾國藩正在午睡，還在日記中記錄當時的心情是“心不能靜”。丁日昌隨后趕到直隸督署，二人又是一番密談，直到深夜。

    刺馬案后，丁日昌一直滯留在天津，直到朝廷讓曾國藩回任兩江總督的上諭到達。當時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不當，“殘民媚外”，備受中外抨擊，回任兩江總督能夠將他從泥潭中拉出來，絕對是一件好事。但曾國藩與心腹反復商議后，決定以身體多病為理由，固辭兩江總督。不料朝廷的態度十分堅決，有病也必須去兩江。

    此時，太常寺少卿王家璧上奏，直接指出總督馬新貽被刺與江蘇巡撫丁日昌有關，說：“江蘇巡撫丁日昌之子被案，應歸馬新貽查辦，請托不行，致有此變?！边€說，“聞此言者非臣一人，臣所聞者亦非一人所言，其言時皆相顧嘆息，及向根詢，則皆畏累不敢盡言。臣思陜西僻在西隅已有所聞，江南必有確實公論，屬吏或難兼采，京師相距較近，亦必有所傳聞?！边B京官都這么說，可見“督撫不和”的傳言流傳很廣，絕非一日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