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文字之國，中國人是文字的國民。這是日本人時常挖苦中國的話，但是我仔細想過覺得并不怎么冤枉。

    中國人之善于做應制文詩，章奏狀詞，傳單揭帖等，截至民國十九年止，至少已有二千年的歷史了。不過這個暫且擱起不談，我所想說的只是文字在中國的一種魔力。

    據說那位有四只眼睛的倉頡菩薩造字的時候，天雨粟，鬼夜哭，就鬧得天翻地覆，惜字圣會的大黃布口袋至今還出現于北平市上，可見不是偶然的事。張天師派的鬼畫符，以至夜行不恐的手心的虎字，或者是各地都有類似的花樣，等于西洋也有臭蟲，但是“對我生財”等標語則似乎是我們的特別國情了。再看通行全國的戲曲小說，其才子佳人一類的結構，無非是小生落難，后花園訂百年盟，狀元及第，考試院對七字課之流，《平山冷燕》與《花月痕》等書里的主人公，唯一的本領幾乎就是吟詩。在秀才階級支配著思想的中國，雖然實際上還是武帝與財神在執牛耳，文章卻有他的虛榮，武帝財神都非仗他擁護不可，有時他們還得屈尊和他來做同伴才行。儒將和儒醫一樣，有特別的聲價，所以說關圣帝君必得說他讀《春秋》，說岳爺爺也必得舉出他的一首《滿江紅》來。民國以來這種情形還不大變，如威名蓋世的吳子玉先生和馮煥章先生都有一部詩集出世，即是很好的例子。

    諸暨蔣觀云先生在《新民叢報》上詠盧sao曰：“文字成功日，全球革命潮，”其是之謂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