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等人制，是一種似乎沒有系統、正式的宣布過，但有元一代始終奉行蒙古至上主義，優待色目人，輕視漢人、尤其歧視南人，以確保蒙古貴族的統治權和特權的制度。

    在征服人數最多的第四等人南人之前，即忽必烈統治的初期，各種機構的設置和為實施文官管理所作的各項規定，都以充分考慮了這些區別，并且從法律上加以強化。

    一旦這些法律規定確定，就具有法律的效力，一直影響到元朝滅亡為止。

    這些歧視性地規定被用于所有與國家有關的、規范人民生活的各項事務中，終元之世，漢人、南人受到多方面的不公平待遇，與蒙古、色目人相較，政治上的民族差別極為明顯。

    元代四等人制的一個重要特征是按族群等級任官，“百官皆以蒙古人為長”，雖然在執行過程中存在例外，但有元一代基本上遵循了這個原則。

    據《元史·百官志》序記載世祖忽必烈時，“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權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谕庹邉t有行省，有行臺，有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br>
    并且對這些機構官員的任職作了硬性的規定，即“官有常職，位有常員，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蒙古人都可入仕做官，也不是凡入仕做官的蒙古人都可以為長?！跋г?，取仕用人惟論跟腳”。

    所謂“跟腳”就是指“出身門第”。有“根腳”的蒙古人居官，往往根據他們家世的地位，來決定職位的尊卑。

    成吉思汗時期形成的木華黎、博爾術、博爾忽、赤老溫四大怯薛家族，不僅在當時享有極高的地位，而且他們的子孫后代都世襲萬戶、千戶之長，并擔任高級怯薛，成為元朝各代皇帝的親貴重臣，他們都被稱為“大根腳人”。

    出生于這些家族的人，在元朝政府機構中總是位居省、院、臺要職。所以元末葉子奇說“仕途自木華黎等四怯薛大根腳出身分任省臺?！?/br>
    法律，在中國古代是歷朝統治者維護統治，推行階級壓迫的工具。

    到了元代，其推行階級壓迫的本質沒變，只是增加了新的內容，維護蒙古、色目貴族的統治利益，即法律上保護、偏袒蒙古人和色目人，而漢人、南人則在刑罰方面遠嚴于蒙古、色目人。主要表現在漢人、南人的生命財產沒有保障，而蒙古、色目人在與漢人、南人的沖突中，即使犯了罪，也能得到法律的保護，具體表現在

    一、大宗正府設立及所賦予的權限，體現了民族不平等和維護蒙古貴族特權的原則。

    大宗正府，既是管理皇家事務的機構，又是具有獨立管轄范圍的中央司機關。

    至元二年設立，置十員（札魯忽赤）。三年，置八員。九年，降從一品銀印，主要受理蒙古王公貴族案件的審判。屬下監獄拘押的對象是“凡諸王、駙馬投下蒙古、色目人等，應犯一切公事（者），及漢人jian盜、詐偽、蠱毒、厭魅。誘掠（在）逃驅（口）、輕重罪囚，及遠邊出征“有罪”官吏。每歲從駕分司上都存留住冬諸事，悉掌之。以諸王為府長，余悉御位下及諸王之有國封者?！保ā对贰肪?7）

    泰定帝也孫鐵木耳致和元年有規定“以上都、大都所屬蒙古人、并怯薛、軍站色目與漢人相犯者，歸宗正府處斷，其余路府州縣漢人、蒙古、色目詞訟，悉歸有司刑部掌管?！?/br>
    據此，則北方除上都、大都地區蒙古、色目與漢人之間糾紛的案件歸宗正府外，其余地區漢人、蒙古、色目詞訟均歸地方政府和中央刑部處理，江南地區的刑獄也歸刑部審理。

    順帝元統二年三月，“詔蒙古、色目犯jian盜偽之罪者，隸宗正府；漢人、南人犯者，屬有司?！保ā对贰肪?8）

    也就是說，到了順帝時，政府又收回了刑部有限的對蒙古、色目人的司法權，歸宗正府管理。

    同時，《元史·刑法志》規定“諸蒙古人居官犯法，論罪既定，必擇蒙古官斷之。行杖亦如之。諸四怯薛及諸王、駙馬、蒙古、色目之人，犯jian盜詐偽，從大宗正府治之?！?/br>
    在中央大宗正府長從一品銀印，較刑部尚書為高，又由蒙古諸王充任，蒙古貴族掌握了獄政大權。

    地方上，路、府、州、縣各設有蒙古管事官達魯花赤一人，其權利凌駕于地方長官之上，也可以直接鞠勘罪囚，從而表明不少地方的司法權實際cao縱在蒙古官之手。

    用蒙古人斷蒙古人的罪，結果不是官官相護，就是蒙古人袒護蒙古人。給蒙古、怯薛軍、色目人等帶來了特權及方便，不僅一般案犯享受“有罪部判”，或者“輕判”的特權，即使獄中重囚也往往享有特殊優待。

    具體程序是各?。ǜ估锔髀罚┲卮蟀讣蠄笾醒?，犯人是蒙古人的，送大宗正府審核；犯人是南人的，送中書省刑部審核；至于漢人案件，則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處理，有時送大宗正府，有時送中書刑部。色目人大多按所在地區或送呈大宗正府，或送中書刑部。

    二、不平等還體現在各族群間同罪異罰。

    至元九年五月，元政府頒布了“禁止漢人聚眾與蒙古人斗毆”的禁令。（《通制條格點?！肪?7）

    后來又規定“諸蒙古人與漢人爭，毆漢人，漢人勿還報，許訴于有司?！薄叭缬羞`反之人，嚴行斷罪”。（《元史》卷105）

    這條禁令在《元史》中已篡改，通常都理解為漢人毆蒙古人，蒙古人可立即還手；而漢人被蒙古人毆，不得還手，僅許訴與官衙。如果違反了將嚴行懲罰。

    但如果查這句話的出處，為明顯斷章取義，其原文如下“至元二十年二月，中書省刑部準兵部關承奉中書省札付，照得，近為怯薛歹蒙古人員，各處百姓不肯應付吃的，不與安下房子，札付兵部，遍行合屬依上應付去訖。今又體知得，各處百姓依前不肯應付吃的粥飯，安下房舍，致有相爭中間，引惹爭端，至甚不便。仰遍行合屬，叮嚀省諭府、州、司、縣、村、坊、道、店人民，今后遇有怯薛歹蒙古人員經過去處，依理應付粥飯宿頓，安下房舍，毋致相爭。如有蒙古人員毆打漢兒人，不得還報，指癢癢證見，于所在官司赴訴。如有違犯之人，嚴行斷罪。請依上施行?！保ā对湔隆肪?4）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元朝在立法上對怯薛成員給予特殊的權利，這是一個特殊的法律規定，其適用的范圍主要在怯薛歹蒙古人員與普通漢人之間，而非指所有蒙古人都能享受到這樣的待遇。

    但殺人者死，并征燒埋銀五十兩給苦主，這是一般的規定，但“諸蒙古人因爭及趁醉毆殺漢人者，斷罰出征，并全征燒埋銀?！保ā对贰肪?05）

    “因爭及趁醉”為蒙古人開脫，為蒙古人任意毆殺漢人預設了免死償命的特權。例如諸王孛蘭奚因為一己而私怨殺人，但因為他是“國族”，得以免死，僅杖而流于北鄙充軍。如果蒙古人砍傷他人的奴隸，治罪愿休和者聽。（《元史》卷105）

    法律上又規定，蒙古人扎死漢人，只需打五十七下，征燒埋銀，但是，“漢兒毆死蒙古人”，則要處死，并“斷付正犯人家產，余人并征燒埋銀?！保ā对湔隆肪?2）

    “盜”罪附加刺字，是作為犯罪和累犯的標志，元律同樣規定盜竊犯須刺字，但不同族群待遇不同，大德六年，“定竊盜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強盜初犯刺項?！蓖瑫r又規定“其蒙古人有犯，及婦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保ā对贰肪?04）

    此后關于蒙古人免刺的禁令再三強調，順帝元統二年七月，“詔蒙古、色目犯盜者免刺?！保ā对贰肪?8）

    漢人“諸竊盜初犯，刺左臂，謂已得財者。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項。強盜初犯刺項，并充景（警）跡人，官司以法拘檢關防之。其蒙古人有犯，及婦人犯者，不在刺字之例?！保ā对贰肪?04）

    如果“諸審囚官自用，輒將蒙古人刺字者，杖七十七，除名，將已刺字去之?！保ā对贰肪?03）

    同樣殺人、偷竊，蒙古人與漢人判罰不同，可謂待遇相差懸殊。

    三、蒙古貴族所壟斷的監獄體系的建立，從組織機構上保障了蒙古人犯羈禁期間的特權。

    蒙古人犯罪與拘役，刑訊與監禁，或得以免除，或享有最優厚的待遇。蒙古貴族犯罪（除謀逆等大罪外），更可享受特權，免受縲紲之苦。

    至元九年，“據正蒙古人每，除犯死罪，監房收禁，好生巡護，休教走了；不得一面考慮，即便申覆合干上司；比及申覆明降，據合吃的茶飯，應付與者。外據真jian真盜之人，達魯花赤與眾官一同問當得實，將犯人系腰合缽去了，散收，依上申覆。其余雜犯輕罪，依理對證，并不得一面促拏監首?！保ā对湔隆肪?9）

    蒙古人除犯死罪，才“監禁依常法，一般犯，或散禁，或不禁”，“有司勿執拘之”。對在押之蒙古犯人，獄官“毋得拷掠，仍日給飲食”。而漢人、南人罪囚，一旦鋃鐺入獄，便喪失任何法律保障，“晝則帶鐐居役，夜則入囚牢房，”處于嚴酷的拘系中，甚至可能被凌虐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