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周忱的巡撫江南，《明史》有如下描述“（宣德）五年九月，帝以天下財賦多不理，而江南為甚，蘇州一郡，積逋至八百萬石，思得才力重臣往厘之。乃用大學士楊榮薦，遷忱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諸府，總督稅糧?！?/br>
    永樂中后期至宣德初年，江南等地逋賦嚴重。為確保財政收入，宣宗在派出胡概、葉春常駐江南，打擊豪右，興革利弊的同時，另派部院大臣直接參與江南等地稅糧的催督解運。

    明代以部院大臣直接參與地方稅糧催解的最早記錄，發生在洪熙元年。

    當年閏七月，福建等道監察御史何楚莫等劾奏（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夏迪“催糧常州，縱舊同僚之子往來，受武進縣民白金，知有外議，始飾辭首官。又杖殺糧長朱輝，難任風憲，請正其罪”。

    夏迪是在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才升任南京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故其催糧常州之事，當發生在洪熙元年上半年。

    宣德二年三月，行在戶部奏“浙江等布政司、直隸蘇松等府秋糧，應納淮安、徐州倉者為數甚多，恐催征稽緩，有妨儧運，請分遣廷臣督之?！庇谑切诿疾煸河覂L都御史李浚、通政司左通政朱侃、鴻臚寺少卿劉順、王勉及巡撫蘇松大理寺卿胡概、參政葉春分督。

    同年九月，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奏“京師文武官吏旗軍并工作軍士夫匠用糧數多，慮倉儲不給，請以浙江、江西、湖廣并直隸蘇松等府今年定撥淮安、徐州秋糧發民運赴通州倉，其平江伯所運淮安等倉糧少，則于南京倉內關運上?！庇谑怯置汤赏踝?、曹本、金庠、蘇瓚、副都御史陳勉往督其事。

    三年九月，又遣行在吏部右侍郎王讓、兵部左侍郎曹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浚、大理寺左寺丞楊復、鴻臚寺右寺丞焦循分督直隸、浙江、江西秋租。（《明宣宗實錄》卷65、6、26、31、47）

    四年八月，再次命行在工部右侍郎羅汝敬、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李浚、大理寺右少卿傳啟讓、鴻臚右寺丞焦循、郎中趙新、胡添祺、員外郎張鑒、吳杰往蘇松、浙江、江西等處督運糧賦。

    從宣德二年至四年間，朝廷連續四次派遣中央部院大臣直接赴各省督理稅糧征解，可見當時各地逋賦問題何其嚴重，而原有稅糧征解體系已出現運作不靈之勢。

    為保證財政收入，明廷只得加強督催力度。

    不過，以臨時差遣部院大臣督理稅糧的做法畢竟不是長久之計，特別是一旦所用非人，反而事倍功半。

    宣德三年三月，宣宗就曾特別敕諭行在戶部，“遣官催糧，往往在外貪濁，豈無廉公可使？爾其審之！”

    此外，利用外派之機，作威作福者也大有人在，比如宣德二、三年間兩次受遣的兵部左侍郎曹本，在催督浙江秋糧期間，“所至諸閘，作威肆虐，唯已所督運者得度，其他處運糧及軍民商賈皆不得行”，導致“舟楫積滯，雨水驟發，傷壞者多?！?/br>
    “（曹）本初督稅糧浙江，催征頗勤，然挾勢驕蹇，惟務便已，不恤下人，道路側目，且恣肆貪求。有敕奏其罪者，本還朝，上切責之。行在戶部奏本所督糧未完者多，仍命往督。至是，有告本恃恩非法，不改前過”，于是宣宗將其降為山西布政司右參政。

    宣德四年，宣宗對再次派出督糧的羅汝敬等人囑咐道“比來有司征收多弊，輸納違期，今命爾等往督之，催科當戒苛刻，持已當加廉慎，無效曹本所為也”。

    不久，又對行在戶部臣抱怨道“各處稅糧多有逋慢，督運之人少能盡心，jian民猾胥為弊滋甚，百姓徒費，倉廩未充，宜得重臣往蒞之?！?/br>
    可見，曹本只是當時督糧大臣中“反面教材”的典型之一，這種臨時性差遣的效果并不令人滿意。

    宣德五年九月，在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重臣的推薦下，升行在吏部郎中趙新為吏部右侍郎，兵部郎中趙倫為戶部右侍郎，禮部員外郎吳政為禮部右侍郎，監察御史于謙為兵部右侍郎，刑部員外郎曹弘為刑部右侍郎，越府長史周忱為工部右侍郎，分赴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山西、北直隸府州縣及山東、南直隸蘇松等府縣，“總督稅糧”。

    臨行之前，宣宗賜敕諭曰“今命爾往總督稅糧，務區畫得宜，使人不勞困，輸不后期。尤須撫恤人民，扶植良善。遇有訴訟，重則付布政司按察司及巡按監察御史究治，輕則量情責罰，或付郡縣治之。若有包攬侵欺及盜賣者，審問明白，解送京師。敢有沮撓糧事者，皆具實奏聞。但有便民事理，亦宜具奏。爾須公正廉潔，勤謹詳明，夙夜無懈，毋暴毋刻，庶副朕委任之重?！保ā睹餍趯嶄洝肪?7、39、44、55、70）

    從中可知，周忱等人的所謂“總督稅糧”，是對宣德二年以來差遣部院大臣催督稅糧辦法的延續，而不同之處在于，一方面，周忱等人是經過精心挑選，破格提拔，專門負責督糧工作的；另一方面，為便于常駐地方處理督糧相關事宜，周忱等人還被賦予了一定程度的“巡撫”功能，可以對地方訴訟作出不同程度的處理，特別是對于涉及稅糧逋欠問題的經濟案件，可以便宜行事。

    這和之前的部院督糧大臣是有本質區別的，倒是同胡概、葉春巡撫期間的職權有通同之處。

    只不過，周忱等人的本職工作是督糧，而胡概則以捕盜和督理農務為主。

    在周忱之前，宣宗已經任命了侍郎成均赴江南接替胡概督理浙西農務，也兼任“巡撫”。

    至此，江南地區再次出現兩位巡撫，即“督農巡撫”成均和“督糧巡撫”周忱。

    到宣德七年，成均還部后，周忱一人集督糧、督農（治水）、巡撫等權責于一身，還陸續肩負起清理軍伍、督理鹽政等職權，其轄區也基本固定為南直隸十府一州，兼管浙江嘉湖二府稅糧、水利，而應天巡撫至此遂成為定制。

    周忱是著名的理財專家，先后在江南巡撫達二十一年之久。

    “江南賦，民獨苦，征一石，解萬戶。

    周尚書，來何暮，減官田，十之五。

    濟農倉，不足補，浚六湖，成沃土。

    二十余年歌且舞，誰其嗣之赤歷簿？

    尚書不來吏呼怒。民獨苦，江南賦?！?/br>
    上述類似民謠的《江南賦》，乃清初被康熙皇帝稱為“老名士”的長洲才子尤侗所作，用以歌頌明代江南巡撫周忱的歷史功績。

    周忱的根本任務是緩解永樂以來江南地區的巨額逋賦，保證對國家財政的有效供應，而督糧期間更實現了對江南財賦的全面整頓?？傮w看來，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落實宣、正年間的江南減賦。

    2，促進田賦改折。

    3，配合漕運制度改革，創立論糧加耗的“平米法”（也叫“牽耗法”）。

    4，建立濟農倉制度。

    如果說，前兩條是對明前期逋賦的前提——“重賦”的直接緩解，那么后兩條，則是著力于提高江南地區的賦稅征解償付能力。

    據周忱自稱“直隸蘇松常州各府，稅糧繁重，自永樂初年至宣德七年以前，并無一年納完者。臣受命以來，夙夜恐懼，是以不避嫌疑，違越常例，令各府縣于水次置立倉場，將一應稅糧連其食用船錢加耗米俱收于內，見數撥運，積有余剩，付有司賑濟貧民，及買辦軍需公用，近八九年間，方得總足”。（《明英宗實錄》卷116）

    隨著這些措施的順利推行，從宣德七年以后，永樂以來日益嚴重的江南逋賦終于得到控制。

    “自宣德八年為始，至正統十四年止，通計一十七年，每年完過正糧四百余萬，皆有通關銷繳。蘇州一府，未立法之先，每年欠糧一百余萬，皆幸蠲免。既立法之后，每年完糧二百余萬，又得余剩加耗別用?！K松等府自宣德八年至正統十四年，因忱稽考加耗，稅糧俱完，全無拖欠”。（周忱《求全得毀書》）

    可見，宣德八年至正統十四年間，確實達到了《明史》所稱的“江南數大郡小民不知兇荒，兩稅未嘗逋負”的狀態。

    周忱治理逋賦的訣竅，在于成功地利用“平米法”和“濟農倉”建立起一套強大的江南地方財政系統，不但成功完納賦稅，還產生了大量“羨余”，用以支付地方公共開支。

    但問題是，地方獨立財政系統與明朝中央集權的統治原則格格不入，因此朝廷內外對周忱江南政策的質疑與彈劾就一直持續不斷。

    周忱能夠在江南堅持二十年屹立不倒，除了其卓越的個人能力外，實與宣、正時期最高統治集團的支持密不可分。

    但也正因為這個原因，在三楊去世，特別是正統十四年，英宗“北狩”，王振勢力遭清洗后，周忱失去朝中奧援，很快被彈劾罷官。

    而獲罪緣由，正是他的“牽耗法”與“濟農倉”之制。

    景泰元年，戶部奉，“近應天府溧陽縣民彭守學言‘直隸常鎮蘇松浙江嘉興等處錢糧，數年以來，并無拖欠。攢收之時，加耗每石有七斗、九斗者，及起運兌軍并存留上倉，積出羨余，動以萬計，因巡撫侍郎周忱不能遍歷防閑，遂致各該官更糧里人等，或指以修學校、蓋公館，及整補寺觀為名，甚至變兩假公花銷，任其所為，不可勝計’。臣等切詳，此弊容或有之，請選本部郎中等官二員，馳驛分往各處查究追征。從之”。（《明英宗實錄》卷191）

    另據周忱自述，其獲罪緣由，實因他成功解決了逋賦問題，使得江南地方jian猾無法享受蠲免逋賦的待遇，正所謂“求全得毀”

    “正統十四年六月，遇蒙赦宥，凡正統十三年以前各處拖欠稅糧馬草，俱得蠲免。而蘇松等府，升合無欠，不沾蠲免恩例，下民方歸咎于忱。

    然忱以公心完糧，聽其自然。廼因罷閑官彭守學建言，當案者偏信平日謗議之言，呈部差官，前來查究。因宣德八年至正統十四年正糧皆完，卻將一十七年額外用過加耗船腳錢及蘆席稻草等項，折算一百余萬，著要民間追征，重加罪責切詳。宣德七年以前各處正糧拖欠者，得以蠲免，彼此皆無口舌。

    蘇松等府自宣德八年至正統十四年，因忱稽考加耗，稅糧俱完，全無拖欠，不霑蠲免者，反蒙于額外查征加耗，又加之以通同侵欺之名，豈非所謂‘求全而得毀’者乎？”（周忱《求全得毀書》）

    景泰二年，明廷遣戶部主事黃琛、王澍、監察御史李鑒往蘇松常鎮嘉湖等府，追征尚書周忱所費糧，以數十萬計，皆遠年耗用，于見在官吏糧里追陪。給事中御史請暫停止，戶部尚書金濂執奏不從。

    周忱自陳云“臣先總督各府糧，見彼處大戶不肯納糧，里甲逼征小民，倍出加耗，代其遠運，以致連年負欠。

    臣遂于宣德八年春赴京議，將加耗并遠運腳費襯倉作囤蘆席稻草，悉令大小戶自納本年稅糧，方得完足。

    行之數年，余糧積出漸多，蘆席稻草并易錢入官。

    臣見各府或遇賑濟，饑荒補納，遭風失盜糧米，買辨納官絲絹，修理舍廨廟學，攢造文冊，及水旱祈禱，管糧官無馬騎坐，俱科于民，于是將所余糧及所易錢隨時支用，有賑貸未還，遇赦宥免者，有估計時值，低昂不一者。緣奉宣宗皇帝并太上皇帝敕諭，許臣便宜行事，以此支用，不復具聞。

    今因民人彭守學奏，戶部差官，勘出前項過征妄費錢糧，致被十三道糾劾，實臣出納不謹，罪重丘山，死有余辜”。

    禮部尚書楊寧亦言“忱通同官吏，妄費錢糧，罪乃在忱，而糧于民間追征，民何以堪？況差官去，惟務催科，不為究實，如千石造橋，與準數百石萬石蓋寺，與準數千石余皆追還，至有拋棄產業，挈家逃竄者，如此逼民幾何，不至相聚為盜？伏望圣恩準勘，正統十四年以后侵欺者征納，以前者蠲免”。

    詔從之。召回琛、澍、鑒，令巡撫侍郎李敏俟秋成進完，果陪納不前者已之。

    既而六科十三道復劾忱自陳不實，“觀其意，似謂正糧既完，余糧已應得花費，此老jian巨猾之所為，情實難恕，乞治其罪”。

    詔以忱年老，寘不問。（《明英宗實錄》卷205）

    景泰二年八月，周忱被迫致仕，“忱既被劾，帝命李敏代之，敕無輕易忱法。然自是戶部括所積余米為公賦，儲備蕭然。其后吳大饑，道饉相望，課逋如故矣。民益思忱不已，即生祠處處祀之?！?/br>
    景泰四年十月，一代名臣周忱郁郁而逝，終年七十三，得謚“文襄”。（《明史》卷153）

    自是之后，明政府再無政策性減賦，而作為江南財賦總管的歷任應天巡撫，只能在保證定額前提下，對蘇松等府官民田科則、征解加耗方式上做內部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