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斬殺毛文龍這震撼一時的歷史事件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首先，拔除了威脅明朝東北邊疆安全的隱患，沉重打擊了東江的離心勢力，使明廷權力得以控制東江。

    其次，以鐵血的手段遏制了東江惡性膨脹的將權，此后雖然出現了相互攻殺的情形，但是“將權益卑”，繼任者的威勢完全無法與毛文龍相比，東江也就沒再出現敢于與明廷對抗的跋扈武將。

    再次，改變了自天啟元年以來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各自為戰的局面，統一了兩大戰場的指揮權，為兩路出兵的復遼計劃了可能性。

    最后，斬殺了有種種不法的亂帥，嚴肅了東江軍紀，革除了毛文龍時代的種種虐政，這既遵行了軍法，也維護了朝廷的綱紀，使作惡者得到應有的懲罰。

    而實現以上的積極影響，只是付出了斬殺一帥的代價。

    斬帥之后，東江鎮中的毛文龍親信雖然洶洶欲亂，但是在袁崇煥的宣慰之下，波濤不驚，整編了東江軍隊，清理了東江糧餉，東江大權也順利地轉移到袁崇煥支持的劉興祚兄弟手中。

    在斬殺毛文龍的過程中，袁崇煥雖然有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他以督師之重，深入扈帥軍中而處之泰然，事先做齊一切準備，并隨機應變，授計殺帥，掌握其生死于掌中，斬帥之后又安撫其手下的驕兵悍將，輕松地易置其親信將領，做到控制權的順利過渡，個中的手段和膽略著實令人嘆服，可以說是袁崇煥遼事生涯的一大杰作。

    即使是袁崇煥被定案慘殺的崇禎三年秋，趙維寰仍然說

    “夫毛帥之當斬，非獨在犄角無功也。

    昔天啟朝，曾假逆芳謾書，直達御覽，書中自稱毛大將軍，而以棄明投暗語指斥先帝，爾時無上之罪固已不勝誅矣。

    迨登海揚帆，震驚內地，而帥之本謀盡見，此而不誅，是無國法也。

    誅之，勢不能系之闕下，不得不謀之海外，謀之海外，呼吸安危，間不容發，而必責以請命，是又無兵機也。

    崇煥伎倆，自寧錦再捷后，此役尤為見奇，嗡張卷舒，種種合法，弄逆帥于股掌之上，而一軍貼息，莫之敢嘩，將略真有大過人者”。（趙維寰《雪廬焚余稿》續草卷1《議斬帥》）

    正因如此，毛文龍被殺后，當時“通國快然”，“天下稱快”，“眾咸快心”，“眾口附和，視為奇舉、“議者皆以為功”，幾乎異口同聲地為斬帥叫好，盛贊袁崇煥有古英雄豪杰之風。

    同時代杰出的軍事家孫承宗、茅元儀也對袁崇煥的斬帥給予高度評價。

    孫承宗于袁崇煥被殺之后曾作詩“東江千古英雄手，淚灑黃龍半不平”，就是說斬帥一事是英雄手筆，袁崇煥蒙此罪而死是有所不平的。

    茅元儀聽聞斬帥之事，作詩云“東來消息漸聞真，可為吞胡志欲申。木葉城邊明律令，梨花槍底失精神。九年興廢如癡夢，一日權豪失貢臣。只怪無雙稱國士，如何借緋餌他人”，即認為袁崇煥斬殺毛文龍是規復遼東、嚴肅軍紀的國士之舉，但是對袁崇煥借用宋獻為東江餉司以迷惑毛文龍有所微詞。

    茅元儀更視斬帥一事為崇禎圣政，所作《述圣》詩十首其三云“一桿黎花作鎮東，不名久己踵桓公。宋家不解君王意，不待新塘始奏功”。

    下注云“江東帥毛文龍擅兵海外，先朝詔旨久矣不名，畏上威靈，為督師所戮，不敢動”

    當時人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反應，正是因為毛文龍已經成為封疆大蠹，所謂“識者無不謂其疆場之蠹”，以種種不法挑戰朝廷綱紀，引起公憤，所謂“朝野人人痛恨”，“毛文龍功罪本末，舉朝共知”。

    有些不明毛文龍不法罪狀的人，受惑于毛文龍的牽制之名，對袁崇煥的殺帥是有質疑的。

    如王思任在致茅元儀的信中稱

    “頃見袁督師賺殺毛帥，此朱亥伎倆也，誰為畫此策者？毛帥在諸島中，不知海外情形，不審牽制果否得力。但以私臆度之，帥即無功，亦似無罪。

    貪悍二字，乃將官本等。況招商屯種，亦是著數利之所在，精神血氣往焉。何以忌為働之？”（王思任《簡茅止生》）

    這個說法代表著當時人對斬帥的一種異論。

    而有的人出于同鄉之情更因此欲上疏彈劾袁崇煥。

    如崇禎二年正月曾經上疏為毛文龍訴苦的工部主事徐爾一于該年九月，“奏袁崇煥前后奏對，多相謬戾，且數其矯沼斬文龍，罪大不道，設十問詰之，留中”。

    《甬上耆舊詩》卷27《知事莊天目先生學曾》云“時經略尚書袁崇煥襲殺島帥毛文龍，先生上疏劾之，所司匿其疏不為上”

    又《閩中理學淵源考》卷76《宗伯林平養先生欲楫》載“懷宗立，升禮部尚書掌詹事。朝議誅毛文龍，力言不可，與閣忤，假歸三載，召修實錄”

    這種異議的存在是必然的，因為袁崇煥的斬帥確實存在不小的問題。

    首先，毛文龍當時雖然跋扈不臣，但是反行尚未顯露，很多人認為毛文龍只是糜餉無功、跋扈不受節制，他們并不清楚毛文龍的種種不法，而袁崇煥本人與毛文龍向有嫌隙，他施加于毛文龍的十二斬罪有些罪狀罪不至死，有些則根本稱不上罪狀，這就形成了一種輿論，認為袁崇煥殺帥理由是不充分的，屬于公報私仇。

    而且，更令他們驚駭的是，袁崇煥沒有事先請旨，也沒有綁獻朝廷處置，而是擅作威福，越權逾制，私下定計誘殺毛文龍，這種做法是破壞朝廷決策、執法程序的始作俑者，日后如果有人效尤，那么朝廷綱紀必然大亂。

    即使是受毛文龍侵害的朝鮮人對袁崇煥的擅殺大帥也頗有微詞，如崇禎二年七月，鮮王說“以堂堂中國，誅殺一將，有何難事，至于行計招往，密謀誅之耶”

    九月，朝鮮文科初試以“擬皇朝督師袁崇煥謝，不治擅誅毛文龍之罪，仍賜獎譽”為題，這樣的出題如朝鮮人說“藩邦陪臣，乃舉經略姓名，以擅誅等語，出題于科場，傳播遠邇，經略聞之，其心安乎”

    正因如此，斬殺毛文龍一事，使袁崇煥蒙上了擅殺大帥的過錯，袁崇煥也為自己的做法深感不安。

    他屢屢強調自己是為復遼和軍紀而斬殺毛文龍，并宣誓將踐行五年復遼來贖洗自己的越權之過

    “然皇上寬職，職終不敢自寬也。專誅何事，而自職開之，萬一后又矯命雄行，以不利疆場者，將以職為嚆矢。

    是皇上即赦職一時，職終無逃于千古，計惟有踐五年之約，平奴自贖。

    他日論功，職正贖死而不受賞，則萬世之下知職所以殺文龍者封疆之故，則皇上今亦為封疆容職。

    皇上為千古會期，職亦叩無深渥，豈不太平盛際哉？謹齋心再請，伏乞圣斷施行?！?/br>
    他更鏗鏘有力地宣言

    “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誅文龍者誅臣”。

    這就將自己的生死寄托在五年復遼的成敗，如果五年可以復遼，那么崇禎不會計較袁崇煥的擅殺之過，如果五年復不了，那么崇禎將追究袁崇煥的罪過，斬帥一事也就有翻案的隱憂。

    更甚者，毛文龍生前負有牽制之名，如果敵人在毛文龍死后前來，人們將懷疑是由于斬帥的緣故使牽制敵人的力量沒了，這樣斬帥一事必不可免會遭到他人事后的非議。

    如崇禎二年七月，巡關御史方大任所擔心的那樣

    “但職于此猶有過慮焉。蓋文龍未死，無牽制之實，而有牽制之名。

    今恐我未前，而敵先來，人將議其后矣。文龍未死，無死敵之功，而又制敵之任。

    今恐我前呼，而敵后應，人又將議其后矣。

    袁崇煥之益宜竭力也，如曰五年不結，即以誅文龍之劍自誅，豈忍言哉！

    伏乞皇室益勵崇煥，毋以擅誅文龍而引嫌，誅一文龍，而崇煥之局更宜早結。毋以已誅文龍而自滿，誅一文龍而崇煥之任更益重大”。（《東江遺事》卷上《援遼功績》）

    方大任的說法并非過慮，己巳之變的發生和毛文龍案的反復正如他所預料的那樣。

    方大任沒有提到的一點是袁崇煥的斬帥也遭到了朝廷中毛文龍黨羽的忌恨。

    毛文龍累年向朝廷顯貴賄賂參貂，早已形成枝蔓甚廣的利益集團。

    袁崇煥申嚴海禁使毛文龍黨羽失去走私的利竇，斬帥之后，他們再失賄賂的來源，因而他們非常仇恨袁崇煥。

    毛文龍死后，其余孽散走都下，與毛文龍黨羽聯合，形成了反袁崇煥的政治聯盟，他們到處散播謠言，中傷袁崇煥，企圖為毛文龍平反。

    袁崇煥在毛文龍逆形未著的情形下，逾制擅殺大帥，并宣誓以五年復遼來彌補自己的過失，這就給袁崇煥的個人命運埋下了嚴重的隱憂。

    當時袁崇煥的部屬何可綱對他說“生文龍，天不幸；用文龍，朝廷不幸；殺文龍，公不幸”，即是此意。

    而毛文龍案之所以會反復很重要的一個基礎，便是毛文龍其人雖非正人善類，但他并不是無功有過、十惡不赦的大罪人，天啟年間他的抗金斗爭是有大功于明的。

    崇禎初那種文龍的傾向并不符合事實，袁崇煥擬定的毛文龍十二斬罪，完全抹煞毛文龍之功，簡單地歸惡毛文龍，這本來就屬過分之舉。

    在崇禎和東林內閣的支持下，袁崇煥可以壓制朝野的質疑聲音，使自己擅殺之過免于究責，但是這一切的支持都是建立在五年復遼的協議之下。

    在斬帥一事上，崇禎給予了袁崇煥最大的包容，他對袁崇煥的隆恩也蘊含著對五年復遼的責效，如果袁崇煥不能履行承諾，奏復遼之績，那么此前對斬帥的支持會被通通推倒，而反過來追究袁崇煥的擅殺之過。

    袁崇煥是不幸的，斬殺阻礙復遼的毛文龍，整編東江兵馬，兩路出兵的作戰計劃已經具備可行性。

    袁崇煥不主張東江兵困守海島，他準備將其移鎮，“用島兵于陸”，如他在給鮮王的咨文中說“其東江一師，撥令西徙，以圖進取”，很有可能是將大部分兵馬移至蓋州套。

    為此，他又開始組建東江騎兵營，“設馬設料”。由于戰馬急缺，所以直至崇禎二年九月，袁崇煥還在上疏請餉買馬。當時的遼東前線，寧遠、錦州、山海關有袁崇煥、祖大壽、趙率教、何可綱等名帥良將坐鎮，東江軍鎮則有矢忠于明、了然敵情的劉興祚兄弟控制，可以說是極一時之選。

    兩大戰場事權高度的統一，指揮協同的問題得到很大解決，所需要的只是足夠的時間來補充戰備、訓練兵馬、積聚力量，等到時機一到，寧錦兵與東江兵一正一奇，犄角作戰，更迭進取，當時的遼東戰爭還是存在著變數。

    為爭取備戰的時間，袁崇煥力主和后金議和，以為緩兵之計，當時皇太極迫切地愿與明朝議和互市，如果議和達成是有利于明的。

    但是崇禎和明廷的閣部大僚都反對議和，這種戰略上的短見使得袁崇煥的計謀不行，而皇太極得知明廷內部反對議和的占據絕大多數，議和已經不可能實現，于是決定發動侵明戰爭以為報復。

    皇太極的先發制人和袁崇煥在薊鎮防御、碦喇沁朵顏部上的失策最終促成了己巳之變的發生，破壞了他苦心經營的成局。

    毛文龍被殺三個月后，即崇禎二年十月下旬，后金與蒙古屬部的聯軍在皇太極的率領下，繞過關寧錦防線的側翼，取道蒙古高原，直抵薊鎮邊外。

    龍井關、大安口很快被攻破，不久重鎮遵化也陷落。

    袁崇煥率關寧兵星馳至薊州防御，嬰城固守，卻沒料到敵人繞過薊州，向西進攻北京城。

    袁崇煥得知后，心急如焚，日夜兼程，回救京師，在廣渠門與左安門與后金軍血戰。

    十二月初一日，袁崇煥奉旨召對于平臺，崇禎厲聲“問以殺毛文龍，今逗留何也”，遂被逮下錦衣衛獄。

    袁崇煥的下獄給閹黨余孽和毛文龍黨羽了反攻倒算的良機。

    早在毛文龍被殺之初，“文龍私人在都者”早已四處活動，煽惑人心，他們“廣布流言”，聲稱袁崇煥是出于個人恩怨而斬殺毛文龍。

    后金入口之后，他們屢屢揚言“文龍不殺，建虜未敢深入。崇煥欲與和，反受其間”，“以圖復仇”。

    當后金越薊州而西，袁崇煥趕在后金前面抵達北京城下，他們又說“袁兵在前，奴兵在后”，是因為袁崇煥“將引敵脅和，以為城下之盟”。

    袁崇煥又請入羅城休兵，一時“讒口益力”。

    這種種惡毒的遙言，正如趙維寰所說，“皆逆帥孝子慈孫痛香餌之不再，而造是以突惑婦穉也者，須眉丈夫乃亦為所惑耶？”

    在毛文龍黨羽的煽動下，有些不明真相的正人善類也受其盛惑，結果“其私言者私，其公言者亦忘焉其非公也。于是乎為文龍訟冤者有之矣，復官者、請恤者紛紛矣”。

    閹黨余孽仇恨定逆案的錢龍錫，“以為不殺崇煥無以殺公，不以謀叛無以殺崇煥，不為毛帥頌冤，則公與崇煥不得同罪。于是出間金數十萬，飛箱上下，流言小說造作端末，不特烈皇證其先入，朝野傳告亦為信然”。

    逮治袁崇煥后，崇禎宣諭各營援兵和督師的孫承宗，只是強調己巳之變中袁崇煥的軍事失誤，并未提及斬帥事。

    但是毛黨、閹黨馬上執以為詞，將議和與斬帥聯系成一事。

    十二月十六曰，閹黨余孽江西道高捷上疏極詆袁崇煥與錢龍錫，以斬帥為兩人之罪

    “崇煥之殺毛文龍也，龍錫密語手書，不一而足，即崇煥疏中亦有輔臣龍錫低徊私商之句，見在可券也。

    夫文龍當斬，事關軍機，崇煥入朝奏對，何不預請密旨？

    崇煥出海閱視，何不飛馳蠟封？

    而身處揆席，恭預密勿之龍錫，又何止聞私寓之低徊，不聞文華之商確也？

    總之，欲外示專制，內脅至尊，因以漸成款局。

    兩人陰謀詭計，目中安知有皇上乎？

    且臣又聞崇煥與罪樞王洽私書，言‘屢欲求款，廟堂之上，主張已有其人。文龍倘能協心一言，自當無嫌無猜’。

    不知崇煥所欲文龍協者何心，一者何意耶？

    崇煥效提刀之力，龍錫發推辨之謀，應手而辦，莫逆于心，宜乎龍錫今日皺眉疾首，而不得不作同舟之救也”。（《崇禎長編》卷29）

    高捷的奏疏發展了毛黨散布的謀款殺帥、斬帥踐約說，他抓住袁崇煥致兵部尚書王洽信中論及斬帥、議和的話，斷章取義，附會牽連，認為袁崇煥力主議和，毛文龍作梗不從，故袁崇煥殺毛文龍以示信后金，約為城下之盟。

    讓袁崇煥處境更為不利的是劉興治在皮島的兵變。

    劉興治是袁崇煥所任用的攝領皮島西協的參將，此次兵變又留給反對者口實。

    與袁崇煥有私人恩怨的兵部尚書梁廷棟，乘機題請以斬帥事定袁崇煥斬罪“迨夫逆酋以納款愚崇煥，而必殺文龍以取信。崇煥以礙款圖文龍，而引敷奏為主謀

    ……仍以專殺文龍正崇煥罪，立付西市，且不必言為款為叛，致jian人挑激有所藉口，則逆奴之謀既拙，遼人之心亦安”。

    有些人則認為毛文龍無罪被戮，袁崇煥斬帥逞私，島兵作亂是因為思念故帥毛文龍的緣故，建議用其子毛承祿鎮定戡亂。

    如崇禎三年五月，兵科給事中陶崇道稱“即如東江先帝時，不早講求，而使崇煥借以行其私，毛文龍無罪就戮，當時尚有昌言譽之者

    ……今聞島兵又已告變，夫既不地之于先，將何法善之于后，臣謂島師以思故帥而起，則文龍之子承祿現在都門，可使以片語定之，但宜速不宜緩耳”。

    得旨“東江戢亂事宜，兵部速議以聞”。（《崇禎長編》卷34）

    六月，兵部尚書梁廷棟覆疏稱“若東江一事，盈廷之議，誰執其咎。

    平心而論，文龍即可殺，而崇煥非殺文龍之人，崇煥即不殺文龍，亦無所逃于失陷封疆之罪。

    至于所用之將可不可，判然各別，又不必從文龍、崇煥起見也。

    近聞劉興治之報，臣部原議有能定其變、撫其眾者，即以大將印佩之，科臣謂文龍子承祿身為副將，久歷行間，現在都門，知之必實，應令仍歸守島，聽樞輔酌量委用可也”。（《崇禎長編》卷35）

    崇禎三年五月，明廷收復了關內失地，始對事變責任人袁崇煥進行清算，斬帥一事逐漸成了袁崇煥的罪名。

    八月初四日，山東道御史稱“去輔錢龍錫主張袁崇煥斬帥致兵，倡為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秦檜莫過。

    當龍錫出都，細軟數萬，皆崇煥馬價寄之伊親錦衣衛指揮徐本高家，巧為鉆營，使皇上法不得伸。

    乞敕問刑衙門從實嚴訊，崇煥曾否通書，龍錫曾否主謀，則擅權主款，罪狀自不能掩矣。

    得旨“崇煥擅殺逞私，謀款致敵，欺藐君父，失誤封疆，限刑部五內具奏。龍錫職任輔弼，私結邊臣，商囑情謀，互蒙不舉，下廷臣僉議其罪”（《崇禎長編》卷37）

    八月十六，崇禎磔殺袁崇煥，并在平臺召對宣諭其罪狀“袁崇煥謀叛欺君，結jian蠹國，斬帥以踐虎約，市米以資盜糧，既用束酋，陽導入犯，復散遣援師，明擬長驅，及戎馬在郊，頓兵觀望，暗藏夷使，堅請入城，意欲何為，致廟社震驚，生靈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辭”。

    擅殺逞私、謀款殺帥、斬帥踐約正式成為袁崇煥法定的罪名。

    支持袁崇煥殺帥的輔臣錢龍錫，則被削職論死，后減等戌邊。

    而之前上疏盛贊斬帥的科道官“皆罷斥”，毛羽健、毛九華、王應斗更被判以謫戍。

    崇禎對毛文龍功罪一直了然于心，他雖然順應“斬帥踐約”的朝議，將擅殺大帥作為袁崇煥的一大罪狀，但是他并不認為毛文龍罪不當誅。

    當毛文龍黨羽藉袁案訂立之際，為毛文龍翻案，馬上遭到崇禎的訓斥。

    崇禎三年六月，“前東江副總兵毛承祿訴父文龍之冤”，聲稱毛文龍十年來“種種奇績，未易悉數”，不幸“隅命于逆臣之劍銘”，崇禎“不聽”。

    崇禎三年十月，東江游擊周文煌疏請毛文龍恤典，崇禎的旨意是“文龍歷年糜餉，牽制無功，文煌豈得借端瀆奏，本當究處，姑念愚弁從寬，其文龍骸骨準親人領埋”。（《崇禎長編》卷39）

    可見，在崇禎看來袁案和毛案是兩碼事，不能因袁案的訂立而為毛案平反。

    正如趙維寰所說

    “夫上而信以毛帥為不當斬，何東江請恤之疏至，而嚴旨切責，不少假借，如曰‘毛文龍糜餉百萬，掎角無功，何得乘機，妄稱忠義’，天語煌煌，讀之猶足懾逆魂于既死”。

    程本直也說“猶幸皇上之圣而明也，一則曰‘文龍有應得之罪也’，再則曰‘不得藉口于崇煥也’。是則文龍之殺，文龍之罪也，而非崇煥罪也”。

    也就是說，對于袁崇煥的斬帥，崇禎介意的是他的擅殺，而不是妄殺。

    崇禎之所以利用毛黨制造的斬帥踐約的罪名施加于袁崇煥，其原因在于對袁崇煥五年復遼欺君的憎恨，他因為以通敵謀叛的罪名嚴懲袁崇煥缺乏說服力，故以斬帥踐約的罪名來加甚其罪。

    這樣的做法造成的后果是斬帥和議和原本無關的兩案被人為裁定為一，毛文龍的亂帥形象反倒從此逆轉。

    如趙維寰所說“自擅斬二字入爰書，而政扈巨jian反為生色，秉鉞大吏黯然無光。今而后，危邊悍將脫有踵逆帥之故智而起者，更誰為之制其命也”

    他建議將爰書牟款中去除斬帥一字，不然“援擅斬為口實者，恐徼旌恤不止，而尊悍帥為忠良，以兵機為矯制，即崇煥之目亦豈肯遽瞑地下目也”。

    不出趙維寰所料，袁崇煥“斬帥踐約”罪名的欽定正是造成日后毛文龍案反復的主要原因。

    在強大的官方輿論的誘導下，明人幾乎眾口一詞，津津樂道、繪聲繪色于描述袁崇煥如何如何為議和與后金合謀殺帥，毛文龍種種當誅之罪狀遂為人們所不知，有的人甚至反過來夸贊毛文龍如何如何賢能，比袁崇煥殺毛文龍為秦檜殺岳飛。

    其實，當時袁崇煥正大光明地力排眾議，主張和談，其實質只是緩兵備戰之策，而當時毛文龍與后金交結來往、藉敵為利，即毛疏揭亦言與后金和款，顯然不可能有袁崇煥擔心毛文龍泄露其計之事。

    對此，孟森有一段精彩的評論“乃至北都既覆，弘光之朝，正人君子，尚理崇煥通敵脅和之說，津津而道，若情事逼真。

    此則明統一日不絕，崇煥功罪一日不明。

    天啟朝實錄中，多有毛文龍之罪狀；至歸惡崇煥以后，反以文龍為賢，謂文龍為建州所深忌，非殺文龍必不能取信于建州。

    夫而后崇煥之殺文龍，乃與通敵脅并為一事。此不必僉邪為是言，賢者亦為是言，是可恫矣”。

    直到清修《明史》，反間計出，袁崇煥得到了平反，套在他身上的“斬帥踐約”罪名被解除，毛文龍案因而出現轉機。

    在武英殿本《明史》中，《毛文龍傳》附于《袁崇煥傳》中，主要是因其事跡緊密相涉。

    傳中述及毛文龍稱“顧文龍所居東江形勢，雖足牽制，其人本無大略，往輒敗釁，而歲糜餉無算，且惟務廣招商賈，販易禁物，名濟朝鮮，實闌出塞，無事則繁參販布為業，有事亦罕得其用”。

    論及袁崇煥斬帥，以《東江始末》及當時邸報為據，擯棄了明清易代之際流行的種種“斬帥踐約”的謬說，但又說“然島弁失主帥，心漸攜，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結論是“崇煥妄殺文龍”。

    《袁崇煥傳》沿襲了崇禎初的糜餉無功說，對于毛文龍的種種不法不甚了了，認為袁崇煥斬帥的理由是不充分的，且因為后來的孔、耿之叛，對袁崇煥的斬帥有否定的意味，故持妄殺之論。

    作為權威的官方正史，《明史》的影響很大。

    在袁毛功罪的問題上，它既批毛牽制無用，又指袁無罪妄殺的中立立場，不僅不能調停袁毛爭論，反倒使爭論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