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觀點認為，毛文龍將權的極度膨脹與東江軍鎮軍閥割據勢力的初現始于天啟年間的“移鎮風波”。

    所謂移鎮，就是將東江軍隊移置于靠近關寧的海島或者陸地，以便更好地與主戰場犄角作戰，其實質是否定東江軍鎮的戰略地位和對后金的牽制作用。

    移鎮風波雖然始于天啟六年，但是早在天啟二年，就因接濟困難有撤回毛文龍的言論出現。

    如曾出使朝鮮的翰林院編修劉鴻訓認為“毛文龍設法取還，或置之登，或置之關外，誠如蘇道長議，但須陶公祖盡去其誠心而火速圖之，庶幾有濟。不然文龍不為若敖之鬼，定為鮮人之啣賊之購，或以弗克，進退發憤以死，俱是理之所有”。（劉鴻訓《四素山房集》卷9《報孫司理》）

    又如該年十二月，御史夏之令請撤回毛文龍，其理由是

    “毛文龍駐朝鮮，則我自不能接應，而登萊已危。我未能用文龍制奴，而奴先用文龍誤我。竊謂文龍宜撤回也。文龍不惟不能牽奴，且多禆益奴。何也？

    驅有用之兵，將翱翔于若順若逆之邦，梓風沐雨，蒙犯霜露，遷延既久，疾疫將生，中國粹有事而不能召，海道猝有梗而不能歸，朝鮮一旦閉其糴，絕其樵汲，而數萬人可立堯也。

    客其館，食其粟，衣其布帛，yin其子女，歲月因仍，嫌怨易起，言語往復，仇恨日深，因以傷小國之心，而堅其擇強之計。

    jian細假接應為名，方舟并濟，略無難阻，白衣搖櫓，潛兵暗渡，尚欲導之，由廟灣搗淮揚，由永平?？谝u天津者。

    三方布置，熊廷弼之迂談也，悠悠海濱，無風詐稱有風，無寇捏稱有寇，誰肯同心，踴躍前往。文龍之不能害，奴亦自知之審矣。奴非畏，文龍實畏，二千人絆之，敢正視鎮江哉！

    其未即來，則城郭宮室未完也，jian細之來關內者未盡得當以報也，我方以百萬餌西虜，彼欲構之非倍此不可計，西虜固挾彼要我，亦挾我要彼，約，言未定，姑為躊躕也。

    文龍在朝鮮幾二年，零級續報，舉朝動色，皆奴酋之所掩口竊笑者也。恪養貞父子，二鼠耳，于彼國有何關系，賀世賢之一百四十級，不宣傳四夷乎，而今何如耶？”（《全邊略記》卷9《海略》）

    夏之令的這一說法雖沒有看出毛文龍襲擾后金招攬遼民的重要作用，但覺察到毛文龍不能牽制后金和久客朝鮮會引起的弊端，是很有遠見的觀點。

    夏之令因此疏被革職為民，其后竟因此被逮殺，然繼之者尚有人在。

    天啟三年六月，南京陜西道御史劉之鳳上疏請議移鎮

    “毛文龍海外孤旅，進搗之舉，譚何容易，牽掣之說，似猶未的。

    今所慮者，撤之而西，遼人無依。然遼人二萬與神京左臂孰重，虎豹之威用之伏隅，與用之當關孰為得力？可否在彼久住，請下該部確議”。得旨卻是“劉之鳳如何又來瀆奏，姑不究”（《明熹宗實錄》卷35）

    當時明廷沒有撤退毛文龍，主要是指望敵后戰場能起到牽制敵人的作用。

    然而，自天啟二年冬，毛文龍入據皮島之后，有了半封閉的根據地和特意培植的軍隊勢力，毛文龍的撤與不撤已非一廂情愿的事。正如光祿少卿岳元聲所說

    “鎮江初捷之時則為倖得倖失之文龍，鎮江既屠之后則為若存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為可留可去之文龍，皮島既營之后則為千慮萬慮之文龍”，這些千慮萬慮包括遼民的救濟問題、聯合朝鮮的問題、救援和供餉的問題，以及最重要的毛文龍忠誠問題

    “最可慮者，謂文龍性忠義其人耶？則今日尚方之劍，何殊蘇武之節。文龍，臣鄉人也。文龍而果至于此也，臣且當執鞭拜下風，何敢重疑之？

    文龍而猶不免于中材晚近之末流也，萬一興師日費不支，仰天饑餓莫告，上無以答君父之命，下無以飽島人之腹，酋奴乘間，襲香餌以招搖之，文龍于此生死難持，而進退維谷，疆場之禍有不忍言者”。（《兩朝從信錄》卷14）

    事實證明，岳元聲的擔心并非多慮。如果說毛文龍一開始還是一個膽略過人、慷慨報國的奇男子，那么隨著榮華富貴的到手而至，他的劣根性也逐漸地顯現出來，欺罔冒功、專擅放恣、行賄權貴、貪利忘義、生活腐化等等當時普遍的武將弊習，在將權惡性膨脹、缺乏有效監督的情況下，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嚴重，毛文龍成為了明末武將腐化現象的縮影。

    為了掩飾東江軍鎮的真實情形，以便更好地冒功、糜餉，欺罔朝廷，毛文龍使盡一切拙劣的手法。

    如《朝鮮李朝仁祖實錄》卷9仁祖三年六月辛已載，

    義州府尹李堯啟聞“都督領兵三百余名，來自蛇浦，不入本府，設帳于五里程外。蓋陳兵出入，若將有為，欲使詔使聞知”。

    庚子載，“詔使還至蛇浦，毛都督盛張軍容，皆以錦繡為衣服，旌旗弦耀人目，使詔使巡見，而其實疲軍不練者也。其期罔天朝類如此”。

    紙終究保不住火。寧遠之戰前夕，許多朝臣獻議“檄毛文龍以掣奴肘”，熹宗下諭“仍飛騎傳與毛文龍襲后搗巢，果能滅賊雪恥，朕豈愛通侯之爵以賚勞臣”。（《明熹宗實錄》卷67）

    但是指望越大，失望也越大。寧遠戰中后金一意西向，根本視毛文龍如無物，如果不是袁崇煥固守孤城，后金早已叩關，因而戰后質疑牽制、請求移鎮的聲音接踵而至。

    王化貞下獄后，“飛書越海，求救毛將”，毛文龍感于王化貞之恩，于天啟六年初上疏請釋王化貞，戴罪立功。

    疏至，剛好是寧遠鏖戰之時，明廷對毛文龍的這種做法十分不滿“功罪原分兩途，信賞必罰系朝廷cao柄，毛文龍即使有功，豈得代人贖罪？況奴酋入犯，文龍全不知覺，牽制安在，輒敢言功？乃為失陷封疆之人求宥，藐視朝廷，是何法紀？念海外孤軍，姑不究”。（《明熹宗實錄》卷68）

    顯然，明廷已經嚴重質疑毛文龍牽制后金的虛名。

    寧遠之戰的英雄袁崇煥首先提出了東江移鎮之議，所謂“毛文龍宜檄居近島，偵奴虛實，官減兵減，餉力自饒”。（《明熹宗實錄》卷68）

    兵部尚書王永光的題覆意見是，“毛帥與朝鮮近，與奴酋遠，姑留以為虛聲”，“上是之”。其意很明顯，就是暫且擱置移鎮問題。

    閹黨王之臣在上疏中說“毛文龍僻居海島，人頗疑其無實”，這句話反映出當時輿論對東江軍鎮牽制作用的懷疑態度。

    天啟六年四月，邊報后金整兵治械又欲傾巢西犯，這時移鎮風波再起。

    初七日，兵科給事中薛國觀上疏“奴酋鸞伏數載，毛文龍自信牽制之能，臣愚初意其或然，不虞今歲正月奴傾巢入犯，雖稍挫其鋒，而攻圍搶掠、逍遙內地者二十多日，略無踉蹌返顧之意。迨班師而東，cao演沈陽，復圖再逞，一似不知有牽制者。

    茲據塘報，尚敘去年十月間事，其于入犯情形概乎未聞，猶曰偵探最真，朝謀夕計，聞風撲殺者耶？

    乞皇上責成文龍，專于牽制，上著精神，茍能制奴不敢西向，功自昭然于天下，倘不然者，徒零星擒解，漫無研審，何益于封疆大事哉？以后所獲，不系渠魁，告獻未可輕舉也”。

    得旨，“這本說的是，獻俘前已有旨，非真正渠魁不得輕瀆，今著登萊巡撫審實處治，不得濫殺無辜。至奴犯寧遠，己經三月，毛文龍竟不知覺，何云牽制？

    據所住須彌島去奴寨二千余里，去寧遠亦如之，遠不相及，毛文龍當自己審處奏報，以圖結局，勿徒以獻俘塞責”。（《明熹宗實錄》卷70）

    初十日，兵部尚書王永光上疏稱“毛帥鞭不及腹，急應檄赴近島，厚集舟師，以成犄角之勢”。熹宗“是之，命該部酌量毛文龍駐札要害之處，作速行與他，以便策應”（《明熹宗實錄》卷70）

    江西道御史牟志藥主張移鎮旅順，其理由是“切近登萊，轉輸匪遙，一便；軍中一切需用，貿易易致，二便；行師進止，與經略督撫諸臣往復商確無難，三便”。（《明熹宗實錄》卷70）

    薊遼總督閻鳴泰主張移鎮蓋州套“近誦圣旨，行令兵部酌量住扎要害之地。

    臣數夜躊躇，莫如令文龍統舟師、屯水寨于蓋州套。夫蓋州一區，力山環抱，大海四旋，固全遼之心腹，而東西之樞軸也。國初馬云、葉旺jian虜成功，即在蓋套之連云島。

    今文龍所慮者餉也，至此則餉易運；所乏者器械也，至此則器械易給矣；所難安插者遼人也，至此則山東之礦利可專，而軍興且有所資矣；所難者在海面風濤照應不及，至此則矜帶相連，呼吸互應，而音信已通矣。

    北以連云一島為門戶，而南以兔兒、長生諸島為家室，種種方便，尚難枚舉。故與其虛撓背后，何如直刺脅窩；與其僻處殊方，何如儼居城內。文龍曷不計及此，而他是求也？

    或曰文龍倘離東江，恐朝鮮一折而入于奴。不知王京千里，非易到之地。忠貞屢代，非肯二之人。而我水陸大兵，交集于此，為極要害之地，宜速移兵住扎于此，以圖策應之便者也。伏乞敕下該部，再加酌議，即移檄毛文龍，令其相機進止”。（《明熹宗實錄》卷70）

    對于是移鎮旅順還是蓋州套，兵部尚書王永光贊成移鎮蓋州套“海外之師為牽制也，有須彌島之退，又有攻掠海州之報，以牽奴者而牽于奴，文龍伎倆已窮。

    臺臣牟志夔請旨速撤酌定近島，移駐旅順，實實為聯絡策應之計，不意督臣早見，亦已及此也。

    據疏，蓋州套一區，阻山距海，控帶東西，聲息既連，接濟亦易，大約呼吸進止，其便與旅順等，而險要過之。于以外援寧前，內鞏山海，與滿趙二帥鼎足窺外，水陸并進，千載一時也。臣部即為飛檄督催，亥期勒報，如有觀望逗留，即聽督臣奏處”。熹宗同意兵部的題覆。（《明熹宗實錄》卷71）

    當時舉朝倚重的遼撫袁崇煥，他的主張是與毛文龍從長計議，移鎮寧近勿遠“毛文龍宜日近遼，不宜近鮮。

    但移文內駐，不若留為外犄，水可泛棹三盆，陸可揚鞭四衛，朝廷折片紙呼之，跂可得也。師克在和，聞不如見。

    欲文龍為用不足，令其自用。且遣人與文龍從長商確，擇便移居，寧近毋遠，寧速毋遲。

    皇上第限以期，不必坐以地方，候駐札定、收聚完，臣且立會哨法，俾舟師往來，以熟海道”。顯然，袁崇煥的觀點是讓毛文龍有更大的自主性。（《明熹宗實錄》卷71）

    明廷同意袁崇煥的觀點，故袁崇煥差官練兵游擊趙佑、車前營參將徐敷奏前來皮島，欲與毛文龍商量移鎮之事，并饋送毛文龍糧米、甲械以為慰安。

    移鎮一事本關國家利益，商量而行并非不可，但是毛文龍完全不加考慮，為了反對移鎮，采取了以下四個手段。

    第一，欄阻關、寧遣使。

    趙佑一行人航船前來，毛文龍竟然派人將其欄阻在石城島，并千方百計不讓趙佑等人前往朝鮮。

    趙佑山東人，武舉出身，曾任膠州鎮撫，天啟元年加銜守備，奉命航海護送朝鮮進香使者，并迎回明朝頒詔使臣，“仍命相機往島，招撫東山之民”。

    返回后，趙佑加銜游擊，先后在孫承宗、袁崇煥帳下任事，天啟六年六月袁崇煥升補為總兵標下練兵游擊。

    此行受命而來，但竟被毛文龍擅自斬殺。

    趙佑被殺所為何事，史籍中并沒有記載，只有朝鮮記載流露些微。

    如《朝鮮李朝仁祖實錄》卷14仁祖四年八月辛亥載，憲府啟曰“今此趙佑之死，機關甚重，而亦不為詳探，以啟日后之事”。

    癸丑載，備邊司啟曰“而趙佑之死，聞于天朝，則必將益激其變”。

    丙辰載，右議政申欽曰“趙佑已死，徐敷奏即逃還中原，必有處置之事”，副提學鄭經世曰“臣意文龍情狀已著，而徐敷奏逃還，亦以趙佑之死而然也”。

    卷21仁祖七年七月丁亥載，左參贊鄭經世曰“毛將之擅殺趙佑，亦可誅也”。

    可見，趙佑之死、徐敷奏的逃還很可能是因為同一件事。

    徐敷奏逃還事，據毛文龍揭稱“獨幸遼東部院袁崇煥念切同舟，疏遣都司徐敷奏會哨商榷進剿至計，詎知徐敷奏圖入高麗之愿不遂，輒不體上臺本意，不諳軍中機宜，帶船五十余號，各島停泊，執旗謠稱奏旨接渡遼眾，以就大糧大餉。愿去關上者，即現給予糧米，官去加升，兵去厚賞”，“滿載去者無數，及有由陸奔竄被虜截殺者亦無數”，又稱東江有兵將西逃，“眾口供吐與徐敷奏有約逃去”。（《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卷5《天啟六年九月口日具揭》）

    天啟七年二月，毛文龍又稱“如徐敷奏者，上年乘海外糧餉斷絕，人心易搖，借名會哨，聲言寧遠、榆關每月兵給大米一斛，銀二兩，皇賞不時，私與遼將血盟，停舟各島，招去壯丁二萬余名，仍誘各將乘機而逃”。（《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卷6《天啟七年二月十六日具奏》）

    然而朝鮮人的說法卻與毛文龍截然相反，《朝鮮李朝仁祖實錄》卷仁祖四年十二月甲子載，備邊司啟曰“且詔使奏本中徐敷奏所載遼民，皆以為出于自己，不悟其如見肺肝，殊可惡也”。

    即使后來極詆徐敷奏的梁廷棟也稱“奉差私帶難民，為毛文龍所參”。

    可見，徐敷奏擅自載回是有可責之處，不過所舟載的正是那些奄奄一息的饑寒遼民，這在道義上沒有什么不對。

    但是毛文龍卻誣陷他招誘遼兵，又誣陷招去壯丁二萬人，毛文龍自己說來船只有五十只，在當時的海運條件下就算是大遼船一艘也只能“載百余人”，總共最多也只能載五六千人，而毛文龍卻說二萬人。

    又誣陷徐敷奏招誘遼將西逃，這顯然是將無關之事也歸過于他。后世有些人輕信毛文龍的話，竟執此以指責徐敷奏與袁崇煥。

    毛文龍之所以對徐敷奏舟載遼民反映這么激烈，并擅殺趙佑，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將遼民當做自己的財產，寧愿讓他們餓死也不愿他們回歸內地，有了遼民他便有了斂利自奉、虛兵冒餉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毛文龍下令這些屯種的遼民“止許載往，不許載回”。朝鮮人屢屢請求遼民就食中土，畢竟“來歸遼民，本為求生之計，而貴鎮既不能賑救，若不許就食山東，是遼民之死，貴鎮實致之，得無不安于貴鎮之心乎？為貴鎮計者，莫如留其兵而送其民，以為長大之策，貴鎮何補熟思而處之”，但是毛文龍“不許入送”，在朝鮮人看來“其意在于托以遼民多集，請糧皇朝，以為自奉之計也”。（《朝鮮李朝仁祖實錄》卷9）

    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稱毛文龍“拘錮難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給米一升，令往北地掘參，屢遭屠殺，其畏死不往者，餓死島中，皮島白骨如山，草菅民命，九當斬”。這話一點都沒有說錯。（《崇禎長編》卷23）

    第二，讓朝廷的閹黨同伙為其說話。

    如豐城侯李承祚上疏力阻移鎮“近閱邸報，見有毛帥移鎮之議，但鐵山一移駐，則朝鮮孤弱，為奴所逼，勢必兼并，奴愈無顧忌矣。

    況鐵山民、兵共集七八十萬，安居既久，一議移，恐jian民召亂，禍生不測，安可不長慮也。既謂在鐵徒費糧餉，則移之蓋旅亦豈能空腹戰乎？是則在控奴有法，不在多一番移鎮，反多一番搖動也。惟祈阜上敕命一風力重臣往助文龍，監其軍餉，督其進兵，報仇復地，相機而行可耳”

    李承祚之所以不愿毛文龍移鎮是因為此事涉及到包括他個人在內的部分人的經濟利益。

    當時為了毛文龍通商召買之事，海禁大弛，許多達官貴人和jian商“假東鎮為名”，利用關系渡海航至后金南衛之地，夾帶彼中稀缺的鍛布、火藥、鐵器等物，與敵互市“希圖重利”，如若毛文龍一移鎮就會無利可圖；另一方面，毛文龍常常用朝鮮貿取的參、貂、賄賂朝中權貴，如若毛文龍一移鎮則利源斷絕。

    正如薊遼總督閻鳴泰精彩地論道“臣接邸報，見豐城候李承祚一疏，謂毛文龍不當移鎮。然此非勵臣意也。近有一種走利如鶩之徒，視朝鮮為奇貨，借文龍為赤幟，乘波濤為捷徑，而征貴征賤，虛往虛來，恐文龍一移，則壟斷俱絕。

    故為文龍游說，而實以營其自便之私。勛臣熱心，聽其媽娓，遂不勝私憂過計，落其術中而不知耳。

    噫！臣因是而重有感焉。自我朝立國至今，師旅之興，何時蔑有，然未有用兵之久、糜餉之多而成功之難如東事者。

    病根在事有兩樣，人而人有兩樣心。

    有一樣欲殺奴之人，即有一樣不欲殺奴之人。

    欲殺奴者，惟恐其不滅，以為國害；不欲殺奴者，惟恐其不生，以為己利。

    自江東路開，真假莫辨，奴酋槍炮之利與我共之，而硝黃之需產自何處？

    jian細泛海而輸，與奴為市，夫誰知之，又誰禁之者？

    今一旦欲更，所以稱不便者，猶呶呶未已，此成敗安危一大款系，臣愿皇上毅然英斷，無為若輩所惑，此昔人所以成破蔡之功而針今之膏肓者也”（《明熹宗實錄》卷71）

    第三，脅迫朝鮮上奏明廷請求留鎮。

    《朝鮮李朝仁祖實錄》卷13仁祖四年閏六月丁未載，毛都督接伴使鄭斗源馳啟曰“都督招譯官秦智男言曰‘山海關軍門差官趙祐者，以探聽虜情事，出來爾國云，爾國請來乎？’

    智男曰‘我國安有請來之理？’

    都督曰‘趙祐為俺移鎮事，來到石城島，而俺送人欄阻。彼或緣外洋到王京，亦須急急報知。且此人前到貴國，作弊甚多。今此欄阻，專為爾國也?！?/br>
    且曰皇朝議論，欲移俺鎮于旅順口。爾國愿俺在這里，俺當往那邊。爾國之留我與不留事，令啟知國王?！?/br>
    且曰‘國王準封，專是俺功，既封之后，忘我大德。且前后米四萬石，欠銀八千兩。管餉使速為入來還償云’”。

    為此事，備邊司覆啟曰“都督移鎮，果為不虛。趙祐欄阻之事，殊甚倘況。陳奏請留，此系大段處置，不可容易答之。姑令差一重臣，進向毛營，稱以問安，審察事機，處之為當?！?/br>
    毛文龍的這種脅迫讓朝鮮人敢怒不敢言，如同月戊申載，備邊司啟曰“毛將先發領兵上京之言，以為恐喝之計，次發欄阻趙祐之言，以示倔強之形，然后始傳移鎮之報，令本國上本請留，其間情態，種種可惡。從之，則益滋后之患；不從，則恐有目前之虞。事之難處，無大于此”。

    但是朝鮮人不敢得罪毛文龍，派遣李尚吉，令其委婉拒絕“國王千萬意外，聞老爺移鎮之說，不勝驚駭，莫曉其故。上本天朝，挽止其行，與老爺終始周旋，上報呈恩，下固疆域，是誠寡君之至愿。

    但念藩臣事體，偃然陳奏，指揮天朝，進退大將，甚非容易。且老爺實為移鎮，則天朝當有移咨本國之事，而寂然無聞，無乃天朝有此議，而實未停當耶”，并撰送揭帖，優備禮單。

    朝鮮人的理由很有道理，故毛文龍之計未能得逞。

    第四，親自上疏辯解，反對移鎮。

    天啟六年七月，明廷接到毛文龍“請速發錢糧器具以濟軍實”的奏疏，將不能牽制的原因歸結于朝廷糧餉、器械接濟不足。（這個原因的道理前文有解釋）

    八月，明廷又接到毛文龍的辯疏，只見疏中首辯寧遠之戰不能牽制“臣于上年十月內，即發塘報，言奴于燈節前后，必大舉入犯右屯等處，宜加嚴防，是臣已先知之矣。

    今年正月二十日，臣即率官兵至沿江一帶，督發深入，令易承惠等進攻威寧營，林茂春、王輔等進襲海州等處，皆有擒斬，奴聞掣回。是臣不但知之，亦牽制之矣。特苦糧餉不足，器具不備，克復城堡，不能住守”。

    次辨鐵山、須彌去后金老巢兩千里之說，并陳述東江有利牽制的戰略地位“且所駐須彌島，即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闊二百余里，中則云從山，前則西彌島，再后真珠島。

    以陸程計，云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計，鐵山之云從近三十里。云從與西彌從大路去到義州，止一百六十里，鐵山從小路去亦如之。義州與鎮江相對，不過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西彌去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

    今謂去奴二千余里，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我皇上。去冬移駐云從，原為鐵山樹木已盡，無所樵采，移以就便，乃指為規避。又不知何人為異議，以誣此東江！

    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牽之極切，臣可不辨而自明。惟是令臣自審處一節，臣有熟策自信，足圖結局，請為我呈上一一陳之。

    夫兵事首論人心，次論地勢，再次則算有一成，謀期萬當，以之而始局，即以之而終局矣。

    奴酋吞據遼陽，昔議三方布置，今止寧遠東江耳。以人心論，寧遠遼兵少而西兵多；東江以海外孤懸，無所趨避，盡用命之人心。

    以地勢論，寧遠至山海關一線可通，諸凡飽械，易輸易足；東江春俟凍開，直至清明節后方敢出海，及冬稍凍，前無糧草，后無援兵，便成絕地。

    然寧遠至遼、沈，俱系寬平坦道，無險要含藏，難以出奇攻襲，可守而不可戰。東江山險，設疑出奇，可以制勝，水陸齊通，悉有為之地勢。

    人心與地勢既已兩得，其所以進剿恢復，終是東江事半而功倍也。

    向來廟堂議論，以東江為牽制虛局，錢糧半饑半飽，軍需若有若無。

    奴不西去，不言牽制得力，奴一渡河，便言臣不牽制。

    豈不念全遼不復，山海終危；奴賊不滅，終為國患。

    臣于天啟三年間，早已料之矣。竊恐東江移鎮，即失地勢，并惑人心，無論不能進剿，亦不能牽制，斷斷乎其不可者”。（《東江疏揭塘報節抄》卷5《天啟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具奏》）

    看到毛文龍的奏疏，熹宗的旨意是“疏說地勢人心極明，不必移駐”。

    這樣，天啟六年春夏的這場移鎮風波就以毛文龍仍然留鎮東江而告終。

    這次移鎮之所以沒能如愿，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明廷對于是否移鎮并沒有形成統一的意見。有人主張移鎮旅順，有人主張移鎮蓋州套，有人反對移鎮，而當時舉足輕重的袁崇煥則認為聽毛文龍自擇近地移鎮，在這種情況下，移鎮之事本來就很難堅決執行。

    如朝鮮人所說“毛帥移鎮之事業奉圣旨，而諸臣論議，尚多異同，不無中寢之慮”“竊詳袁撫臺咨中之語，都督移鎮之事，似是完定，而天朝不曾明定所移之處，只令毛將自擇便宜，可想天朝亦有難處之勢，不免作此含糊語也”

    再加上鞍山之役被包括袁崇煥在內的一些人認為是牽制之功，因而明廷認為毛文龍仍然可以對后金有所牽制，只是因為接濟不及時使之有所牽掣。

    朝廷令毛文龍自己審處，毛文龍認為東江的地理位置可以出奇制勝，明確反對移鎮，這樣移鎮之議暫時消停。

    客觀地說，不主張移鎮的說法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在丁卯之役朝鮮受挾之前，東江軍鎮就其地理位置來說，雖有接濟困難的問題，但具有襲擾后金后方、與正面戰場相策應、確保朝鮮貢道、招攬遼民等戰略地位，因為不能牽制后金便欲移鎮搬遷是因噎廢食。

    主張移鎮者是希望東江能與關寧離得更近，更好地協同指揮，呼應支援，與正面戰場犄角作戰，但一移鎮勢必放棄東江鎮本來能起到的一些作用，而且移鎮至何地又是頭疼的問題，因為旅順雖是交通要道但地狹不能多駐軍，蓋州套離敵太近難防敵人突襲，不管移鎮到其中哪一個，都存在一些新的問題，而大規模的遷徙軍民又與安土重遷的民心相違背，東江的遼民也不贊成移鎮。

    這樣，移鎮本身存在著許許多多的復雜問題。正如當時任職淮營都司的周文郁在上閣部揭帖中所說“今當事上臺欲議撤鐵山之師者，無非為轉運難達、監制未便、查核難施而已。

    職愚不知忌諱，以為此特利害之小者耳。若形勝之要害、脈絡之通塞、官民之利贊、彼已之情形，兵機勝算，難以縷悉，職謹計駐師鐵山，其利有五，移師動眾，其不便亦有五，請得條數而陳之。

    鐵山之路，渡鴨綠從鎮江北至寬奠，出小佃子，過夾山關，越牛毛嶺，不及五百里。即搗奴老寨，西由湯站、鳳凰堡、草河口、甜水站，僅三百余里，即至遼陽。

    是鐵山者收遼之便道，而滅奴之捷徑也。

    我進攻則奴兩受敵，我保聚則奴多設備?？梢婈P門者備人者也，鐵山者使人備我者也。鐵山不撤，控地利以扼奴后，其便一。

    朝鮮雖弱，亦我一藩籬也，協我未足以制奴，叛我遂足以資敵，鮮之不可棄也明甚。

    邇年遼道阻絕而不失包茅之貢者，以鐵山有兵既慱其外叛之心，又開其內附之便耳。

    倘移師，大海隔，弱息奄奄之鮮，雖素號忠順，而逆奴逼擊，力窮勢屈，安能死守以抗，不折而入奴，必轉而臣奴矣。

    中國此時遼尚未復，又能問罪于水濱否耶？扼鐵山以通鮮貢，其便二。

    遼民向因鐵山有師，趨歸如市，故毛總兵初以二百揭竿之旅，今至男婦數十萬，授甲精銳者不啻三萬有余，吃然雄鎮。

    歸一民則奴少一兵，已歸者得所，則未歸者懷來，鐵山之民愈眾，而奴酋之兵愈寡矣。屯鐵山以聚遺民，其便三。

    鎮江等處，沃野可耕，奴力不及角者，我坐收其獲。鐵山兵民三十余萬，每年額餉僅比關門一月之需，能給幾何，所賴自為耕種，以活生齒。

    今方設策屯進，為足食計，漸屯漸充，則羊祐之襄陽，鄧義之兩淮，績或可底，他滅奴所資，正在是也。駐鐵山以廣屯益，其便四。

    逐鹿者角其頭，必椅其尾，故晉人之御殽師也，興姜戎以襲其后，而秦三帥擒，今若赫然天怒，命將出師，率榆關、覺華之眾，由廣寧渡三貧，薄遼陽，撼奴之頭，率登萊兵由旅順，直進金、復、蓋、海，沖奴之脅，約連云、長生、麻洋、三山、廣鹿、長山、石城、鹿島、猿子、彌串諸島舟師，沿海張疑出奇，窮奴之勢，而鐵山博勇精兵一由鳳凰堡掘其尾，一由夾山關掀其xue，前踐后口，目不及瞬，力不及施，奴已膽裂，手足無措矣。鎮鐵山以策應合，其便五。

    此五利者，或陰受其便而不知，或有待于后而未見，故但覺奴未即擒，遼未即復，海上之師若可有可無耳，一旦失其利，則必反受其害，而后知鐵山之鎮所系甚重也，不已后乎？

    若鐵山之不可撤與不必移者，又當熟計。職觀旅順彈丸地耳，形如崩戸，僅容萬人，多駐師則不受，少駐師則不足以威奴，今鐵鎮精兵三萬，民可逾二十萬，區區旅順將安駐此？且皁城以南已有登鎮矣，一望之地而用帥，孰若分而遠之，使各效其能耶？

    若欲駐蓋州套，是矣。然其地迫近遼陽，奴所必爭，我從遠來疲勞，安插布置，非數月不辦，奴以逸制之，乘其一事未備之際，以精兵擾而薄之，必無噍類。

    未受駐師之利，而先受移師之害，事之所必至也。職固一策其不可移與不必移也。

    移鎮必由海道，二三十萬眾，器具資用畢集，所需舟楫幾何，一蹴盡至，勢必不能，否則先至者與后留者俱為虜矣。未有紛紛震動而敵兵不乘我者。且遼民在鐵山者，流離瑣尾來歸，今幸比聞而居，賴耕而食，既安其業、奠其居矣。

    王者惟民是保，而忍使復有板蕩之嗟乎？職又再策其不可移與不必移也。

    人情樂于安居，而苦于播越。一聞遷徙，動揺則民心先散，即登舟入海，能一一貫珠相搏否？

    倘未移之先，而jian民卒生禍亂，變出意外，更有不可言者。目今人戀其世業，人顧其家室，其戰自倍，久而益堅，海上必有可觀者矣，職又三策其不可移與不必移也。

    謂旅順、蓋州可以進取，則登萊、關門不乏可調之兵，而鐵山之可牽奴，便于兩處。今日移鐵山之師于蓋州、旅順，他日能復從蓋州、旅順往鐵山規進取乎？

    棄可以乘敵之鐵山，而退居不可屯聚之旅順、蓋州，恐非萬全之算也。且以鐵山之師窺敵，而以旅順、蓋州副之，可以并進，可以迭肄，兩便之策也。

    奴之所以備我者分，應我者勞，則我之制勝益易。職又四策其不可移與不必移也。

    鐵山之險我棄之，奴必據之，則朝鮮絕，遼民棄，奴得鮮與民而益強，鎮江、寬奠等處沿海沃饒，奴無東師之擾，可任意屯種，鑄山煮海而益富，奴益富強，則益輕中國，而席卷西來之勢成，榆關必歲受其擾。

    若鐵鎮不移，即謂不足以害奴，亦不至捐而利奴也。且鐵山未嘗移，內地之師駐之也，直自鐵山收集之耳。以鐵鎮民守鐵鎮地，何嘗不便，如謂在彼不能滅奴，則移之蓋州、旅順亦猶故也。又謂在彼徒糜糧飽，則移之旅順、蓋州能令梧腹戰乎？

    是在控駁有法，激勸有方，使島帥慨然，以東事自任，不在多此一番揺動也。此職又五策其不可移與不必移也?！保ā哆吺滦〖o》卷4《毛大將軍紀略》附《條陳移鎮揭帖》）

    正因如此，對于天啟年間的移鎮風波，我們不能簡單地歸惡于毛文龍的阻撓，說他“陰撓移鎮”。

    同樣，如果出于推崇毛文龍的立場，認為移鎮“使東江實力削弱，處境更加艱難”，“不利于抗金大局，無異于自毀長城”，說袁崇煥的移鎮主張是“企圖借機加害、乃至除掉毛文龍”這種說法也是有失公允的。

    總的來說，在天啟年間，毛文龍功過并存，或者說功要大于過。

    雖然他欺罔冒功、侵害朝鮮、勾結閹黨、專擅放恣，但他確實于藉由屢次的襲擾戰招攬了近二十萬的遼民，并將遼民轉變為對后金作戰之師，使后金不能充分地以遼人耕遼土、以遼人作兵源，這對遼東戰爭來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此外，由于東江鎮本身的戰略地位，掌握制海權、確保朝鮮貢道、威脅后金后方腹地、安置避亂遼民，這些都是毛文龍和東江鎮的歷史地位所在。

    對于毛文龍本人，他雖有那么多的不法行為，但是在天啟年間，他還是那個積極抗金的英勇奇男子。

    昔年遼、沈陷落，舉世畏敵，援兵不敢出關而先潰，陣兵聞其先聲而縮足，而毛文龍卻敢于率單弱之兵屢屢深入，襲擊后金后方，這種勇氣的源泉正是那慷慨任事的自信和追求功勛的狂熱。追求功勛的心永不滿足，它驅使著將領忘卻戰爭的危險，明知敵人難擋，仍然置生死于度外。

    鎮江復陷，后金以“千金購頭”，又于逃亡遼民中布置jian細欲圖加害毛文龍，但是毛文龍并不畏懼，他對朝鮮人說道“俺既以身許國，死生存亡，付之于天。事成則天下之幸也，不成則天下之不幸也。

    遼民之不信，俺亦已知。俺若為身謀，只欲保身，則豈能留滯至今，與此輩同事？此輩頃日亦倡綁送之言，俺一點丹心，有如皎日”。（《光海君日記》卷170）

    正如孫承宗所說，“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xue，飄泊于風濤波浪之心，力能結屬國，收離人，且屯且戰，以屢挫梟酋，且其志欲從臣之請，牽其尾，搗其巢，世人選懊觀望、惴惴于自守不能者，獨以為可擒也，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膽，頓令縮項斂足者愧死無地”。（《明熹宗實錄》卷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