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昇起初用木料作活字，實驗發現木紋疏密不一，遇水后易膨漲變形，與粘藥固結后不易去下，才改用膠泥。

    畢升發明活字印刷，提高了印刷的效率。但是，他的發明并未受到當時統治者和社會的重視，他死后，活字印刷術仍然沒有得到推廣。他創造的膠泥活字也沒有保留下來。但是他發明的活字印刷技術，卻流傳下去了。

    1965年在浙江溫州白象塔內發現的刊本《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經鑒定為北宋元符至崇寧年活字本。這是畢升活字印刷技術的最早歷史見證。

    宋人周必大年）曾被封為濟國公，老年時從沈括那里學來了畢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點小改動，把鐵板改為銅板。銅板比鐵板傳熱性好，易使粘藥熔化，但銅板比鐵板價格貴，這對一個公爵來說就算不了什么。

    元代的姚樞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楊古用活字版印書，印成了朱熹的《小學》和《近思錄》，以及呂祖謙的《東萊經史論說》等書。不過楊古造泥活字是用畢昇以后宋人改進的技術，并不是畢升原有技術。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饒州推官，集磁戶，造青磁《易經》一部。所謂青磁據專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燒成的陶活字。

    1718年山東泰安人徐志定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說略》。他將泥土煅燒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書，采用的仍然是畢升用過的方法。

    19世紀安徽涇縣的翟金生，因讀沈括的《夢溪筆談》中所述的畢升泥活字技術，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書的想法。他費時30年，制泥活字10萬多個。

    1844年印成了《泥版試印初編》。此后，他又印了許多書。20世紀60~70年代在涇縣還發現了翟金生當年所制的泥活字數千枚的刻東西的印章。這些活字有大小五種型號。他以自己的實踐證明了畢昇的發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對泥活字可行性的懷疑。

    1962年發現于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與楊古同時代的王禎年）創制了木活字。王禎是山東東平人，是一位農學家，做過幾任縣官，他留下一部總結古代農業生產經驗的著作——《農書》。王禎關于木活字的刻字、修字、選字、排字、印刷等方法都附在這本書內。

    他在安徽旌德請工匠刻木活字3萬多個，于元成宗大德二年試印了6萬多字的《旌德縣志》不到一個月就印了一百部可見效率之高。這是有記錄的第一部木活字印本。

    王禎在印刷技術上的另一個貢獻是發明了轉輪排字盤。用輕質木材作成一個大輪盤，直徑約七尺，輪軸高三尺，輪盤裝在輪軸上可以自由轉動。

    把木活字按古代韻書的分類法，分別放入盤內的一個個格子里。他做了兩副這樣的大輪盤，排字工人坐在兩副輪盤之間，轉動輪盤即可找字，這就是王禎所說的“以字就人，按韻取字”。這樣既提高了排字效率，又減輕了排字工的體力勞動。

    是排字技術上的一個創舉。元代木活字印本書雖已失傳，但當時維吾爾文的木活字則有幾百個流傳下來。

    明代木活字本較多，多采用宋元傳統技術。明萬歷十四年的《唐詩類苑》、《世廟識余錄》、嘉靖間的《璧水群英待問會元》等都是木活字的印本。

    在清代，木活字技術由于得到政府的支持，獲得空前的發展?？滴跄觊g木活字本已盛行，大規模用木活字印書則始于乾隆年間《英武殿聚珍版叢書》的發行。印制該書共刻成大小棗木木活字253500個。印成《英武殿聚珍版叢書》卷。這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用木活字印書。

    用金屬材料制造活字，也是活字印刷的一個發展方向。在王禎以前，已有人用錫做活字。但錫不易受墨印刷很困難，難于推廣。公元15、16世紀之際，銅活字流行于江蘇無錫、蘇州、南京一帶。銅活字印刷在清代進入新的高潮，最大的工程要算印刷數量達萬卷《古今圖書集成》了，估計用銅活字達萬個。

    1965年在浙江溫州發現崇寧年間的《佛說觀無量壽佛經》殘本，字體大小不一，有個別字被橫置，顯然是活字本。

    1907年，法國考古學家伯希和在敦煌發現1300年的幾百枚全套維吾爾文字母活字。1928年中國考古隊在吐魯番地區發現帶漢字的維吾爾文活字印本。

    1322年，浙江奉化縣尹馬稱德，用十萬木活字，排印《大學衍義》。

    1490年，江蘇無錫印書家華隧，用銅活字排印書籍千余卷。

    1574年，銅活字排印《太平御覽》1000卷。

    明代用木活字排印的印刷物包括《壁水群英待問會元》、《四友齋叢說》、《晏子春秋》、《小字錄》、《欒城集》等。

    明代銅活字本包括《宋諸臣奏議》、《渭南文集》、《石湖居士集》、《曹子建集》、《蔡中郎文集》、《吳中水利通志》、《唐人集》、《玉臺新詠》等。

    1725年，內府制造25萬枚銅活字，排印64套《古今圖書集成》，共32萬余卷。

    1733年雍正詔令制木刻活字。二十五萬余木刻活字，在一年內全部完成，排印2300卷《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現存清代活字刊本還有《常州府志》、《近臺記聞》、《無錫縣志》、《精訂綱鑒二十一史通俗衍義》、《紅樓夢》、《萬歷野獲篇》、《續資治通鑒長篇》、《學海類篇》、《南疆譯史勘本》、《仙屏書屋初集》、《音學五書》、《琳瑯秘室叢書》等。

    世界發展

    13世紀末，高麗用金屬活字印《清涼答順宗心要法門》，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金屬活字本。

    1376年，朝鮮出現木活字《通鑒綱目》。

    1436年朝鮮用鉛活字刊印《通鑒綱目》。

    16世紀末，日本用活字刊行《古文孝經》、《勸學文》。

    1440年左右，約翰內斯·古騰堡將當時歐洲已有的多項技術整合在一起，發明了鉛字的活字印刷，很快在歐洲傳播開來，實質上推進了印刷形成工業化。

    1584年西班牙歷史學家傳教士岡薩雷斯·德·門多薩在所著《中華大帝國史》中提出，古騰堡受到中國印刷技術影響；中國的印刷術，通過兩條途徑傳入德國，一條途徑是經俄羅斯傳入德國，一條途徑是通過阿拉伯商人攜帶書籍傳入德國，古騰堡以這些中國書籍，作為他的印刷的藍本。

    門多薩的書很快被翻譯成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在歐洲產生很大影響。法國歷史學家路易·勒·羅伊，文學家米歇爾·德·蒙田等，都同意門多薩的論點。漢學家安田樸曾以“歐洲中心論欺騙行為的代表作所謂古登堡可能是印刷術的發明人”為題，論證歐洲的活字印刷術來源于中國。

    意大利人則將活字印刷傳入歐洲的功勞，歸功于倫巴地出生的意大利印書家帕菲洛卡·斯塔爾迪，他見到馬可波羅從中國帶回來的活字版書籍，采用活字法印書。意大利人為此特地在他的出生地樹立他的雕像作為紀念。

    法國漢學家儒蓮，曾將沈括《夢溪筆談》中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一段史料，翻譯成法文，他是最早將畢升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史實，介紹到歐洲的人。

    古登堡所發明的鉛字，實際上同時含有鉛、錫與銻。因為活字合金含有鉛等對人體有害的金屬、使用麻煩以及工藝上的不足，在電腦排版流行以后，逐漸銷聲匿跡。

    活字印刷術、渾天儀、豆漿，這些都是中國人熟知的發明，不過，有很多韓國人聲稱它們的發明權歸韓國。這不，因為韓國的一本古籍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本，于是韓國人便聲稱自己是活字印刷術發明的祖先。

    韓國學者敢于宣稱“起源國”在于有“活字實物”、“印刷物文物”兩手證據。

    一手證據是《白云和尚抄錄佛祖直指心體要節》。韓國駐華使館官方網站稱2001年6月，《直指》終于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世界最古老的金屬活字印刷品；2005年9月韓國政府資助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清州為《直指》舉行了大型紀念活動。

    另外一手是他們根據《夢溪筆談》的記載對畢升的泥活字進行了還原，發現了“問題”，例如“易碎”、“不牢固”等等。韓國學者提出，畢升僅僅還停留在理論階段，只是一個設想，并沒有付諸實施。

    話說《直指》作為韓國金屬活字的“孤證”，受到了超越國寶的尊崇，宣傳攻勢十分了得，前總統金大中親自參加了古印刷博物館的活動，清州市和慶州市有“直指路”、“直指橋”等等——可見，韓國人已經把活字印刷當作發展旅游業的金字招牌。

    為了打造這個金字招牌，韓國前后動用了數以億計的金錢——僅僅是2000年的清州國際印刷出版展覽會和清州古印刷博物館開館十周年慶典，韓國政府便投入150億韓元舉辦。

    在捍衛中國活字印刷發明權方面，中國專家學者紛紛著述，推出數以百計的文章，更撰寫出一系列學術專著，例如張秀民、韓琦的《中國活字印刷史》，潘吉星的《中國金屬活字印刷技術史》，史金波、雅森吾守爾的《中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和早期傳播》，鄒毅的《證驗千年活版印刷術》，等等，闡述了活版印刷史上的諸多疑難問題，對“韓國為活字印刷術的祖先”這一論調進行了有力回擊。

    北京大學現代出版研究所所長肖東發教授更是指出，由于采取了“打印”方式，韓國的金屬活字最初每天僅能印10頁，經過多年改造后達到韓國金屬活字印刷頂峰的“甲寅字”一天也只能印40頁，速度上遠落后于采用“刷印”的中國的泥字、木字及金屬字印刷術。

    面對韓國的兩手證據，中國提出了“活字實物”、“印刷物文物”和“印刷發展史”三方面的證據。

    依照《夢溪筆談》中的記述，后人完全可以再造畢升當年發明的活字，清朝就有蘇州李瑤、安徽涇縣翟金生用畢升遺法制泥活字證明可行。

    而在當代，北京印刷學院課題組在2002年完成了這一工作，對韓國學者“易碎”、“常使活字掉下來”等質疑作了明確的否定。

    該課題組按照《夢溪筆談》“薄如錢唇”的描述制作了12厘米高和06厘米高兩種規格的活字，經專業測試和印刷試驗，不存在“易碎”問題。該課題組介紹，韓國學者制作的活字易碎可能是因為太薄或者燒制工藝不成熟。

    至于韓國學者質疑“常使活字掉下來”，課題組根據當時配方松香、蜂蠟和紙灰，只要粘藥用量配比合理，固版和拆版的效果都很好，黏著力也不差。課題組認為，韓國學者提出的問題實際上是由于使用了不良配藥，或者是固版所用的粘藥與畢升原法不同。

    除了今人對活字的“復活”，出土文物對中國四大發明也了有力的證據。21世紀初不斷發現比韓國《直指》要早得多的印刷本，寧夏賀蘭山山嘴溝石窟里發現的西夏文獻甚至詳細記錄了參與印刷各個工序的人員名單。

    從印刷發展史的角度看，必然先有雕版印刷，后有活字印刷。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國，最晚在唐代已經發明。

    孫壽齡通過對武威出土的西夏文《維摩詰所說經》多年的研究后證明了《維摩詰所說經》是泥活字印刷版本，這一學術實踐的研究成功，證明了泥活字印刷術源于中國對于活字印刷的爭論十分激烈，并由此開過世界的學術會議。

    而孫壽齡堅信自己的研究和判斷，他從武威出土的這件文物認定，中國才是泥活字印刷的鼻祖。

    為了拿出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他根據北宋大科學家沈括所著《夢溪筆談》中關于畢昇發明泥活字印刷術的記載，選泥、制料、刻字、燒制，排版印刷，他用自家做飯的土爐子燒制泥活字，一千多個日日夜夜，在煙熏火燎中經受了一次次失敗的考驗。

    最后，從爐灰中用皸裂的雙手扒出了3000多個既難寫又難認的西夏文陶字，又用畢之法摸索印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