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走向的歌公嶺山脈在三國交界的地方急劇地轉往南方。它和另外的三道山脈，還有兩條大江一起，形成了一個近９０度的巨大的折角。我們在１９５５年９月的時候到達了歌公山脈的主峰，黑熊山的山腰。那里既沒有路也沒有人。

    氣溫很低，應該已經是在零度以下了。

    我緊緊摟抱住那個外國女人的身體，把她赤裸的背脊壓在我的胸脯上。我的手環繞著她的肚子，她的肚子也同樣是赤裸的。我摸索著她肚腹的皮膚表面上，凹凸不平，翻卷扭曲的疤痕，而她皮膚以下包裹著的腹部肌rou，輪廓分明，結實堅韌。

    我們側躺在地下，篝火在我們前邊燃燒得通紅透亮。在寒冷的天氣中露營是一種讓人分裂的奇怪體驗。我們朝向火堆的那一面身體很快就變得燥熱難忍，可是另外的半邊卻仍然冷若冰霜。我穿著軍用棉襖和棉褲，寒氣還是像水一樣從后背滲透進來，慢慢地淹沒掉人的整個身體。在那時我也已經叫她虹姐了，我抱緊虹姐是為了遮掩住她赤裸的背脊，也是為了讓我們兩個人都能更暖和一些。

    兩國間的國境協定簽署以后，我們開始和對方聯合勘定邊界。中方勘界工作隊北方組的指揮部設在獐子鎮。但是我們需要到達的最北點是在距離獐子幾百公里外的山脈最高處。為了趕在當年完成勘界，我們整個秋季都在野外工作。那時的歌公嶺山頂已經開始斷續地飄落雪花了。

    最后這一次我們要確定的界標是兩國邊境的終點，再往西北方向就是印度。

    我們北方組上來了六個人，軍區派了一個班全副武裝的戰士負責保衛。我們帶了帳篷，可是有一頂帳篷被風刮跑了。我自己搶著要睡露天，男人們拿我沒辦法。

    從內地大學報名參加邊疆工作以后，我被分配到云南民族工委，那一年國務院安排了確定少數民族劃分的工作，開始的幾個月中我一直在民調隊里做邊境地區的民族調查?？苯缧袆娱_始以后，我因為一個偶然的原因借調到勘界指揮部。

    這里隨隊上山的女性很少，我卻是其中之一。到那時我在云南邊境只待了半年時間，不過因為跟邊民吃住都在一起，我能跟他們說些簡單的對話。五十年代是個年輕的時代，而且到處都缺人，雖然我還是個二十三歲的女孩，已經被當成處理民族事務的專家了。

    我第一次見到虹是在兩個月前。他們村的馬幫在獐子等貨。夏天天氣干燥炎熱，他們人和馬都露宿在鎮子外邊。５０年代云南的邊境地區還沒有開始社會主義改造，邊境兩邊的經濟關系仍然保持著解放前的樣子，彼此常有馬幫來往。境外的楠族和我們這邊的邊民原來同屬一個民族，只是被國界分到了兩邊。他們語言相通，也存在著很多因為遷居，或者婚姻形成的親友關系。

    那天我去找獐子的傈僳頭人，正好就是要請他幫助解決勘界隊物資運輸的事。

    太陽很大，我一直低著頭，突然抬臉就看到虹已經站在我的對面。

    當地一些民族的婦女并不穿上衣，所以那倒不是很大問題，問題是她身上的傷痕和她的鐵鏈。我再注意打量她的時候才知道她也沒穿下裝，除了不到十一二歲的小女孩，這在當地就很少見到了。

    以后回憶這件事的時候，我覺得一開始給我強烈刺激的，也許還是我見到她脖子上掛著的銅鈴鐺。在邊疆的大半年中我見到了許多貧窮，苦難，愚昧的生活境遇，我見到實實在在的階級壓迫和剝削。我們相信那正是需要以我們的熱情工作去改變的，我們信仰的理想最終將實現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偏遠的角落。而工作隊的女同志首先不能忍受的，卻是當地嚴重的重男輕女風俗。所有的農活和家務都是由婦女承擔，男人們整天無所事事的閑逛，抽鴉片，喝酒，在喝醉了以后痛打妻子。在一開始，我想到的可能只是男人跟女人之間的問題。哪有這幺侮辱女人的，我想。血涌在臉上，我的臉肯定漲得通紅。

    我說：「你……哪個寨的？」

    她背著很大的一筐馬草，看上去很重，所以也應該是路被人擋住才挺起腰來。

    她只是沖我笑了笑，沒有吭聲。她后邊一直跟著個男人，被她的大草筐子擋在后邊。那人從她后邊轉出來說：「女大軍同志……」

    當地人都這樣稱呼解放軍官兵，以后也同樣用來稱呼他們所說的「公家的人」，境外來的人也跟著那幺叫。他告訴我他們是境外過來的馬幫，到鎮里邊收點喂馬的草料，而這個女人……是頭人家的奴隸。

    我憋了一口氣沒喘出來，可能還張開了嘴。我不知道我要說點什幺。畢竟我前二十二年生活的地方是福建的廈門。在國內，川貴的彝族在５０年代還保留著奴隸制度，有傳說那里發生過劫掠漢人到涼山地區當奴隸的事件，不過云南西部的彝人已經是相當漢化的農民了。云南邊境民族當時也的確存在著人身依附關系，但是我從來沒有見到過有人使用那幺嚴酷的方式。按照紀律，我們不干預民族地區的風俗習慣，也承認山官和頭人的政治經濟權利。但是要有問題我們會去找他們談，他們對于大軍還是很敬重的。而對于國外的事我們就完全管不了了。

    有了第一|最|新|網|址|找|回|---2ü2ü2ü丶ㄈòМ次就會有第二第三次。以后我常在鎮里遇到虹。每次都是，她背著整筐的馬草，彎腰低頭，拖著手腳上的鐵鏈蹣跚地走在土路的一邊。當然

    ，也一直光著身子。她的馬幫請鎮里的頭人幫著收馬草，然后他們進來背出去。我后來想到他們為什幺總是帶著虹，而不是牽一匹馬來干這事。因為他們只要喊她一聲背草去就可以了。馬要卸貨，她不用，她自己能背上肩，到了地方能放下地。跟著可以把馬也給喂好。她除了能跟馬一樣背草，還能聽得懂人話，還能用手干活，趕馬人們就省掉了自己動手的麻煩。

    我有幾次在傈僳頭人家里談事，聽到底下鐵鏈響動就知道是他們來了。頭人送我下樓的時候他們一男一女就走在我的前邊，我看著虹抬腳，邁腿，腳腕骨頭上邊環著的鐵圈看上去又大又沉，她每走一步都不光是用腿，用腳，她得扭轉起腰的力量，去把那些磕磕絆絆的鐵鏈條拖動起來。

    我承認，我是看到她赤裸的大腿，和……屁股，那幺黑，那幺瘦的樣子，艱難的扭來扭去的樣子特別受不了。我不想趕過她，又沒法看得下去。突然覺得心里特別的難過，我在路邊站下等他們走遠，只想大哭一場。

    那天我已經知道，獐子鎮的馬幫去大理運貨還沒有回來，而因為山里氣候的關系，我們不能再等了。頭人找了虹的主人尼拉，我們這一次進山就是由虹他們跟隨勘界隊運送物資了。

    要不是這樣，我以后肯定不會知道虹在一座跟廈門差不多大的城市里上過學，不會知道她在像我那幺大的時候也在革命，而且……她做過的事比我要多上很多很多。在以后的很多年里，外國女人虹成了一直壓在我心底的一個記憶。我試著想像過，從她站在我對面的那一天開始，到以后跟我相處的那些時間，她心里的想法，我試著想過一個女人，是怎樣地度過在那之前，和那之后的，很多年中的每一天。我會覺得自己全身發冷。惡心，反胃那樣的冷。

    我問過虹，在她的家鄉里奴隸用多少錢能買到？她告訴了我一個不大的數字，我們還換算了一陣那該值多少人民幣。我問那是不是說會有人把她買下，會把她贖出來？我希望她總有機會能夠從這種處境里解放出去?？墒撬嬖V我，其實在她的家鄉并沒有什幺真正的奴隸，她是說像她這樣的奴隸。其實，那邊的大多數土司和頭人跟中國這邊的情況差不多，他們家里的仆人并不就是像她現在這個樣子。她說她自己是個犯人，一直被鐵鏈鎖著只是因為這個原因。

    我再問她要做過什幺才會遭到那幺嚴重的懲罰？她就不肯再說下去了。

    沿著盤山小路，呼吸沉重，步履蹣跚地攀登著哥公山脈的每一個勘界點，我們在路上有很多說話的時間。我們的隊里有測繪專家，他們要在那上面確定界標的經緯度和高程。有那一個班的警衛戰士，還有尼拉和虹的馬幫。他們的馬馱著我們的給養，衣物和帳篷，再加上測量器具。因為登上山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往往是騾馬都沒有辦法行走的，除了馬匹我們還雇請了背工。山民們可以背負起一百幾十斤的重量跟著我們走上一天，虹也和他們一樣。

    在那之前我已經隨隊工作了一段時間，不算是新手了。我能自己走完山路——當然是空著手的。我有意落到隊伍后邊，跟虹姐走在一起。因為那時候隊里只剩下了我們兩個女人。

    北部勘界活動開始的時候是由內地來的何靜雅教授主持，她是建國后從歐洲回國的測繪專家。正是因為勘界隊里都是男人，才把我調到這里來照顧她。她是個和氣的老太太……當時我們年輕人是那幺覺得，不過現在想起來她那年也不過五十剛出頭吧。

    她發病的那次是我們剛離開過夜的寨子，準備出發去第三個界標點的時候。

    隊里為何教授是備了馬的，她突然說覺得不舒服，我轉身去扶她，她幾乎是立刻就伏到了我的肩膀上。我覺得她握住我的那只手又緊，又冷。她全身發抖，已經說不出話來了。

    隨隊的衛生員是軍區來的，除了創傷包扎以外，接受過治療高山病的培訓，不過那也使他想當然地認為何教授是高山反應。他手忙腳亂地找藥，我們還帶了一套在當時非常寶貴的便攜氧氣瓶，被打在馬隊馱著的包里了，我們急著叫尼拉他們把馬牽過來。過來的是虹，她從里邊找出氧氣瓶，稍稍猶豫了一下，就蹲在一邊擺弄起來。她給氣瓶接上導管，包里有酒精，她用藥棉蘸了酒精給鼻導管消毒。那時候我們都沒注意到這些。以后回憶的時候，我們才想到她是一直在旁邊仔細觀察何教授的。過了一會虹拽了拽我的衣服說，meimei讓我一下。她蹲下去解開了教授的領子，伸手到她的衣襟里邊摸索著，取出來一個小瓶子。她對我說，給她吃這個。她用楠族話說：「心，心臟不好?！?/br>
    頓了一下她突然說：「Ｎｉｔｒｏｇｌｙｃｅｒｏｌ?！?/br>
    那是英語，說的是硝化甘油，治心絞痛的。我正好在教會中學里記住過這個詞。這一下讓我的腦子悶住了，我不知道該怎幺樣地看待這件事，反正我只是知道，肯定有什幺地方完全的不對頭。那天整天大家一直忙著照顧何教授，把她扶回寨里躺下。她到下午的時候已經好了一些。我們才知道她有心臟病，為了參加勘界活動一直瞞著大家。那是在所有人都決心與祖國一起，奮發圖強的五十年代。

    而虹顯然看出了她是心絞痛發作，并且猜到了她會自己帶著藥。

    何教授是我們的寶貝，隊領導堅決不能讓她再上山。隊里決定留下衛生員陪她休息，等情況再好轉些后返回獐子?，F在剩下的問題是，繼

    續上山的隊伍里邊誰管治傷治病呢？

    就讓小韓來干吧，反正她是女的，打個針喂個藥什幺的，她們天生就會。

    小韓說的是我，可是要說女的天生能給人治病，那當然是胡扯。只不過隊長并不是那幺扯的一個人。他跟我說，你去問問他們馬幫里的那個嫂子，她是怎幺回事。

    李隊長是軍區的作訓參謀，抗戰時代的老八路，其實是什幺都看在眼睛里了。

    我招呼了一個小戰士跟我一起去找虹。他們的人馬照樣露宿在寨子外邊，點著火堆。天黑，隔著不少路我就覺得傳過來的聲音很奇怪，看人影有的站著，有的像是趴著。我還是個姑娘，開始并沒有怎幺去想。等走到更近了，才突然意識到他們是在跟虹干那事。

    我咬著嘴唇往后退。我讓那個男孩去跟他們說，把虹找過來。他也害羞，可是他是個兵，不能不勇敢。過了好一陣子他帶著虹姐過來了，一路嘩啦啦的鐵鏈子響動。

    我跟虹在寨子口的大樹底下坐了大半個晚上。虹說了不少她的事。除了她的家，她的學校，和她的戰爭之外，還有她的鐵鏈，還有她為什幺不能穿上衣服了。

    我想，她其實也是有需要跟人說話的愿望吧。

    再出發的時候我帶著藥箱，不過要是隊里誰有什幺問題，我們就去找虹。白天走路的時候，虹當然還是得背貨了，她照樣背著她那個裝填的結結實實的竹編背筐，看上去大到像是能把我整個人裝進去，里邊塞著我們的一頂帳篷，三條毛毯，筐沿上還橫捆著一扎搭帳篷用的繩子和木樁。宿營的時候我試過，我用上兩只手能勉強把它提起來——提到空中停上三秒鐘。而且……按照他們的規矩，一路上虹都是被脖子上的鐵鏈拴在前邊的馬鞍上的，她得走的跟馬一樣快。我緊緊的追在她的邊上，很快就聽到她從胸腔深處發出的，低沉而悠長的呼吸聲音。

    在跟過一天以后，我發現在虹姐的背工路上最使我心悸不已的，并不是她筋骨凸露的赤足在重負的壓迫下，痙攣著扒緊山巖，扭曲足趾，擰轉腳踝，撐直起來腳背，一步一掙的樣子，也不是自始至終沒完沒了地響動著的鈴鐺聲音和鐵鏈聲音。在她一邊邁步，一邊突然開口對我說meimei躲開一點的時候，我并不知道要發生的是什幺。接著尿水就從她的身體里激流而出。有些零星的水柱噴向前方，當然更多的是匯聚在虹的兩腿之間。隨著她身體的擺動，尿液環繞著她黝黑的大腿和小腿四處流淌。

    我能想到，以她那樣沉重而且連續的步行，大概根本沒有辦法節制自己的身體，她只能放開自己的器官，讓里邊的內容聽憑壓力急泄而出。

    我繞開地下蔓延著的水漬趕上她。我們一時都沒有說話。后來她像是有些道歉似得說，他們不會為我停下的……到了地方要是有水……就找點水洗洗。

    晚上宿營以后我坐在帳篷口上，看著馬幫那邊的火光。在最后登上需要設立界碑的山頂之前，我們沿著山谷已經走了好幾天了。谷底是有水的。我看到有人帶著虹往坡下的溪水邊走，等到他們回來，男人就圍了上去。他們一點也不遮掩，一點也不在乎，真是一群畜生。

    我去找過尼拉，跟他說該把虹從馬鞍子上解下來。難道他還怕她跑掉不成？

    尼拉對我的態度倒是恭恭敬敬，可是他說：「女大軍同志，我不是擔心她逃跑，我是怕她一腳踩空了掉到山底下去?！?/br>
    他說：「您都知道了，她是國家的犯人，國家沒想讓她死她就不能死，我們惠家只是幫著國家看住她而已。您想，這又有刀又有槍的，晚上大家都睡著了，誰知道她會干點什幺？她就是抹了自己的脖子，我對國家也不好交代了是吧？」

    他們結束以后我站起來走到那邊去。虹姐蜷縮成一團側身躺在碎石頭坡地上。

    她脖子上的鏈條現在是繞在邊上的樹干上了，而且她被反銬著兩只手。每天晚上都是這樣，他們把她折磨夠了，要睡覺了，就會把她反鎖上手。再把她拴到樹上。

    要是是在很高的山頂，沒有什幺植物的話，趕馬人們會把鐵鏈鎖到騾馬馱運貨物用的貨架上，上邊壓滿了貨的。反正是，確保虹不能想出辦法來抹自己的脖子。

    她確實幾乎是什幺也不能做，除了眼睛。虹姐從地下轉過臉來，注視著我走近她的身邊。以后的很多天中我都是陪著她過夜的，她知道我會來。我緊貼著她身后躺下，抱緊她。

    有幾次她稍微有些掙扎，有點煩躁的感覺。我知道那是因為天還不夠冷，我的衣服刺激了她的皮膚，讓她有過敏反應了。她的身體在零度以上的氣溫里不能挨上布片。天很黑，我藏在虹姐的身體后邊，火光照不到我的這一邊。我把手伸進胸口解開了棉襖的紐扣，把內衣往上一直拉到下巴底下?，F在緊貼在她肩膀和背上的，是我自己赤裸的胸口了。我想，這樣她會感覺好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