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為“自我”的生命，也似乎停滯了。

    可朝政卻并未停滯一分一毫。

    在姜湛大婚的酒宴上，從西北駐地短暫歸京述職的姜越叫住了將要離席的他，負手站在飛華殿外的金柱旁，淡淡地問他：“裴大人今日少言寡語，近來可是不順心么？”

    那時他以為姜越是要揭他傷疤、說風涼話，便笑著諷了句：“順心與否，都比不上晉王爺春風得意。聽說這是又要領兵西行了？恭喜恭喜?！闭f罷抱拳告禮，袖手離去。

    他的離席只不過是那一場浩大宮宴的邊邊角角，而至于政事，在姜越那夜目送他黯然離去后，也依舊如火如荼地進行著。

    張嶺借新政之機提出“改學”，諫言樹立新風，要令天下人懂法守規，故而大規模興建張氏業下的律學學堂。裴鈞多次上表反對，并在朝堂上與張嶺你來我往地相互攻訐，姜湛卻以為多修學堂無傷大雅，也無非為學，在治學上，就并不制止張嶺一家獨大的局面。于是，裴鈞只好帶領翰林一部分崇尚自由學風的官員提出修訂全國范圍的教本、教義，主張律學是諸多學科之一，不應獨樹于眾科之上，并在京中設講壇、開議市，以金銀換諫言，主張天下學子暢所yu言。

    此舉被朝中自詡清流者諷刺為煽動人心的jiān佞之行，甚言裴鈞要讓天下人都來教皇上做事，簡直是心懷鬼胎。這一時讓裴鈞與姜湛的關系在和親之事后更見微妙。

    改革阻力和政治壓力，在姜湛的搖擺不定中盡數積壓在裴鈞的背脊上。裴鈞承受著所有不予理解的罵名。自禮部始修教義后，地方書院不再能夠用以往刻板的教條來束縛考生，愿意花錢在書院念書的人益發少了。這叫地方鄉紳荷包漸空，滿腹怨言，繼而導致裴鈞對寺子屋和吏治、稅法的改革完全無法在鄉鎮實行。

    朝臣們等著看他的笑話。朝中除卻六部主心骨外，面對日復一日的嘈雜輿論，也無人再想支持他的決議。每一次的諫言，不過是在一眾朝臣的口舌間推來推去。

    如此，來來回回的政治游戲一直隨同新政走到了元光十三年。春潮之后，鹽民反了。多個地域一同響應，打出個旗號來：貪官污吏必須死。

    新政為的是安撫生民、積攢國庫，鹽民一反直如釜底抽薪，十足十地表明了新政的敗落。

    薛太傅引咎辭職，張嶺一病不起，裴鈞無奈之下披袍入閣，替了太傅的位置，借由“新政”的殼子，再頂下了更多的辱罵，開始了一場歷時五年的，由他自己引領的變革。

    從這一刻起，時間像是忽然被塞入了疾行的馬車中，霎時變得飛快；窗外的景色也遑遑飛過，那些遺忘了或難忘的，都像是流水般從指縫溜走。

    在軍事上，裴鈞為防前朝擁兵叛亂的先例，一再地加強著中央皇權對地方軍的管控；在政事中，他開始極力打壓蔡張，借貶謫蔡飏來掣肘蔡延，又把張三從法司轉出為翰林院士，只做文職，并不許國境內修建一切張家學堂，已有的也盡數拆毀，違者以cāo控人心為由嚴懲不貸。

    至此，內閣多為撰寫詔書與議事的所在，票擬的權與利隨之弱化，漸漸，更多的取舍和cāo控權就都掌握在了姜湛這個皇帝的手里。

    裴鈞善于與姜湛商討。他教授姜湛如何思考、分析，如何得出政見，也教授姜湛如何發號施令。待姜湛有了自己的取舍，他便開始更放心地南下北上，去看更真切的天下人間，去看南疆北土的征戰不休和流民遍野。

    他走后，姜湛在宮中惶恐不安。失去了身邊人庇佑的姜湛每一日都怕有人暗害。于是裴鈞就每日都寫信回宮，從不間歇，一是要把天下民生寫給那天宮里的皇上看看，二是想讓姜湛每日有信可期，能心安一些。

    然而信件寄出后，他看了姜湛的回信才知道，原來姜湛往往十天半月都收不到信，或是忽有一日能收到十天半月里所有的信。這便意味著驛遞不通、官道不暢。于是裴鈞便想到政令被阻、下情不可上達，必然也有此原因。因此，他逐條清查，一舉取締了沿途官道的勛貴壟斷，不允許地方盤剝克扣，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