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情況告訴了我。

    那位海外部副主任跟我說，巴黎記者站的朋友按著雅男寄出最后一封信的地址去找過雅男母子，但是當地人說，她們母子一年前就搬走了。后來，那位記者就用從北京發過去的那張雅男母子的照片，在巴黎的兩家報紙上登出了尋人啟示。

    三天后，終于找了雅男母子下落。

    聽到這里，我有些按耐不住了。我問道：她們母子都還好嗎？

    那位副主任看了看我們頭兒，然后對我說：孩子很好，在一家教會辦的兒童收容院里。

    我的頭嗡地一下大了起來，我勐地站起，失聲地喊道：那雅男哪？她怎么樣啦？快說！

    她三個月前被送進了一家教會醫院，目前正在接受治療。她得的是惡性腦腫瘤，也就是癌癥.聽到這句話，我整個人一下子就頹落在椅子上。

    過了良久，我象是對頭兒和那位副主任說，也象是自言自語：我要去看她，我要去陪她。

    頭兒走過來，扶著我抖動不停的肩膀說：小盧啊，別急，別急。你可以去看雅男。

    而且雅男也很想再見你一面。我們正在和法國駐北京的大使館聯系，為你們想辦法，爭取讓你和雅男早一天見面。

    也許是脆弱也許是出于感激，我撲通一下子就跪在了兩位主任的面前，我含著眼淚說：我替雅男還有我的兒子冬冬先謝謝二位了。

    我的頭兒從來沒有看見過我這樣激動過，他趕緊過來把我從地上拽起來，他對我說：小盧，不興這個，不興這個，快起來，快起來。

    我看到我的頭兒和那位副主任的眼睛里面也都噙滿了淚花。

    九零年那會兒，不象現在，拿到歐盟十幾個成員國任何一個國家的簽証都可以自由進入法國。當時歐盟各國之間邊境還沒有相互開放，要想去法國，唯一的辦法就是獲得法國大使館頒發的簽証.可當時想獲得法國的入境簽証難度相當大。

    因為法國大使館還沒有對大陸開放旅游簽証這一塊，他們衹受理留學或學者交流訪問、商務、公干和探親四個種入境申請。

    我當時提出去法國的理由就是最后一種，探親.但是，我被拒簽了。理由是沒有任何法律文件証明我和雅男有直接的親屬關系。雖然我的頭兒派人以通訊社的名義幾次和法國駐北京大使館的領事部交涉，希望他們能夠從人道的角度為我前往巴黎探視重病中的雅男提供方便，但是都沒有結果。

    那天，法國領事館的簽証官和我做了十幾分鐘的談話后，最后對我說：盧先生，實在抱歉，不是我不同情你和雅男女士的遭遇，衹是有礙于我們內政部有關規定。另外你的資料和這次申請來法國的理由也已備桉，不可以更改。你要想盡快來法國探望雅男女士，唯一的可能就是你能夠出示你和雅男女士是夫妻關系的証明，否則你一定要等六個月后以其它的理由重新提出申請。

    簽証官的話，意味著我要想去看雅男，就必須要先和蕭文離婚，然后再和雅男結婚，衹有這樣，我才能成行。

    我感到這對于和我剛剛結婚沒有多久的蕭文來說實在是太殘酷了，我實在無法啟齒。

    時間在一天天地過去，雅男的病情在一天天惡化。我心急如焚。

    看到我終曰眉頭緊鎖，神志恍惚的樣子，細心的蕭文她似乎想到了什么。有一天晚上下班回來，她摟著我的脖子一邊吻我一邊說：親愛的，和你說件事兒，你可別生我的氣。我今天上午給你單位的頭兒去過電話。你的頭兒把法國大使館拒發給你簽証的事兒和我全說了。我自作主張下班前從我們醫院開了張離婚証明書，我們倆明天就去辦手續吧。

    蕭文她故作輕松，實際上她是忍著多么大的心痛啊。

    我心里一酸，緊緊地把她摟在懷里。我動情地說：對不起啦，文文。我知道這對你很不公平，我也真的不想走這一步，可我怕再拖下去，就看不到雅男了。

    我去看過她們母子后，回來就和你復婚。

    蕭文在我的懷里喃喃地說道。

    別說了，我都知道，我永遠都是你的妻子，我會等著你回來的。

    蕭文她越是這樣說，我的心就越難過，越疼痛不已。

    過了好一會兒，心情漸漸平靜下來的我，放開蕭文，一邊要去拿外衣，一邊對她說：我們回你父母家和他們兩位老人商量商量吧。

    蕭文從我手里拿開衣服對我說：不用了，今晚我們倆好好在一起。上午我已經在電話里和他們兩位老人講了，雖然他們很難過，但是為了重病中的雅男，他們也衹好同意我這個權宜之計了。

    第二天上午，我先去單位也開了張離婚証明，然后和蕭文一起來到我們原來辦理結婚登記的街道派出所辦理了離婚手續.為我們辦理手續的那個女民警認出了我們，她萬萬沒有想到我和蕭文剛剛從她手上接過結婚証書還不到一年，就分道揚鑣了。開始她還勸了我倆好一會兒，說什么小兩口兒吵架隔夜就好，讓我倆可千萬別意氣用事。她批評我一個大記者識文抓字的更應該象個男人，要有點胸襟。她甚至建議我倆先回去考慮幾天后再說.我和蕭文倆聽后不知